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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告诉我们曹操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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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编者按:8月21日,在苏州举办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一些与会代表再次对曹操墓的真假发表了看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曹操墓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期,我们特组织了正反两方的文章,希望有助于读者思考。

战国、秦汉至魏晋时期的“魏”字演变。居中者出自西高穴曹操墓墓石碑。

支持者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曹操墓是依据科学考古方法认定的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有着严密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当然我们也要承认的是,这门学科的理论、方法仍然在不断发展中。质疑曹操墓做假是人们的权力,但我想说的是,在质疑的时候能否提出科学而严谨的问题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指出我们在认定曹操墓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有哪些弱点和不足,并且提出自己相应的研究成果。

  在考古学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有:

  一、从“已知”求“未知”。如曹操墓的研究,我们根据已经考古发掘的50多座汉代(尤其是东汉晚期)诸侯王墓与大量三国时代的高等级墓葬的考古资料的“已知”科学知识,去探讨考古发现的西高穴大墓,从而推定其时代与等级。从已知历史文献记载,判断未知西高穴大墓时代、等级,进而认定曹操墓出土的文物。

  二、采用比较“科学”。这种方法既有横向比较也有纵向比较。所谓横向比较指的是,跟同时代同等级的墓葬进行比较。在我国,考古学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田野考古科学资料与研究成果,有大量的文物出土、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专题研究论著,这些都是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科学支撑。无论是哪种墓葬的认定,都离不开最初的科学“假设”。这种“假设”不是任意的“假设”,而是要符合思辨逻辑和形式逻辑。并且这种假设最终要得到科学的验证。得不到验证的“假设”只能是“假说”。纵向比较就是时代上的同类型的墓葬特征进行比较,确定这个墓葬属于时代发展链的哪一环。

  三、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进行时代、技术与工艺、物质结构分析等手段作出判定。比如对陶器可以利用热试光技术,对于出土的石牌、“画像石”可以运用“微痕研究”分析雕刻工艺、使用工具等。同时还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如历史学、古文字学、环境学、物理学、体质人类学等等。

  我曾经在很多媒体的采访中也给予了曹操墓认定的证据和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是基于上述方法的。有的是在上述方法(如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的应用)获得的知识积累之上作出的判断。

(本报记者 柳霞 整理)

唐际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队队长

关于“曹操墓造假”的几个问题

  一、西高穴二号墓非假造

  西高穴二号大墓,仅墓道即长达40米,宽近10米。二号墓加上一号墓以及两墓周围的夯土遗迹,整个墓园占地上万平方米。现代人要造假,要获取这么大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许可证”,搬运如此多土方量,并且完成如此复杂结构的墓室营造,少说也得2年吧。这么大的动静和这么长的时间,难道没人发现并告发?只要观察一下西高穴大墓墓壁上的土圬和水圬。千年的古墓与新造的假墓之间的明显区别可以一目了然。

  二、曹操墓中的石牌非假造

  曹操墓中残存了400件文物。如果有人造假的话,这400件文物都得假造成与曹操或者曹操的时代有关,否则就会“穿帮”。恐怕,包括最有经验的汉魏考古学家在内,也无人有能力制造400件时代风格一致、组合关系符合墓主的身份与背景、符合当时典章制度的文物,并将这些文物埋藏到一座沉积2米多厚淤泥的墓葬之中。

  还有人质疑曹操墓石牌中为什么有简体汉字。现在我们使用的简体汉字,绝大多数都是古人创造并使用的。新中国成立后,很大程度上只是总结和整理了这些古代的简体字,然后颁行使用。曹操墓中六边形石牌上的“机”字,正是汉代就有的简体字。这个字的存在,反倒证明石牌不是假造。我们曾将曹操墓中出土石牌上的文字与公元186年的张迁碑对比,证明二者书体都是所谓“八分体”,而且二者互见的文字,例如“练”字和“书”字等,结构和写法都完全相同。

  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无论是字口上,还是石牌的整体上,都有明显的千年土圬和水圬。其中1枚石牌,更是从1件漆器所叠压的层位下出土的,纵使文物可以造假,考古地层关系却不可能造假。

  三、关于鲁潜“墓志”

  鲁潜墓志,也可以称为“鲁潜刻石”。因为上面的文字内容不象唐宋时代墓志有严格的内容和表达程式。当地村民徐玉超是最早发现者,我自己也是最早见到此方“墓志”的人。“墓志”的发现,与曹操墓的发掘最初完全没有瓜葛。将它与西高穴二号墓设想成“有计划造假”的产物纯属臆测。“墓志”上的地点原本就是一个墓地,我曾经到现场考察过。上面的文字所述内容并无所谓“破绽”。

(本报记者 柳霞整理)

郝本性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

  “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至于“武王”前加上“魏”,就更容易解释了,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天下历朝历代“武王”很多,不加魏武王,又怎能分出是哪朝、哪代的呢?(本报记者刘先琴整理)

西高穴曹操墓墓门。

本文所引照片均摘自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编著《曹操墓真相》(科学出版社出版)

反对者

邓中堂 河北邯郸古邺文化研究会会长

曹操墓现身安阳的几个疑点

  听到曹操陵墓现身安阳的消息,我心中万分惊喜。但惊喜之余,静下心来对河南方面宣布的从该墓葬中出土的相关物品,细细品味及精心推敲和分析,发现其中有些疑点:

  一、曹操生前崇尚节俭,倡导厚养薄葬,而且在《遗令》中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明确要求“无藏金玉珠宝”,那么,安阳西高穴村“曹操墓”为何会出土一批珍珠、玛瑙等随葬物品?这是有悖曹操生前的品性及《遗令》要求的。

  二、《三国志·后妃传》明确记载,卞太皇太后于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驾崩,两个月后与其夫曹操“合葬高陵”,而在西高穴的“曹操墓”中却没有出土年龄在七十岁的卞太皇太后遗骸。

  三、卞太皇太后死于曹操死后十年的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五月,同年七月“合葬高陵”。卞氏生前被封为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理所当然应得到皇帝的诏书的印玺。按照汉时的葬制,太后和太皇太后驾崩后,为证明墓主身份,其生前所受的印玺一般都要随死者入殓随葬于墓中的。安阳西高穴汉墓为什么没有出土其印玺?

  四、根据曹操的《终令》,曹操墓不是一座孤墓,而应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墓群。而在安阳西高穴村现身的“曹操墓”仅有另一座坟墓相伴,墓主尚不清楚为何人,与曹操的《终令》相悖。

  五、在一号墓尚未发掘,单从二号墓中出土了一些随葬物的情况下,就认定墓主是曹操,这个结论下得有点过早。

  综上所述,“曹操墓”现身安阳疑点颇多,希望河南相关方面进一步做深做细有关工作,结合考古发掘,进一步寻找证据,为破解曹操墓葬这个千古之谜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耿建扩整理)

林奎成 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

曹操“魏武王”谥号存疑

  曹操的冥名,史有明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谥曰武王”。曹操生前就是王爵,而“武王”之“武”,就是曹操的谥号,亦即冥名。——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曹操的冥名:“谥曰武王”,而不是“谥曰魏武王”。

  有了冥名,显号就不能再用,再用就是对死者的不敬。而帝王有了冥名,显名更不能再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曹操死后十个月的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十一月,汉献帝派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印绶,向曹丕宣读禅位黄册,册文有云:“咨尔魏王(笔者按:这个“魏王”指的就是曹丕),……赖武王神武……”,此“武王”即为曹操。可见自曹操死后,至曹丕称帝之前,对曹操是严格按照礼制称为“武王”的。尤可注意者,此时对曹操的称呼是“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曹操死后,对他的称呼只能是“武王”,绝不可能是“魏武王”。道理很简单,“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制。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元月曹操崩,曹丕嗣魏王,二月葬曹操于高陵,十一月曹丕称帝,袭王号“魏”为国号,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这时候曹操的称号有了新的变化:冥名未变,一仍其“武”,但身份由“王”而成为“皇帝”。“太祖”则是“庙号”,古代也有用庙号指称皇帝的习惯。

  行文至此,不妨做个简单归纳。一、曹操生前称“魏王”。二、曹操死后谥“武王”。三、从曹操死后下葬,到曹丕称帝的八个多月期间,对曹操的称呼只能是“武王”。四、曹丕称帝后,曹操的称号是“武帝”。五、魏国灭亡,后人才开始称曹操“魏武帝”——曹操生前死后,从来就没有过“魏武王”的称号。事实上,认为曹操曾有“魏武王”谥号的,遍检史书,无一例证。

  (本文系作者在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的发言辑录,有删节。本报记者 刘先琴 整理)

李路平 江苏省书画协会委员会主任

《鲁潜墓志》与曹操墓均造假

  曹操墓考古开始后的一个月,我就和一些专家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如今,可以说有确凿证据证明《鲁潜墓志》与曹操墓都属于造假。我目前已经掌握大量的图片、语音和视频资料,其中包括民工们所说的“亲眼看见相关人员将墓志放进去”的录音,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有关方面有计划的造假行为。不过出于各种考虑,要等到时机成熟再把这一切公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早在今年年初曹操墓宣布在安阳确认后,我就经过研究提出了疑问,认为按照汉代墓葬习俗,随葬品中印章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初,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更形成“以印证史”的治学方法。近现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无不遵从这一定律,因此墓主印章等的缺失是认定曹操墓的“硬伤”。

  而针对河南省文物局专家郝本性对我在“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的发言的质疑,我认为:

  一、对于郝本性所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我认为古人讲“非究于篆无由得隶”即不懂篆书就不知隶书的来历,只要把历代隶书查阅图片公布,读者自会比较;

  二、对于郝本性所言“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我认为,后赵年代安阳在胡人的统治下从历史环境与风俗看,当时安阳不可能有墓志出现,《鲁潜墓志》的年代为公元345年,而在同时期或上下三十年根本找不出在安阳出土的其他墓志;

  三、对于郝本性所说“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我认为,鲁潜当时官职与伪造的《鲁潜墓志》官职根本不符,任何人对任何证据有权提出质疑,学术就应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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