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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师与印光法师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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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师与印光法师的因缘》

----秦启明----

【续上期】

普陀山之行的四大收获是,弘一大师如愿实现了皈依印光的愿望。并以弟子名义,于普陀山法雨寺事师七日。从此弘一把印老奉为师尊。作为弟子,弘一很快意识到:欲使印光中兴之净土宗传承不绝,长盛不衰,尚待后继者奋起,弘传净土,未有穷期。身为门墙,理应从印光手中接过薪传,添砖加瓦,不遗余力,务使印光中兴之净土教宗更上一层楼,才不负归依师印光之期望。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的目标,大师又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一、劝请俗友归信净土

自发愿归礼印光,凡有俗友来信或来访,弘一总是竭劝请对方,发心念佛,归信净土。在大师的努力劝请下,许多俗友相继礼佛归信净土法门。

如1924年1月,弘一曾致函天津盟兄李绍莲,劝彼劝阅前寄《印光法师文钞》,赶快发心修习念佛法门。信云:“曩那《印光法师文钞》,当达丈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达,毋遗下问,愿穷凡智,以酬来旨。附斋佛与一函,希垂省晚,以自督励:流光迈驰,眴息来世。幸宜及早努力,毋致当来后悔79 。”

再如1924年春,弘一曾致函南社社友姚石子,劝彼归信净土法门,争取“自利利他”。信云:“净土宗──为佛教诸宗之一,即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也。此宗现在最盛,以其广大普遍并利三根。印光法师现在专弘此宗,余亦归信是宗,甚盼仁者亦以此自利利他80 。"

又如早年沪上文友袁希濂,曾利用担任法曹公出之便,多次往访弘一。大师每次均劝彼“朝夕念佛”,快读《安士全书》,不忘归信净土。迫于公务繁忙,延至1926年丹阳法院任内,袁氏终于觅得《安士全书》,连忙披读,方悟学佛乃了脱生死之当务之急,刻不容缓,遂于法院辟室“设立佛堂”每晨念佛,并跪诵《大悲忏》,顶礼诸佛菩萨。复于翌年卸任,皈依印光法师,发心放下一切,专修净土法门。就这样,在弘一大师的劝请下,袁希濂走上了修习净土法门之途。故云:“余学佛之机”全仗“弘一大师启迪之。81 ”

二、率先发明听钟念佛

根据本年出家以来的亲身实践,弘一大师深切体会到:初学念佛,很难抑制妄念;持珠记数,一时也难习惯适应;在家居士念佛,也因环境影响难以摄心念佛。为了方便信众初学念佛,为了一尽弟子之能,1927年春,弘一大师于温州庆福寺率先发明《听钟念佛法》。办法是将座钟(或挂钟)走时之“叮当叮当”之声,设想作“阿弥陀佛”四字。如念六字佛者,即以第一“叮”字为“南无”,第一“当”字为“阿弥”,第二“叮”字“陀”,第二“当”字为“佛”。如欲减慢速度,可将“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八字,设想作“阿弥陀佛”四字。即以每一“叮当”为一字。如念六字佛者,即以第一“叮当”为“南无”,第二“叮当”为“阿弥”,第三“叮当”为“陀”,第四“叮当”为“佛”。

经过实践验证简便可行,弘一便拟写《劝人听钟念佛文》,寄交普陀山印光法师。但见弟子这一创造,既解决了初学念佛者的诸多困难,又为在家居士摄心念佛创造了条件,因而印光深表赞许。先覆信弘一云:“凡夫之心,不能无依,而娑婆耳根最利,听自念佛之音亦亲切。但初机未熟,久或昏沉,故听钟念佛最为有益也。”82后将此文推荐给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于同年四月《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听钟念佛法》也就此在佛教界广为传播。

三、助缘法会克尽所能

自皈依印光后,凡是印光举办弘法盛会,弘一总是随喜助缘,克尽弟子所能,或书写法语字幅,或寄赠本人编写之佛书经书,或施资助缘。殊为可叹的是,由于迭经贼祸,上述实物目前已很难找到。因此,有关弘一助缘印光法会的具体情况,目前已难以查明真相,只能从有关的片言只字中了知一二。如据李芳远《哭亡师弘一上人》云:一次印光法师举办法会,因不愿向外界化缘,经费十分拮据。弘一得讯,先是倾本奉献所有现金,因金额不足,弘一又卖掉了随身所带之棉被等等。在弘一的鼎力相助下,终于使印光主事之法会如期举行,而赴会随喜之弘一,甘愿忍受寒夜之侵袭“坐着睡”,83坚持至法会圆满。

四、为师撰文弘扬盛德

早在参礼普陀山之前,弘一大师便已接受周孟由的劝请:“当来探询法师(接指印光法师──笔者)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84”表示留待他年参礼普陀,实地考查印光法师德行之后,“必期成就此愿85 ”可至普陀皈礼印光后,弘一才始意识到:周孟由嘱写之“印光大师传”动笔“甚为不易”。原因是印光埋名遁世威德谦光,因此“若稍赞誉”,则违师训;“若太平淡”,则不契时机86 。莫奈左右为难,故致大师所允是文迟迟未能落笔。直到1940年12月2日印光在苏州灵岩山寺圆寂,寺主妙真函请弘一撰写“印光大师略传”,弘一为皈依师印光撰文一事,才又重行提到日程。为了避免轻慢高僧印光,弘一既没有撰写“印光大师传”,也没有撰写“印光大师略传”。经过反覆考虑郑重斟酌,弘一才于1941年夏撰成《略述印光大师之威德》一文。作者指出:印光“大师为近代之高僧,众所钦仰。其一生之盛德,非短时间所能叙述”,加上大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故今仅举常人“所能随学者四端”一“习劳、惜福、注重因果,专心念佛”,“略说述之”。重点强调“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87”,故此弘一提议广大信众努力弘传印光四大盛德。

普陀山之行的五大收获是,弘一大师与印光法师之间,在相互平等、相互信赖的基础上,缔结了法缘,建立了道谊,彼此同为弘扬净土教宗而手合作,不分师弟。

早在弘一写信问学之时,印光便回信坦诚表明:光之为人,从不欲人恭敬。因此要求信首不得“即称师尊”,应“仍用印光二字”为妥。如若“过为谦虚,反成俗套”。原来印光恪守先哲遗教,但凡同辈学人请益,皆不愿被奉“师尊”而受恭敬。果能一“尽他山石之愚诚”而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目的在于阐扬佛法,本是出家人应尽的责任。因此请益者只须按照先哲常仪“作礼申谢”即可,无须冠以“师尊”而屡加恭敬。根据这一要求,弘一从此写信改称“普陀印光法师”或“印光法师”88 。正是这种新型平等的师弟关系,为两位高僧之间的道谊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弘扬净土法门而互为护法创造了条件。

一、应召而起戒杀护生

提起《护生画集》第一集,一般论者均认为源于纪念弘一大师五十寿辰。此说当然不能说错,但只有“果”没有“因”,还说不上完整。原来《护生画集》之“果”得归结于印光提倡“戒杀放生”之“因”。早在二十年代初,印光便大力提倡“戒杀放生”。真以“心佛众生一体之义”开示“戒杀于生”之要:“若能于放生戒杀实力奉行,近则息杀因,远则灭杀果,所关者大!亦非仅为物类计耳89”。1922年,魏梅生居士秉承印光此旨,于南京三汉河创建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又重印明代高僧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戒杀放生招贴纸,一场遍及各地城乡寺院的“念佛放生”活动也由此而起。弘一大师应召而起,即向友人大力宣扬印光这一善举。如1924年致函南社友人姚石子时告诫云:“不宜买活物在家中杀戳。若需要者,可买市上已杀之物。如是虽食荤腥,亦可减轻许多罪过90”。大师随信还附寄莲池《戒杀放生文》一册,戒杀放生招贴纸三份。正因为此,弘一大师在与李圆净函商筹编《护生画集》第一集时,最初定名曰《戒杀画集》。并要求画集出版后:“凡老辈旧派之人,皆可不送或少送为宜”。原因是“彼等未具新美术之知识”,所以“必嫌此画法不工,眉目未具,不成人形91”云云。由上可知,1929年2月上海开明书店首印之《护生画集》第一集(丰子恺绘图.弘一题字.李圆净编辑),本是弘一向应印光之召──提倡“戒杀放生”而结出的硕果。有鉴于此,当年初版《护生画集》第一集卷首,还刊有印光鉴定.李圆净撰述之《护生痛言》,重申了印光提倡“戒杀放生”之要:“天地之大德曰生,世人之大恶曰杀生92”。呼吁人们奋起护生,反对杀生。

二、合作序文弘传佛像

1938年、 上海费慧茂93 居士将历年收集之唐、宋、元、明、清五朝名家所绘观世音菩萨圣像,汇编成《历朝名画观音宝相精印》一卷,在沪付印一千册分赠有缘。目的是“期见闻者同生正信,同念圣号,同消宿现之恶业,同种菩提之善根94”。为襄助费氏这一功德,印光与弘一合作序文。同年10月31日(夏历戊寅九月初九日),印光撰成《历朝名画观音宝相精印流通序》,交付弘一手书。翌年2月弘一书就,寄交费慧茂刊于《观音宝相》卷首。这篇师弟合作的序文,正是印光与弘一同为弘扬净土法门而互为护法的又一物证。其主旨在于告诫人们,在“争地争域互相残杀”的国难期间,唯有至诚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祈求菩萨“慈佑”,才能得以“逢凶化吉”。序文云:

“近多年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争地争域,互相残杀。人祸既烈,天灾又临,水旱虫灾,同时降作。此种灾祸,皆由大家宿世现生种种恶业之所感召。然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当此天灾人祸并临之时,若能发至诚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誓愿从今以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决定即蒙慈佑,逢凶化吉。于诸难中不受危险,乃以现前念菩萨圣号之别业,转宿世现生之共业,故得常获吉祥也95 。”

三、在闽首创生西助念

弘一大师于出家之初,即对临终助念一事甚为关注,竭力为病危者争取临终关怀。如在杭州虎跑未及落发,得知俗友夏丏尊“父病日剧”,大师即根据净宗教义去信劝请云:“宜多说佛往生之法。”指出“临终一念,最为紧要!”尽管“多生多以来善恶之业一齐现前”殊为“可畏”,但只要能做到“正念分明,念佛不辍,即往生可必95 。”步入三十年代李圆净根据印光旨意,编撰《筋终津梁》一卷。是书要旨有二:一、是为净土教宗的临终关怀,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一系列操作方法;二、是吁请各地佛教界建立生西助念会,大力倡导临终关怀。不言而喻,当是印光弘扬净土教宗的又一举措。弘一大师闻风而起。先于1933年1月假厦门妙释寺宣讲《人生之最后》,将《筋终津梁》一书内容,巧妙地诠释为通俗简要之四部份:1、病重时;2、临终时;3、命终后一日;4、荐亡等事。

复于同年11月,在泉州开元寺亲自发起倡办“江生西助念会”。一举在闽南首开立会生西助念之新风气。为使该会保持正常运作,务使助念活动纳入正轨,大师还亲自拟定了《江生西助念会简章》:申明“本会以集合道侣互助临终正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宗旨。”故“凡信仰佛法发愿生西者,皆可入会为会员。”宣布分设僧众部、男居士部、女居士部。推举会长一人主持日常事务,各部再推正副部长各一人负责召集。凡有病危者要求临终助念时,“可命其亲属通知部长,即由部长邀各会员”赴彼现场,举行生西助念活动。为了避免外界“讥议”,规定所设三部,“应各分界限”分别助念。凡本会会员生西者,应酌定地点“聚集全体会员念佛回向一日96 。"

四、共倡念佛拯救国难

1937年7月,日寇侵华,抗战爆发,中国人民面临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正在苏州灵岩山寺闭关安居之印光法师,急国人之急,当即开关吁请闻法信众云:“飞机大炮常常有,当此时应精进念佛菩萨名号。不应死者,可消灾减难;若定业不可转应被难命终者,即可因此生西方97 。”为了向应印光此议,共倡念佛拯救国难,弘一于1938年冬在泉州开元寺宣讲《劝念佛菩萨求生西方》。大师慨然指出:“念佛常人惟知生西,但现生亦有利益。古德尝依经论之义谓念佛有十大利益,故念佛菩萨可避飞机炸弹大炮,亦决定无依98 。”因为越是生命“十分危险时,念佛菩萨必恳切,容易获感应。”并就“此次与日本抗战”惟泉州“安然”无难为例,说明此即凭借“诸君念佛诵经之力”,才使泉州幸“免一时之危险99 。”然后根据这一实例,要求闻法者深信印光所言:只要精进念佛,必可消灾减难。大师本人更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一面分赴闽南各地弘法讲经,劝请闻法者读诵《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难消除民众安乐100 。”一面在弘法之地大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字幅,广赠闽南各地信众。直到1941年冬,弘一大师还在泉州开元寺倡办“结七念佛”,拯救国难。功德完满,大师又书写字幅留赠寺方,要求见者闻者奋起救国念佛。内云:“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101 。”

弘一大师与印光法师是中国近代并世两大高僧。在相隔半个世纪之后追溯他俩之间的因缘会合,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言:耳提面命,淳淳教诲,服膺终生,不改初衷;在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回顾他俩之间的嘉言懿行,依然光彩熠熠相映生辉:弃置名利,不求恭敬,互为护法,无分师弟。令人肃然起敬,回味无穷!无容置疑,重温两位大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的道谊,重温两位大师“名闻利养,不介于怀”的谦光盛德,必将使人们得到无限的启示而受益无穷!大德之交,垂范千古!

【全文完】

【注释】

79 弘一《致李绍莲信》,同(72)。

80 弘一《致姚石子信》,同(72)。

81 袁希濂《余与弘一大师之关系》同(33)

82 弘一《劝人听钟念佛文》,1927年《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十七期。

83 李芳远《哭亡师弘一上人》,同(4)

84 弘一《致王心湛信》,同(8)

85 同(84)

86 弘一《致陈海量信》,同(72)

87 弘一《略述印光大师之威德》,1943年上海弘一大师纪念会编印《晚晴老人讲演录》。

88 印光《致弘一法师信》,1990年北京三联书店《弘一法师书信》。

89 《印光大师史传》1954年苏州灵岩山寺编印《印光大师言行录》。

90 弘一《致姚石子信》,同(72)。

91 弘一《致李圆净信》,同(8)。

92 印光鉴定.李圆净撰述之《护生痛言》,1929年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护生画集》第一集。

93 费慧茂:三十年代旅沪名居士。江苏南通人。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其佛学、编辑、书法等方面修养,深得弘一赏识。

94 印光大师撰文.弘一手书《历朝名画观音宝相精印流通序》,原件存苏州灵山寺佛教文物馆。

95 弘一《致夏丏尊信》,同(22)。

96 弘一《江生西助念会简章》,同(39)。

97 弘一《劝念佛菩萨求生西方》,同(49)

98 同(97)

99 同(97)

100叶青眼《千江印月集》,同(33)。

101原件由泉州开元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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