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年－184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锐意改革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和功业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龚自珍还是虔诚的佛教徒，他自称“震旦佛弟子”。

龚自珍幼年随父亲住在北京法源寺附近，他常常“辄据佛座嬉戏，挥之不去”。长大后，他也经常逃学到佛寺，看僧人诵经拜佛。他的前辈和朋友中有不少精于佛学的居士、学者，在和他们的交往中，龚自珍耳濡目染，对佛学知识和佛法的兴趣逐渐增加。29岁时，龚自珍正式起信学佛。他写诗告诉妻子“我欲收狂渐向禅”，并且准备过“一卷金经香一炷，忏君自忏法无边”的生活。

龚自珍自称比他年长26岁的学者江沅是他学佛的第一位导师。江沅的老师彭尺木居士，号知归子，信行净土宗，是近代居士佛学的开创者。《龚自珍全集》中有一篇《知归子赞》，对知归子推崇备极，认为他是“大菩萨度世示现”。所以，龚自珍也是由净土宗起信的。他立志学佛后，作了一篇《发大心文》，他在文中表示，要先发愿断灭贪、嗔、痴三毒，继而发心正思维，并发誓待自己成就后，要度尽一切众生。

龚自珍不仅发大愿，更勉力持行大愿。他读了很多佛经，并精进诵经和持咒。在《龚自珍全集》中，有50篇关于佛学的文章，正是他学佛的思想结晶。龚自珍除了读经外，还对佛经的翻译进行校勘整理。《龚自珍全集》中的《正译》7篇和《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都是这方面的文章。他曾发誓要在8年内诵念《大藏经》中“贞”字函《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59字真言49万遍，并设立记数簿，要求自己不论行站坐卧，都要持诵不已。

除了认真研习佛典与持咒，龚自珍还广施功德。他曾和妻子何撷云一道“敬舍净财，助刊《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成，并刷印120部，流传施送”。他还把中国古代高僧的著作编为《支那古德遗书》，并抄录200本施送给各个寺庙。在北京时，龚自珍为龙泉寺募捐建造藏经楼，并写作了《为龙泉寺募造藏经楼启》。

42岁时，龚自珍接触到了天台宗，他发现天台宗的教理更能满足他对佛教形而上的探求，于是转而喜好天台宗。他四处搜寻天台宗的书籍，并在诗中多次提到天台宗。他曾说：“自达摩至慧能，有出于吾天台宗之外者欤？”因而他又自号“天台裔人”。

龚自珍对佛学的信受与奉持，给他的社会观、人生观带来了很大影响。佛教思想既是他的宗教信仰，也是他挣脱传统思想束缚、批判现实、要求变法革新的有力武器。他大胆地推崇佛教，蔑视儒家道统，向儒家的正统地位发出挑战，在他看来，儒家本来就是九流之一，而佛学却囊括九流，可以为九流师。

有趣的是，龚自珍还用佛法解决自己的感情问题。他曾经与相恋的爱人因为不被现实允许而分开，为此痛苦不已，后来他忽然想通了，因为在佛教欲界天的上界，异性只要相互握手或相视一笑，就可获得满足。龚自珍通过这样的“天法”，为自己找到了解脱感情折磨的法门。

虽然龚自珍的佛学研究和实践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他并没有走上空山归寂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崇信佛教，但更关心社会现实。佛学作为他的精神源泉之一，锻炼了他的思维，丰富了他的思想，使他能用更加超越的目光去审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龚自珍不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一代风气，也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复兴。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留意佛学并从中汲取养料，皆与龚自珍的启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