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孟德斯鸠开始，西方思想界试图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确立中国的国民性，在后启蒙时代的东方学背景下，相关主题的不同文本，逐渐构筑起一个知识体系，经过赫尔德的发展，最后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此时，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作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语境中生产与组织“中国意义”的表述系统，已经具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中国国民的奴性；已经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概念，如中国的自然环境、政治专制、道德堕落、愚昧迷信、历史停滞如何塑造并表现这种奴性；已经表现出一种既定的陈述方式，如首先在与西方对立比较的东方化语境中确定中国国民性的精神核心并历数其多种特征，尤其是道德范畴内的反面例证；已经以学术建制的方式沟通了知识与权力，为西方扩张提供了启蒙与自由大叙事下的正义理由。中国的国民性话语的四个条件已经齐备于黑格尔的相关论述中。首先他在自由精神展开的世界秩序中将中国的国民性本质确定为奴性，然后一一论述这种本质的奴性在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表现，最后他也在人类历史的进步与自由的绝对原则断言被欧洲人征服是各东方帝国的必然命运，中国也将屈服于这种命运。

　　黑格尔对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分析，在许多方面继承综合了孟德斯鸠，尤其是赫尔德的观点。他虽然没有像孟德斯鸠那样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但依旧认为“地理的基础”是“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是‘精神’所从表演的场地，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赫尔德强调中国的国民性中幼稚的奴性，黑格尔则将奴性当作中国的国民性特征的本质。这个奴性本质表现在宪法精神上就是一种家庭精神；这种家庭精神主导下的政体就是一种家长制的专制政体；这种专制政体塑造的社会关系就是专横暴虐的皇帝与驯服幼稚的臣民的关系；中国的宗教缺乏内在自觉，只是培养人的依赖性的迷信；中国的科学缺乏自由精神，仅仅是以“实用”为目的的经验，连中国的文字都是笨拙原始的，阻碍思想的交流与发展；中国的伦理不过是表达义务的教条，没有内在的自由精神实质，直接导致普遍的道德堕落……黑格尔也谈到赫尔德所说的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模仿技艺，“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民族性，就是模仿的技术极为高明……”26

　　黑格尔从不同方面论述中国的国民性特征，首先是“法的精神”。在这个奇特的、封闭的、具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的东方帝国里，国家就像一个家庭，皇帝是为所欲为的家长，百姓都是些幼稚的孩子。在别的家长式政治制度中，黑格尔看到的不是伏尔泰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而是残酷丑恶的现实。就像家长制原则赋予父亲以绝对的权威一样，家长式的国家也赋予皇帝以绝对的权威，皇帝主宰臣民的一切，从他们的财产到生命。在中国，只有一个人的自由，就是皇帝的自由，其他人的选择只有服从；在中国，人人平等，但只是被奴役的平等。从官吏到百姓，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暴政面前，人人平等。黑格尔从他的实体精神和个人精神统一的原则中演绎出；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一种“家庭的精神”，作为家长的皇帝，代表着普遍的意志。“皇帝--他的法律造成一切的意见……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切实而且更加符合它的观念的，便是家庭的关系。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即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这种家族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27

　　中国是家长式专制的典型，在家长制度中，只有“纯系统天然状态”的道德，没有国家必须的、体现自由的法律。在这种基于家庭关系的政治中，臣民就象奴隶，可以随意惩罚、甚至出卖。残暴的统治、绝对的奴役，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与缺乏安全感，使这个民族即使充满了道德教条，还是欺诈成风，道德败坏。因为专制消灭个人的荣誉感，培养自卑意识，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自己，就不可能有自发自律的道德律令。在这个自由精神尚未开展的东方帝国里，奴隶的性格一定是驯服的、软弱的、卑贱的、无耻的。中国人的道德品性实际上就是低劣败落的奴隶品性。他们没有荣誉感与尊严，只有自卑自贱；没有进取抗争，只有软弱服从；没有知识，只有迷信；没有真诚友情，只有阴谋欺诈。关于西方人普遍认同的中国人的欺诈本性，黑格尔有另一种解释。孟德斯鸠认为那是因为中国的生存条件艰难，赫尔德认为那是因为中国人生性软弱又贪婪，黑格尔的解释则在于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的道德败坏与这种堕落有关。他们以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就进行欺骗而闻名。朋友欺诈朋友，如果欺骗没有成功，或者被对方识破了的话，谁也不因此生对方的气。此外他们还采取一种狡猾和奸诈的方式，使得欧洲人和他们交往时不得不加倍小心提访。”28黑格尔的根据或许是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报告，其中说：“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29

　　另外，道德的堕落也跟中国缺乏内在的宗教精神有关。黑格尔所理想的宗教是自由的具有内省精神的完美体现个性与权威关系的基督教新教，而在中国，宗教的意义不过是些“简单的德性和行善”，中国人根本意识不到自身精神与“最高实在”的关系。皇权专制将臣民变成奴隶，教育堕落成培养奴隶训诫，道德充满无聊的奴才信条，科学也变成绝对地以国家的‘实用’为主--专门适应国家和个人的需要的工具，数学、物理、天文学远远落后，医学夹杂着迷信，历史只叙述事件，没有判断推论，法学只阐释法律，伦理学只陈述义务，哲学不过是些常识与道德格言，美术不懂得透视与阴影，他们发明了火药与印刷术，可他们自己却不会使用，总之，“这就是中国民族各方面的性格。它的特征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自由的伦理、道德、情感、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都离它很远。皇帝对人民讲话，始终带着威严和父亲般的仁慈以及温柔，而人民本身却只有微不足道的自尊心，认为生下来就是为了给皇帝的政权拉车的。沉重的担子在他们看来是必然的命运。卖身为奴，吞咽奴隶的酸馒头，它也不觉得可怕。自杀当作复仇的工具。遗弃婴儿，则是普遍而常见的事。这一切都表现了对己、对人极其缺乏尊重。如果不存在出生的差别，每个人都能得到最高荣耀，那么这种平等就不是内在的个人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含义，而是低级的，还没有形成差别的自尊心。”30

　　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话语在黑格尔那里最后确立，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庞大精密，无疑以一种似是而非的完整性与深刻性为其谋得话语权威。按照霍尔的观点，话语“结构主题，解释并生成我们知识的对象，决定一个主题如何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又为什么有意义，还影响到观念如何导致行动并用来左右他人的行动”。31我们发现黑格尔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在西方具有普遍的影响力，19世纪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看法，基本上是黑格尔总结与确立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他们那一代人发起的中国国民性批判，关于中国人的奴性或“怠惰框怯之劣根性”，所谓“贪鄙之性、偏狭之性、凉薄之性、虚伪之性、谄阿之性、暴戾之性、偷苟之性”之类的讨论与批判，都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甚至孟德斯鸠。中国现代化文化批判开始在西方话语中思考自身，西方话语的力量不仅规定了在这场批判或反思思潮的思维方式与范畴，甚至表现在其基本动机与目的上，这是世界现代文明中西方话语扩张与话语霸权实现的典型案例。

　　迄今为止我们主要在精英理论层次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我们注意到精英理论对大众舆论的整合提炼利用，实际上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中国的国民性话语经常表现出精英理论与大众舆论的互动转化的动力机制。大众舆论中的各种零散的印象、“套话”，为精英理论提供思想的素材，而精英理论又为大众舆论提供观念的核心与价值尺度。中国国民性话语在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一个整体稳定但内部流动的文本场，其中不同层次与类型的文本相互参照、对应、协作、共同传播，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原则的观念体系、规范与机制。

　　精英理论层次上的中国国民性话语终结在完备的理论体系中，大众舆论层次上的文本却以其特有的发散的丰富性延续着，它以某种“套话”为中心，各种混杂的印象虽有一个统一的趋向，但也不无矛盾之处。“套话”如丑陋、怪诞、邪恶的中国佬（Chinaman），典型形象是留着猪尾巴一样的长辫子，裹着小脚，打着伞，拿着扇子，男不男，女不女，细眼睛似笑非笑，诡计多端，说话怪声怪气，从早到晚抽鸦片，吃猫、狗、蛇、老鼠之类的动物，溺死女婴，以残忍为消遣，愚昧无知，信奉一些乱七八糟的鬼神，软弱可欺又经常妄尊自大，容易受宠若惊又容易忘恩负义，既是奴隶又是叛徒……总之，中国人是一个愚昧、懒惰、不诚实、肮脏甚至可能凶残的劣等民族，他们没有善良的本性，甚至没有做恶的能力。黑格尔预言的所谓英国征服中国的战争最终爆发了，鸦片战争后大批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的角色从“乞丐”、“囚犯”、“小偷”变成主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近距离看中国，中国的国民性就没有哲学家“高瞻远瞩”的论断那么清晰确定了。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人，他们虚伪、懦弱、懒惰、狡猾、贪婪、残忍、淫荡……；也还有人认为“天朝”百姓中不乏好人，他们勤勉 、精明、善良、宽容；甚至有人感慨中国人的性格根本就没有什么一致性，逆来顺受、温和软弱、乖巧柔顺、勤劳刻苦、知足常乐、欢快活泼、服从长者、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等美德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与之相伴出现的是说谎、欺诈、残忍、嫉妒、奉承、贪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格雷说，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美德和邪恶，很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32。

　　大批的西方人深入中国，有大量的见闻、著作，然而，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的国民性容易确定，具体表现在个人品行或性格上，却越是具体就越是混乱模糊了。你怎能假设一个中国人既是好人又是恶棍呢？你怎么能将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与精雅文化传统的民族与一个愚蠢昏聩、怯懦变态、虚伪残暴、吃死猫老鼠的野蛮民族的形象统一在同一群人身上呢？卫三畏牧师以自己在中国的多年经验试图指出中国人性格的多面性：“总的来说，中国人表现为一个混合体，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赞扬，就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要批评；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恶迹，可他们比其他绝大多数异教民族又具有更多的美德。33综观19世纪西方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印象，总的趋向有两种：一种是简化，在漫画式丑化中国人的同时将中国人的性格类型化，夸大某些方面的特征，如撒谎、懒惰、残忍、肮脏，使一个民族成为人类几种恶劣品性的代表。另一种是细节描述的复杂化，他们不断在中国人的个体身上寻找可以代表民族性格的特征，结果发现的特征越多，矛盾也就越多，甚至威胁到中国人性格的可知性本身，如果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特征并从中归纳出有效的性格模式，所有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的探讨，都是虚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