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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故事——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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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后来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刀法灵秀,变幻莫测,奇趣丛生。甲骨文的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其主观审美趣味和"书法意识"。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此骨系河南安阳出土,长32.2厘米,宽19.8厘米。是甲骨文断代第一期商武王时期的一块牛胛骨版记事刻辞。骨版巨大且完整,正反两面共有一百六十余字,背面字内填朱,色彩炫丽,内容为商代社会生活和天气等方面情况,有重要的文史价值。字体瘦硬劲直,工整端严。 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生动有致,各尽其态,富有变化而又自然潇洒。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又名钟鼎文,是钟鼎等器物上铸造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大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通高102.1厘米

清道光年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其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饰饕餮纹,足上部有扉棱,腹内壁有铭文19行,共291字,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部份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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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毛公鼎

毛公鼎,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馆,是金文的经典名作。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庄稳重。颈部饰重环纹及弦纹各一道 ,简朴庄毛公鼎严 。腹内铸有铭文 32行、499 字,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後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於周宣王元年(西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於〔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  西周晚期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青铜盘原为盛水的器皿,但散氏盘在镌铸契约长铭后,已然成为家国宗邦的重器。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东周石鼓文 《攻吴王夫差鉴 》 局部

东周石鼓文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形似鼓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并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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