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子们并不知道其实是棋手，伸舒手臂主宰着自己的命运

棋子们并不知道严苛的规则，在约束着自己的意志和退进

——博尔赫斯

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小说家菲茨·杰拉德以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蜚声世界。书中的盖茨比怀揣梦想，试图通过对财富的攫取，来跻身上流社会和赢回旧时爱人的芳心。然而最终他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为昔日女友的代罪羔羊，并被人枪杀，于是一切也都不再属于他了。这部小说也被认为宣布了“美国梦”的破灭。

5月18日，曾三次荣登“中国首富”桂冠的黄光裕，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4年，一代枭雄就此黯然下场。草根出身的他一度光环缠绕，为世人艳羡，此种下场不能不令人唏嘘。

而黄光裕的陨落在一定意义上是否也标志着企业家“中国梦”的破灭呢？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家无疑是这个舞台上最活跃、角色最为鲜明的一个群体，他们出身不同阶层、选择了不同路径、展现了不同姿态，但都是为了一个梦想在“狂飙突进”，那就是获得更多的财富。然而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经济市场环境下，他们不得不去适应已有的游戏规则，结果却往往成为游戏规则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这是一群惶惶然不知如何自处的商业“迷羊”：他们选择了道路，却没有选择信仰。

在新书《刘永行刘永好首富长青：希望集团三十年》中，作者张小平已经开始关注企业家信仰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一个企业家应该有怎样的信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环境下，当一个悖论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之时：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而选择行贿，也就种下了无穷祸根——他们该怎么决断、取舍？

在书中，作者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当时的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准备从养鹌鹑转型到生产饲料，因此极需要一块土地来盖新厂房。他们的发展计划受到了当时的县委和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却卡在了当地的县国土局手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县国土局的某位领导曾经提出过索贿要求，却被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拒绝了。在索贿没有得逞之后，那位领导恼羞成怒，坚决不给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修建厂房的土地。刘永行、刘永好兄弟一气之下，只得忍痛割爱，杀掉了当时价值几百万的鹌鹑，腾出地方来盖厂房。

即便损失了在当时已经算作天文数字的几百万资产，但刘永好兄弟却仍然是相当幸运的，因为更多如他们选择“不作恶”的企业家湮没于那些官场腐败的深渊中。而作者在书中惊叹刘氏兄弟是“贫瘠土地上长出的商业奇葩”之时，实际已是相当辛酸的叹息。在书最后，作者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他们的曲折道路唤起我们对其他没有那么幸运的私营企业家的关注……一般人只看到企业家只是为了自己，可是，国家的实力最终取决于企业的好坏。大家善待企业家，就是帮助国家的壮大，最后也是帮助了自己。”在今日“仇富”声浪汹涌之时，茅于轼的这番用心良苦的话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比西方源自清教伦理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度，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何来？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描绘受困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双重束缚的中国企业家：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节、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这一切的表征归根结底是商业信仰的缺失，这种缺失缘于传统、缘于文化，因此极难弥补，极难从源头上加以唤醒。

然而任重道远，更需行者弘毅，更需有一份坚忍和担当。在书中，作者试图去探寻为何刘永好兄弟走了一条迥异于他人的“好人道路”，在那些史料的钩沉中，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些自己的判断，而其中最打动人该算是父母双亲对四兄弟的言传身教，即便在最艰难的岁月，父母都没有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或许正是时刻不忘父母的教诲，兄弟四人才一直恪守本分、自律前行。

而更重要的是四兄弟极强的自律意识，刘永行宁可财富榜上屈居人后，也不上市，因为他觉得“从股票二级市场上得来的钱不适合于我，我良心过不去。而且我也觉得它不安全，如果我也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我现在这样过得踏实”。他们正是爱惜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事业，因此决不做任何有可能危及企业的事。刘永行的一句名言就是：“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要吐血而亡。”

回归信仰话题，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要守住道德底线，守住做人的良心。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中有一段：“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而中国古语也有：“知止常止，则终身不耻；知足常足，则终身不辱。”

刘永好兄弟用30年的经历为我们保留了一个传奇，也足可让更多中国企业家明白：宁不为首富，但必要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