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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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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当时报纸报道:林徽因人面桃花,泰戈尔仙风道骨,长袍白面,加上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瘦竹春梅的三友图,成绝世佳品。
    
画面中的林徽因、徐志摩,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神采的剪影,定格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神峻骨。它流传在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记忆中,让人们至今羡慕、仰望,不能忘怀。
    
其实,那个时代,除了林徽因、徐志摩,包括鲁迅、陈独秀、胡适、陈寅恪、冰心、郭沫若、郁达夫、梁实秋等等文坛名流、学界翘楚,尽管他们所专不同,信念有异,性格更是南辕北辙,但其精神气象无不让人感到神清气朗、神采奕奕。
    
假如有人倡议,我们在全中国海选,再凑成一幅三友图,作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神特写,那将会是一个什么图景?
    
在当下中国,美男靓女满大街都是,影视明星、歌坛新秀、美女作家、模特、超女、中国小姐、世界小姐、以“脱”一举成星的“星”们、以“跑”一举成名的名人,还有学术大师、大腕、讲坛擂主、名嘴……可是,我们却难以凑成一幅朗月清风的三友图。

 差别在哪里?
    
不是外形的漂亮,不是表面的聪明才气,甚至也不是知识和思想。真正的差别,概而言之:一为雅,一为俗。有“雅”,于是脱俗。缺“雅”,于是入俗,甚至俗不可耐。
    
没有优雅,尽管有靓丽的外貌,不过花瓶摆设;有一点知识,不过雕虫小技;有一点小才小智,不过哗众取宠,整个人生仍然逃不掉一个字:俗。
    
人类的进步,是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社会制度的完善标志着文明的进步。除此之外,文化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内在标志。文化与GDP有关系,但不能等同;与科技水平有关系,也不能等同;文化与博物馆、少年宫、科技馆、体育馆、歌剧院有关,但不能等同;与社会的教育程度有关,也不能等同。文化发展的水平有很多指标,但是,它可以体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知识分子身上。
    
一个有序的社会,应该展示出文明的向度和层次。中国至少在三千年前的西周就建立了礼乐秩序。文明与野蛮就体现在君子和小人(野人)身上。受过教育的、代表当时文明教育成果的人是君子,因此,君子是当时社会的理想人格。孔子教学生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目标。他教学生以“六艺”,并说:“不学《诗》,无以言”,提出“文质彬彬”的品质标准,这是当时对于贵族子弟的最低要求,也代表着当时文明的向度。汉代以后出现的“三礼”,详细论述了“礼”的意义、价值以及具体规定。“五经”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完成了这些教育就达到当时的文明水准,就是那时的文化人,具备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相反,不能达到这个文明水准,不能自觉遵从礼乐秩序的,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奴隶、平民,即小人或野人。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十分明确,就是以君子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当然,这里面有贵族的特权思想,有阶级差异,这都是时代的局限性。可是,这一切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
    
君子人格理想的传统在中国世代相传,延续了几千年。君子与小人(野人)之分,是高尚与卑下、文明与野蛮、文化与反文化的分野。知书达礼一直是中国人对于文明的共识。斯文扫地是对于知识分子失范或某种颠覆文化价值行为的谴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坚守君子人格的最后底线。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理想,君子人格理想对于社会全体成员都是一个典范。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农民,都自觉认同而不会反对这一社会共同价值理想。于是,它构成了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对于社会秩序起到制衡作用,成为社会文明的一种指挥棒。
    
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的上层,贵族、官员、士大夫、富商大贾、乡绅,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尚礼是基本要求,斯文是行为标准,因为礼义廉耻是君子人格一个门槛。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的是信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品德与言行的双馨。他们即使不敢认为自己就是君子,但绝对不以小人自居。因为,在那个社会,被公认为小人的人,不仅没有身份,也没有信誉和道德可言,基本上被排斥在文明社会的社交舞台之外。即使是刚刚摆脱穷困的暴发户,无论他先前多么低贱、落魄,也要穿起马褂、长衫,附庸风雅。还一定让子弟读书应试,获取功名,因为不读书难以达礼。
    
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忠臣烈士不胜枚举,杀身以成仁的壮举史不绝书。当年梁漱溟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正言,他要考验一下执政党有没有雅量,考验一下主席有没有雅量,体现的就是这种君子人格的伟大精神,成为现代中国君子人格精神的绝响。
    
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着社会的文化向度,体现了文明社会的秩序。钱穆先生曾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农村文化。因为一代代乡村读书人,通过科举,走进皇城大都,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而他的后代又逐渐衰落,被新的乡下读书人取代。进入国家管理中心的人才基本上来自乡村的有志青年。如果没有知书达礼、君子人格的社会价值理想的指引,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延续、发展是不可能的。
    
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理想相异,君子人格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至少,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共识,没有体现这种文明的向度。要不要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人格,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因为,它基本上不影响每个人的升官发财。君子人格既不是学历,也不是技能,更不是资本,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和实际利益。按照君子人格的要求,自觉维护和遵守一些道德操守,甚至是作茧自缚,也许在社会生活中生存更加艰难。而做一个小人,则没有任何坏处,既不会丧失任何东西,而且不受任何道德约束,也许在社会生活中顺风顺水,获得很多实际利益。所谓礼义廉耻、信用仁厚、刚正不阿,这些东西都不能产生直接利益,人们往往弃之如敝屣。相反,只要能产生实际效用、利益,哪怕冒天下之大不违,被千夫所指,有些人也在所不惜。最简单直接的是骂人,特别是骂名人,其次是展示自己的艳照,还有的甚至挑战社会伦理底线,只要产生轰动效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人们对于“耻”的渐渐麻木,导致了一种反文化的社会倾向,痞子化于是应运而生。痞子化即是反文化的典型表现。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是这个倾向的总宣言。
    
痞子化在当下中国渐呈汹涌之势,挑战一切文明的秩序,冲击几千年的礼乐传统。在这样的景况之中,试问:国人何来优雅?
    
君子人格理想的摧毁,根源在当代中国教育。
    
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格。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教育,即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至少从孔子开始的中国传统教育,一直以培养君子人格为首要。所谓“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这是教育最基本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我们当下的教育被人称为应试教育,升学是这种教育的最终指向,于是,分数实际上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家长和学生都把学校当成技能培训班,当成发财升官的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校里的品德教育只能是花拳绣腿。我们的学校因此忘记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
    
通过调查我们知道,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一般的孩子也谈自己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无非将来成为科学家、影星、商人、经济学家、教授、部长等等。这既是他们自己的理想,也是家长和老师对于他们的寄托。落实到学校生活中,这些理想都是具体的,就是上好学校,例如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等等。因此,读书是为了考试,上好的学校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总之不外乎升官发财一类。因此,他们的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考试。更可悲的是,离开考试,有些学生就一无所能,甚至惶恐不安。
    
然而,他们没有人格理想。没有人想成为一个君子,哪怕是穷愁潦倒、四面楚歌。也没有人畏惧做一个小人,只要有巨大的利益,这样做是值得的。更没有人要成为英雄,那似乎一点也不切实际。
    
一个缺少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人格就会猥琐,唯唯诺诺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工作的单位,上级就是法官,哪怕只是一个处长、科长,权威形同上帝,没有人敢于对他们的错误提出异议。上下级关系于是成为主奴关系。想想当年的梁漱溟,我们应该反思: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来吗?
    
中国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受教育者和没有受教育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因而失去了教育自身的神圣性。   

简言之,中国正在实现政治、经济、科学、军事腾飞。然而,中国社会的文化现状不容乐观。优雅是文化的体现。优雅的缺失,恶俗必然成为时尚。从商业大片到学术讲堂,俗不可耐的东西无处不在,我们无法阻挡、抗拒。一个社会失去优雅,无论它的成员多么有钱,珠光宝气,宝马香车,美轮美奂,总是带着野蛮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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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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