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佛教的盛行和中国佛教宗派

　　1．隋唐佛教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近三百年之后重新建立了南北一统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取得空前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对儒、释、道三教都予以扶植，此时佛教进入鼎盛时期。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佛教。他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广度僧尼，组织佛经翻译。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由于隋文帝的提倡，“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炀帝也笃好佛教，他在为晋王时，曾请高僧智（岂页）为自己授菩萨戒，尊智（岂页）为“智者大师”，继位后，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持的政策，使佛教得到了发展。据载，隋朝时共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有寺庙三千九百八十五所。但是，文帝与炀帝并非都一味地信佛。隋文帝灭陈后，曾下令将陈都建康的城邑宫室尽行荡平耕垦，使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隋炀帝则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下令沙门致敬王者，其时佛教顺应了这种趋势。所以隋朝佛教完全是在王权的支配和保护下发展的。
　　唐代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很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的。唐太宗在统一全国之后，下诏于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给家人（隶属农民）、车、牛、田庄，并立碑颂德”，（《广弘明集》卷28）以此来笼络人心。由于唐朝皇帝自认为是道教教祖李耳的后裔，故表示要优先尊重道教，但实际上采取了二教并重政策，唐太宗曾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上）意思是说，从宗祖立朝的角度考虑，道教在先；若从对社会的宣传效果看，佛教应居上。这一政策后来为唐王朝大多数统治者所采取。武则天为了君临天下，曾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将她夺取政权说成是符合弥勒的授记，因此，她即位后，一翻“道在佛先”之案，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唐大诏令集》卷113），不遗余力地发展佛教。她曾亲自参与组织了80卷本《华严经》的翻译，并直接推动了华严宗的创立；她也给高僧以特殊的礼遇，如在接见北方禅宗界领袖神秀时，屈万驾之尊，“亲加跪礼”；至于建寺造像，她也非常热衷，著名的洛阳龙门奉先寺毗卢遮那佛像就是在她的支持下雕凿的，据说她曾为此捐助了二万贯“脂粉钱”，并主持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她又令僧人怀义制作夹绽大像，这一大像的小指头上就可以并坐数十人，每天需要工匠一万名，“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资治通鉴》卷205）。唐代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达于极盛。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从繁荣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国运渐衰，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导致佛教势力过分膨胀，寺院经济高度发展，由此触犯了世俗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人，所以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废佛意图，到武宗时（公元841-846年）终于将之付诸实施。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坚决反佛的，从会昌二年到五年（公元842-845年）他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强迫僧尼还俗，其结果，当时被毁寺院达四千六百所，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四万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二十六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十万顷，查出奴婢十五万人。唐武宗灭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的又一次灭佛，因发生于会昌年间，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它使佛教的寺院经济遭到了致命性的摧毁，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经》和《法华经》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华严等宗派日趋衰落。虽然唐宣宗继位后统治阶级又开始扶植和利用佛教，但在新的客观环境中，佛教必须采取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了。
　　2．中国佛教教派的形成
　　隋唐时代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佛教也顺着组织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综合南北思想体系，由南北朝时的各类“师说”--学派发展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这些宗派拥有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更加强调传法世系的不同，同时又都拥有各自高度发达的寺院经济基础。一句话，宗派不仅传播不同的佛教学说，而且是代表不同势力和不同利益的集团。隋唐时期各具特点的佛教宗派标然林立，其中势力较大、影响久远的有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净土宗和禅宗等。这些宗派的出现是隋唐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而隋唐佛教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形势，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所决定的，是我国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是和当时我国从长期分裂到统一的政治局面直接相联系的。隋唐时代国家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各地文化的交流，使过去南北各有所偏重的佛教信仰得以互相融合，所谓“破斥南北，禅义均弘”的说法，就反映出两地僧人不断交流，互相影响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隋唐各派佛教都在分别地吸收其他教派的教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复杂庞大的思想体系，最终自立门户，从而反映出了各宗派都有建立统一的佛教的共同要求。此时封建帝国的统一政权也要求有相应的统一的宗教，虽然隋唐王朝要求佛教以统一的、适应本王朝需要的面貌出现，但由于改朝换代，先后不同的统治集团有意识强调对佛教信仰的不同乃至同宗教领袖的关系不同，从而支持不同集团的佛教势力。这样，每一大的佛教宗派的建立，其实都各有自己的总后台，即依附于某一最高统治者或某一贵族集团的势力，这也就决定了佛教必然形成为不同的宗派。
　　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是佛教宗派形成的经济基础。以田产为主的寺院产业的来源，一是朝庭的敕赐，唐代的“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祭祠篇·献佛部》>其二是官僚豪富大量建立兰若，广招无偿僧众耕种田地，发财致富。其三是僧侣巧取豪夺，他们不仅勾结官府逼夺民产，而且经营“长生库”（高利贷）、工商等杂业，聚剑财富，致使当时“凡京畿（京都一带）上田美产，多归浮屠”（《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101《辛替否》），佛教僧侣拥有大量田产，成为披着袈裟的大地主。而由于有了独立雄厚的寺院经济，中国佛教就具备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就可以和过去各种流动的师说、学派相区别，提倡某一佛教学说的大师就能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有了创立宗派的实力手段，为创造性地发挥佛教理论、制定独特的教规、据有特定的势力范围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由于寺院经济日益庞大，佛教僧侣迫切需要采取宗派形式来加强本集团的组织以维护既得的经济权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这样就发生了庙产继承权的问题，自发地形成了主持寺院的大和尚故去后，其财产只能传给他的弟子，以保证寺院的权益不致旁落，从而建立了如同世俗地主一样的封建宗法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在南北朝时尚且不是普遍现象，一个寺院的主持者去世，往往允许请另一学派的和尚去承继，僧人也可以比较自由的流动。而在隋唐时期寺院庙产成为重要问题之后，祖师的佛教学说连同寺院的庙产，即思想遗产和经济遗产都要一起传给自己的嫡系弟子，而不能传给旁系的僧人。如此一派佛教僧侣世代相承的世袭制度，也就成为佛教宗派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也是自汉以来佛教理论长期发展的逻辑结果。佛教初入我国，被视为道术的附庸，魏晋时大乘般若学又理解为玄学的变种，至南北朝时虽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兴起讲习佛典之风，但时值我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北学风各有所偏。在这种基础上扬名于世的经师，只擅长于注释某种经典的章句，还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新解和个人的创造，义学僧人也只限于研习某一种类的经典，对于其他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经典往往缺乏研究，因而也就不具备全面评判其他经典和学派的能力，即当时的佛教尚缺乏可以融合、总结不同地区佛教理论的必要条件。进入隋唐以后，我国政治、文化渐趋统一，佛教学风也逐步一致，佛教学者又多博览群经，知识比较渊博，创立佛教宗派的条件终于具备。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从印度引进的“教相判释，”简称判教的活动开始在我国流行。所谓判教，就是对所有佛学理论加以分科组织，即不以简单的对峙以至全盘否定的态度来处理各派思想信仰之间的关系，而是把各派思想作为佛在不同时期、地点，对不同听众的说法，从而有种种的差异，即作为一个完整统一思想体系的个别情况来加以区分高下等级，按照本宗的理论体系对各派思想给以系统的安排，分别给予一定的地位，更主要的是为了把自己一派的理论学说置于各派之上。在这种分科组织的判教过程中，往往加入作者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像禅宗那样更把中国独创的佛教思想作为整个佛教的最高理论。正是由于隋唐时期先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判教，许多大的佛教宗派随之出现。这自然是合乎规律的现象。
　　在隋唐时期产生的这些宗派中，哲学色彩比较浓厚的是天台、三论、法相唯识、华严和禅诸宗。三论宗和法相唯识宗的基本理论，分别搬自印度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理论创造不多，而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则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至于净土宗和密宗则完全偏重于信仰，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宗教哲学理论，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一向不占重要地位。而律宗，因为戒律系各宗所共同奉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实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下面我们就以上各宗的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3．天台宗
　　天台宗是在隋代形成的、中国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该宗尊印度龙树为初祖，北齐禅师慧文（约公元6世纪）为二祖，南岳慧思（公元515-577年）为三祖，而其实际创始人则是身处陈隋之际的四祖智凯（公元537-597年）。智凯于南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率弟子二十余人居天台山十年，对于佛教义理和观行独树了一家之言，并在陈隋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一度获得了迅速发展，故该宗得以天台为名。该宗以《法华经》为其理论根据，并以智（岂页）所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基本经典，故又称“法华宗”。智（岂页）之后五祖灌顶（公元561-632年）多有经疏，广弘该宗思想。九祖湛然（公元711-782年）号称中兴，对该宗理论有所发挥和建树。著有《金刚（钅卑）》和《始终心要》等。
　　天台宗在判教上，提出“五时八教”说，将自己信奉的《法华经》列为佛的最高最后说法。在教义上，智凯继承和发展了慧思的“十如”实相说和慧文的一心三观说，提出了“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的新义。十如实相说认为佛能穷尽的境界，即一切现象的真实相状包括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十个方面。在慧思的十如思想的基础上，智（岂页）形成了“三千如”的观念，进而提出“一念三千”的理论。一念，即一心，指心念活动的短暂时刻。三千，指宇宙的整体。整体的宇宙相貌即三千的实相就存在于心念活动之中，谓之“一念三千”。“一心三观”是一种修行观法，认为一心可以同时观事物的空、假和中，即同时既看到空无的一面，又看到假有的一面，还能将此两面统一起来而观察到非空非有的中道。智凯发展了慧文的一心三观的思想，进一步以空、假、中为一切事物的真实相状，称空、假、中为三谛。三谛并不存在于认识的先后过程之中，而是于一心中同时存在的，即空、即假、即中，彼此圆融，互不妨碍，完全统一，是为“三谛圆融”的学说。有关实相和止观的这两个学说，是天台宗的两大理论支柱，也是天台宗区别于其他宗派的主要哲学思想。中唐时九祖湛然为了反对华严宗人的无情之物无佛性的说法，作《金刚（钅卑）》，提出“无情有性”的理论，以为草木砖石也有佛性，这是对佛性说的重大发展。
　　天台宗在智（岂页）和灌顶时期曾弘盛一时，之后几代，由于初唐慈恩、华严各宗勃兴，宗势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直到中唐，由于湛然的努力，才出现短暂的中兴，但至湛然时唐王朝已由盛而衰，由治而乱，适应时代需要的密宗和禅宗相继产生，又经会昌废佛，天台典籍多遭湮灭，天台宗声势自此衰落。但自隋代便有高丽、百济、新罗（今朝鲜）来华留学僧人在天台山修习学法；9世纪初，此宗又由日僧最澄传到日本，13世纪日本天台宗又发展出日莲宗，20世纪又从日莲宗发展出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几个新兴宗派。
　　4．三论宗
　　此宗因以印度佛教中观学派的《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为主要典据，故名。又因其着重阐扬“诸法性空”，亦称法性宗。“三论”由鸠摩罗什译出后，研究者群起。其中，僧肇在罗什门下被称为“解空第一”。僧肇学说原来流行于北方，后来传入江南，经过南朝宋、梁的僧朗、僧诠以及陈代法朗的弘传，到隋代的吉藏（公元549-632年）而集大成，从而树立宗要，建立宗派。吉藏生于陈，创宗于隋，死于唐，身历三朝，名闻一时。著作有《三论疏》、《三论玄义》、《大乘玄论》等多种。
　　三论宗的教义以真俗二谛为总纲，以宣扬既不偏于有、又不偏于无的中道实相论为其主旨。该宗认为世界森罗万象皆由因缘而生，空幻不实，但在世俗人看来它们是真实的存在，此为“俗谛”；在得道的贤圣看来，皆空无实体，这是“真谛”。但“真俗二谛”缺一不可，说有说空都是偏执邪见；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这才是无所得的“中道实相。”
　　三论宗和天台宗产生的时代相近，也都创宗于南方，思想渊源也相通，都上承中观学派龙树的阐发事物真实本相的实相学说，以龙树为祖师。但是天台宗依《法华经》，三论宗则注重《般若经》，由此形成了同源于中观学派而思想相异的两大思潮。但由于三论宗据以立宗的“三论”思想宣扬“一切皆空”，不能符合隋唐王朝封建制鼎盛时期的需要，再加它要广敷“八不中道”，往往短话长说，小题大作，烦琐难明，因此“一世而断”，至唐以后，在中国便逐渐衰亡，是一个短命的宗派。只是公元625年朝鲜僧人慧灌把此派学说传到日本，此后其弟子日本僧人智威、道慈又入唐研习三论教义，回国传布，在奈良时代甚为流行，形成元兴寺、大安寺两个流派。
　　5．唯识宗
　　法相唯识宗，因用一系列佛教名相对各种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进行概念的分析、解释，宣扬一切事物“唯识”所变的观点，故名。又因创始人玄奘、窥基常住长安慈恩寺，窥基后来还被称为慈恩大师，故又名慈恩宗。此宗以《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及《成唯识论》为基本教典，所以还称“瑜伽宗”。
　　玄奘（公元1602-664年）是我国唐代赴印求法的一代名僧，因对佛教经、律、论无所不通，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他本姓陈，名（礻韦），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十五岁出家，曾游历洛阳、长安、成都等地，求教于名师。因感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为释心中所疑，他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从长安西行，经甘肃、新疆、中亚等地，历尽艰险，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当时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从戒贤学《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毗婆沙论》等论典，并兼学梵书《声明记论》。后曾游历印度东、南、西、北部数十国，又应戒贤之嘱在那烂陀寺主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并沟通当时大乘学说中“瑜伽”、“中观”两家的争论，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又和各派论师进行辩论并获胜，声誉日高，被推为该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名声仅次于戒贤，而其学问已超出乃师。玄奘行将回国时，当时统治中印度的戒日王，特地为他在曲女城召开无遮大会，邀请印度十八国国王和佛教僧侣、婆罗门学者五千人出席。玄奘在大会上宣讲大乘教义，发表见解，十八天内竟无一人敢于提出异议。为此，他获得了“大乘天”（大乘佛学最高权威）的荣誉称号。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回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他力辞唐太宗要他还俗从政的建议，先后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主持译场，历十九年时间，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把入印路途见闻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这本书被认为是“中西交通史的名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玄奘门下人才济济，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和窥基，有“四哲”之称，其中窥基（公元632682年）直绍玄奘所传并加以发扬，他的宗派意识也特别强，实际上在建立唯识宗的过程中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其著作有《成唯识论述记》、《成唯识论枢要》以及大量的阐发有关经论的疏、记。窥基之后有慧沼、智周，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
　　唯识宗主要继承印度大乘有宗，即从元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的瑜珈行系的学说。该宗在阐述“外境非有”、“内识非无”思想的基础上，确立起“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基本原理，主张十分彻底的唯心论，并以此作为宗教实践的理论依据。为了论证“万法唯实”，该宗提出了有别于其他宗派独具一格的“三自性”说、“八识”说和“五种姓”说。“三自性”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三性说的主要思想是：一切事物的实相要区别为三性，其中人们对事物的区别、认识是一种虚妄的幻想，并不反映事物的真实相状和本性；人们把事物看为是真实的，是由于主观的“识”在起作用，实际上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而起，是虽有而非真实，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相对真实；进而去掉这种不真实就可以认识到事物的实性；这才是所谓绝对真实。“八识”，指人的认识作用（心）的八个部分，它们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该宗深入分析诸法性相，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一切是阿赖耶识所变现，从而成立“唯识无境”。它把思想认识的转变即转依，看成是由迷而悟、由染转净的修习目的，心和理并不等同，人们只有使心思寄托在道理上，才能得到解脱。这与天台宗以及后来的华严宗、禅宗等都持心与理为一回事的观点不同，由此而形成彼此在理论上的重要分歧。唯识宗又坚持“五种姓”说，认为众生有五种先天具有的“种姓”，不可改移，其中无姓有情（无种性）一类众生永远不可能成佛，这又和其他教派所主张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亦可成佛”的观点抵触，招致攻击。唯识宗为了论证上述佛教理论，提出了“真唯识量”的论证方法，将古印度的因明学引进和运用于中国佛教，推动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
　　唯识宗在唐代盛行不过三、四十年，震荡一时很快就转向衰微。它早衰的根源是该宗固执印度佛教的教义，论证烦琐晦涩，且反对人人均可成佛的学说，不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具体情况、唐代社会的需要，加之它的弘传只是偏于河洛一隅，限于有较高文化的社会上层，缺乏群众基础，武则天上台后为了和李唐王朝相区别，转而提倡华严宗。同时，法门简易，贵族学究气很少，比较接近下层的禅宗也起来与之相争，唯识宗的失败就成为事实上不可避免的了。唯识宗亦流传至日本，后形成南寺（元兴寺）传和北寺（兴福寺）传，为奈良、平安时期最有势力的宗派之一，至今流传不绝。
　　6．华严宗
　　华严宗以宗奉《华严经》而得名。又因女皇武则天赐号此宗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大师”，故也称“贤首宗”。又因此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旨趣，还称为“法界宗”。华严宗的学统传承，一般作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法藏的师父智俨（公元602-668年）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和《华严孔目章》等，纲要性地阐发《华严经》文，创立教观新说，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华严宗真正作为宗派出现，却是到三祖法藏之时。法藏（公元643-712年）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曾住太原寺，成为武后的家庙和尚，并参与唐译八十卷《华严经》，在批评别派的名义下吸取了天台、唯识宗的某些观点，自行判教，发挥和充实了《华严经》的思想，著述《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华严金师子章》等一百多卷，形成了比较周备而独具特点的佛教理论体系，遂于天台、唯识之外，另立新宗。
　　华严宗的主要思想理论是“法界缘起”说。“法界”，指现象和本质。所谓“法界缘起”是说一切现象均由本体而起，本体是现象的根据、本原，由此进而说明一切现象和本体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都是互为依持，互为因果，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圆融无碍”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为说明这一道理，又用四法界、六相、十玄门等概念来加以说明。
　　华严宗四祖澄观（公元737-839年）曾被唐德宗封为“清凉国师”，唐宪宗时又担任全国“僧统”，有撰著四百余卷，被称为“华严疏主”，他不仅对华严学说系统地加以组织，重新发扬法藏的教义，而且还吸取了禅宗荷泽一系的说法，即主张人人都具有一种“灵知之心”（先天的智慧），只要在主观上掌握了这一点，经过修持，就能很快成佛。他认为“灵知之心”就是心性，就是《大乘起信论》的“心性本觉”。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先天的智慧。此外，澄观还向天台宗人湛然问学，并采用了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说，从而又偏离了法藏的法界缘起论。法界缘起论认为，人有净心才能达到一切现象圆融无碍的境界，即所谓佛的境界。而一念三千说则不同，在佛心中，净染善恶等无所不具。澄观采用天台宗的说法，也就将性恶说引入华严一派理论中来，宣扬佛不断性恶，一阐提不断性善，并以此议证有情有佛性，无情无佛性的观点。但是，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千”是指宇宙的整体，一切有情无情都包括在内的，由此又引发出天台宗人湛然对澄观的无情无佛性说的批判。
　　澄观高足五祖宗密（公元780-841年），进一步发展了澄观的思想，他除运用《大乘起信论》外，还援引了《圆觉经》。《圆觉经》的要点是以圆觉附会灵知本党。宗密认为一切众生都有空寂真心，无始以来性自清净，灵知不昧，这种灵知之心就是人的本原。宗密既是澄观独得妙传的高徒，又是禅宗七祖神会的四传弟子，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禅宗烙印，他以灵知本觉为理论基点，宣扬禅教一致论，统一了当时的禅与教之说。另外宗密还作《华严原人论》等书，完全肯定释迦、孔丘、老聃都是至圣，以提倡“三教同源”、“会通本末”为己任，和儒家同声鼓倡孝道，甚至以儒家经典《周易》的“四德”（元、享、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乃至以“五常”配“五戒”，进一步会通了儒、道二家的学说。
　　华严宗“圆融无碍”的思想和进一步调和佛教内部各派和儒、道思想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当时盛唐国家博大雄浑和含容万象的气势。但由于它的发展凭借的主要是政治势力及其政治活动，为了圆融各派，义疏也难免烦琐难通，致使在往后的发展中，虽然对佛教，特别是对宋明理学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作为佛教的一个流派也难免走上被人遗弃的道路。宗密死后四年，经会昌法难，华严宗竟随之一蹶不振。只是智俨门下新罗人义湘将此宗传入新罗，被称为海东华严宗初祖。日本天平十二年（公元740年）新罗审祥到日本宣讲华严宗义，传法于日僧良辩，以奈良东大寺为根本道场，开创了日本的华严宗。
　　7．律宗
　　律宗是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的宗派，因其以《四分律》为主要依据，所以又称“四分律宗”。又因其实际创始人道宣长住终南山，故又称“南山宗”或“南山律宗”。自三国魏时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译出《僧抵戒心》以来，佛教的戒律和受戒仪式陆续传入中国。东晋时已译出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法藏部的《四分律》和大众部的《摩诃僧抵律》，刘宋时又译出化地部的《五分律》，其中以《四分律》传布最广。道宣（公元596-667年）承接了北朝慧光“四分律师”到智首的传承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弘扬。入唐后，曾参与玄奘的译场，深受唯识宗影响，又用大乘教义讲解“四分律”，著有《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分律拾毗尼义钞》、《四分比丘尼钞》等，合称五大部。另外他还著有《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晚年道宣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订佛教受戒仪式，正式建立宗派。与道宣同时并宏《四分律》的，尚有相州（今河北临漳境内）日光寺法砺（公元625-698年），创相部宗；西太原寺东塔怀素，开东塔宗，与道宣并称律宗三家。后相部、东塔两系渐衰，只南山一宗独盛。
　　律宗的学说主要是戒体论。他们把一切诸戒分成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戎相），戒法是指佛所制定的一切戒律，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于自心的守戒动力，戒行是指发于戒体、随顺戒体的守戒行为，戒相是指心领戒体，表现于言行举动，显出的仪相。其学说的关键在于对戒体的解释，相部宗依《成实论》，倡非色非心戒体论，东塔宗依《俱舍论》，倡色法戒体论，而流传最广的南山亲则谓《四分律》通于大乘，以阿赖耶识所藏的种子为戒体，主张心法戒体论。另外律宗还把佛教诸种戒律归纳为“止持”和“作持”二类。“止持”即“诸恶莫作”之意，“作持”即“诸善奉行”之意。南山五大部内容不出此二类。
　　佛教戒律的条文，非常烦琐，如《四分律》中比丘戒共250条，比丘尼戒共384条。从不准“淫、盗、杀、妄”等所谓“根本戒”，到行、住、坐、卧以及如何进门、吃饭等均有明文规定。如果受戒者真照此办理，必将寸步难行。所以中国佛教各宗都讲戒律，律宗历代也都有重振宗者，但实际影响并不大。律宗也曾传到日本。唐天宝元年至十二年（公元742-753年），道宣三传弟子扬州大明寺鉴真（公元688-763年），受日僧荣睿、普照等邀请，六次渡海，历尽艰辛，始到达日本，在京都奈良东大寺佛殿前筑坛传戒，弘扬戒律，日本律宗由此始。
　　8．密宗
　　密宗，亦称密教、秘密教、真言乘、金刚乘等。因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别人，故称密宗。一般认为密宗是7世纪以后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盛行于今德干高原等地，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族信仰为其特征。密咒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早，东晋时期就被大量翻译过来，但并未引起时人的注意。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梵僧善无畏（公元637一735年）来华，带来《大日经》，与弟子一行译出，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其传授以胎藏界密法为主。开元八年（公元720年），金刚智（公元669-741年）携其弟子不空（公元705-774年）从南天竺来华，传入《金刚顶经》，并由不空译出，进行弘传。其传授以金刚界密法为主。由于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的弘传，当时知名的僧俗人等相从灌顶问学者日众，终于逐步形成了以专修密法为主的密宗。密宗的主要经典有《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和《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等。一行的《大日经疏》等为此宗的代表作。
　　该宗教义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智理之光遍照一切处，发挥最大之照明作用，无有内外、方所、昼夜之别，是宇宙万物之本体。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是宇宙万物之体性。前五大属大日如来之理德，如人腹中胎藏其子，故称胎藏界；最后称作识一大者，属于大日如来之智德，此种智德可斩除烦恼，无比锐利，犹如金刚，故名金刚界。四种曼陀罗（梵语音译，意为诸佛诸德聚集之坛场）是宇宙万物的相状，其中大曼陀罗是诸佛的形体，三昧曼陀罗是诸佛手所持之器杖，法曼陀罗是诸佛所说之法门，羯摩曼陀罗是诸佛所显之威仪，此四曼陀罗又名四智印。总之，上自大日如来，下至纭纭众生，以及宇宙万象，林林总总，变化万千，均莫能超出四曼陀罗范围之外，而六大、四曼，又和三密息息相通。身密总括一切有形质的能使人感触到的东西，语密总括一切声音，意密总括精神现象，地、水、火是身密，风、空是语密，识是意密；大曼陀罗、羯摩曼陀罗为身密，法曼陀罗为语密，三昧曼陀罗为意密。因此，众生修行必依三密，修法时要身作如来的姿态，手结契印（特定的手势）为身密，口诵真言（咒语）为语密，心观佛尊（意作如来观想）为意密，务使自己的身心意三业与如来之三密相应。此法如果修成，便可无比自在，超越时空，即身成佛。密宗修法很多，仪轨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入教或传法仪式）等均有严格规定，须经阿（门者）黎（导师）秘密传授。
　　密宗因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颇为唐朝王公贵族所信奉，故在唐代曾盛极一时，但五代以后，逐步与天台、律、净土、华严各宗相融合，不再成为一个独立宗派，不久即至绝响。日本僧人空海，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来华学佛，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胎藏界、金刚界两部秘法，回国后建立真言宗。此后瑜伽密教盛传于日本，并分为古义真言和新义真言宗两派。
　　9．净土宗
　　净土宗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宗旨而得名。又相传东晋慧远在庐山邀请僧俗十八人结“白莲社”，同修净业，共期往生西方，故此宗又称“莲宗”，慧远则被后代奉为初祖。这之后，北魏的昙鸾（公元476542年）著《往生论注》，隋唐间道绰（公元562-645年）撰《安乐集》，宣扬净土教义，影响较大。但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道绰的弟子善导（公元613-681年）。唐初善导至长安，在光明、慈恩等寺弘传净土，著《观无量寿经疏》、《往生礼赞》、《观念法门》、《法事赞》、《般舟赞》等，完备地组成了净土一宗的宗义及行仪，使该宗正式成立。
　　净土宗以三经一论为主要理论依据，三经是龙树所著《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一论是世亲所撰《往生论》。净土宗教义简单，不像其他宗派有众多的佛学理论。其他宗派一般都主张通过研习经典，求得解悟；或通过静坐专修，求得证悟。净土宗则强调以修持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念佛的方法有四种：持名念佛（专念佛的名号）、观像念佛（观佛的塑像与画像）、观想念佛（观想佛的妙相）、实相念佛（观佛的法身）。由于该宗在宗教实践中，更多地是提倡快速成佛法，宣扬说，念阿弥陀佛一口，灭八十亿生死之罪，得八十亿微妙功德，迟则七日，快则一日，即可速生净土，成就八地以上菩萨，后世遂以持名念佛最为流行，因持此法者均认为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
　　善导以后，净土宗继续流传，历代名师辈出。先有承远、法照、少康等继续弘扬，后有永明延寿倡导禅净兼修，发挥净土思想。宋元二代有省常、普度；明代有（礻朱）宏、智旭；清代以来有行策、实贤、际醒；晚近有印光大师等。他们对净土思想各有发挥，著有大量弘扬净土的著作。由于此宗修行方法简便，人人都能做到，阿鼻地狱和极乐世界的对比又极明显，故自中唐以后净土宗广泛流行。宋明以后，又与禅宗结合，其他许多宗派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也都兼修念佛法门，因此很快普及于一般社会，有所谓“家家弥陀佛”的说法，至今流传不衰。净土宗还流传到日本。9世纪时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入唐留学天台、密宗教义，也学净土念佛法门并将此宗传入日本；12世纪时源空（法然）据善导《观无量寿经疏》著《选择本愿念佛集》，唱导专修念佛，开创了日本净土宗，尊昙鸾、道绰、善导为最初三祖，现有镇西、西山等派，源室弟子亲鸾又开创净土真宗，现主要有本愿寺派和大谷派等，都是日本较大的教派。
　　10．禅宗
　　禅宗因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还因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心性的本原（佛性）为主旨，又名“佛心宗”。该宗在中国最初只表现为禅学，中唐之后始成一宗，并盛弘于晚唐及五代，至宋、元、明、清尚连绵未已，成为在我国流传最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佛教宗派。据史传记载，其创始人为南北朝时来华的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公元？一528或536年），达摩传慧可（公元487-593年），慧可传僧璨（公元？-606年），僧璨传道信（公元579-652年），道信传弘忍（公元e01一674年）并傍传法融（公元594-667年）。法融于金陵牛头山别立一派，递传数代而绝。正统禅宗由初祖至四祖，皆依师例，不说法、不著书，传至五祖弘忍，号称黄梅大师，始开山授徒，弟子千余，其中著名的有神秀、慧能、惠安、智诜、玄赜等。相传弘忍为选嗣法弟子而命门人作偈。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敦煌本《坛经》）得到弘忍认可，秘密传以衣法，为第六代祖。后慧能（公元638-713年）南归，隐居十五年，继至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旋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讲堂为大众说法，其门人法海将其言行集为《六祖坛经》，是为南宗。神秀（公元606-706年）于弘忍圆寂后至荆州当阳山玉泉寺弘禅，门人四集，是为北宗。禅宗南北之分由此开始。神秀施化于北地，重经教，强调“拂尘看净”，力主渐修，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被称为“渐悟派”。由于得到唐武则天、中宗、睿宗三代帝王的宠信，北宗禅遂于安史之乱前达于极盛，有“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北宗门下，势力连天”之说。与此同时，慧能行教于南方，主张摆脱教纲，不堕名相，不滞言句，只要有坚定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一念顿悟，即可解脱，直入佛境，后世称之为“顿悟派”，然其势力仅局限于岭南一隅。中唐以后，由于慧能弟子神会（公元668-780年）北上中原，不惜性命宣传南宗宗旨，抨击北宗禅法，逐渐使南宗禅“大播于洛阳”、“派流于天下”，并最终取代北宗而成为禅宗主流。所以说，慧能是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禅宗所依经典，先是《楞伽经》，后为《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等对之亦有影响。该宗代表之作为《六祖坛经》，系慧能在韶州大梵寺为大众说法，其门人法海集其言行而成。《坛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我于忍（弘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本性。……今学道者顿伍（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又说：“如是一切法，尽在自姓（性）。自姓（性）常清净。日月常名（明），只为云盖覆，上名（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参罗，一时皆现。自姓（性）不能明，遇善知识（善于开导使人悟入佛道者）开真法，吹却名（迷）妄，内外名（明）彻。于自姓（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在自姓（性），名为清净法身。”（敦煌本《坛经》）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本来清净，具有先天的智慧，只是因为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覆，所以未能自悟。只要得到善知识的开导，灭除妄念，就能内外明彻，顿见真如本性，自成佛道。所以，慧能又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迷悟是一念之差，本性只要一念相应，众生自我认识本心，就能成佛。成佛并非另有佛身，自性就是佛。这就把心外的佛变成心内的佛，把佛变为举目常见的平常人，或者说把平常人提高到与佛相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所谓“见性成佛”或“顿悟成佛”的学说。
　　“顿悟成佛”说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宗教意义。由于它强调成佛只在“一念”之间，只是对“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悟，所以该宗公开反对拜佛、坐禅，否认修行必须出家，甚至取消了旷劫不息的累世苦修，这样它就破坏了传统佛教寺院生活的固有本色，引导僧侣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增强了禅宗自身的应变能力。又由于这一学说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所以既为下层劳动群众的学佛提供了方便，又迎合了新兴官僚集团以及士大夫的宗教热情。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数百年内，释迦牟尼佛始终具有神圣威严的性质，中国僧人甚至为此改姓为释，而慧能则主张明心见性，自性是佛，从而有力地破除了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与此相应的是，慧能的说法记录稿也前所未有的被尊为《坛经》，对佛教经典的神圣地位是一个极大的撼动。顺着这一思想路子，慧能之后，禅宗提出“离经叛道”、“大胆怀疑”、“独立思考”的口号，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神学理论和宗教礼仪；与此同时，却与中国传统思想融为一体。在这一过程中，先秦庄子的虚无主义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著追求，魏晋玄学家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旷达放荡、纯任自然的生活态度，都曾对禅宗予以重要影响。
　　慧能禅宗经神会等人的宣传发扬，在中唐以后影响不断扩大，此后便进入繁荣发展阶段。至唐末五代，从慧能弟子南岳怀让（公元677-744年）、孤山智圆（公元976-1022年）和青原行思（公元？-740年）门下分别衍化出沩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禅宗，史称“五家禅”或“五宗禅”。五家禅的相继建立，标志着禅宗进入了它的极盛时期，中国佛教的特色在这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宋时，临济宗下又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合先前五家，统称“五家七宗”禅。直至今日，禅宗仍然是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其中尤以临济宗的杨岐派最为流行。
　　禅宗除在我国流传外，而且影响到国外。8至9世纪，神秀的北宗禅和慧能的南宗禅先后传至朝鲜。宋代，日僧多人来中国学法，中国禅僧也有多人渡日弘禅，先后将临济宗黄龙、杨岐派和曹洞宗传入日本。17世纪时福建黄檗山万福寺隐兀应邀赴日弘传禅法，开黄檗宗。至今曹洞、临济、黄檗三宗仍在日本流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