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新时期基础教育的发展要求，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在工作量、待遇以及教育学生等方面强化了班主任的权利，其中还明确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教育部发文重申班主任对学生的批评权利，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老师或班主任批评孩子，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行为，根本不需要任何“法理基础”。既然如此，教育主管部门把一件约定俗成的事情写在条文里，郑重其事地向社会公布，岂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吗？于是，不少人写文章对教育部的做法提出批评或商榷，甚至认为教育部的规定让人“心神不宁”。

　　实际上，教育部之所以再次强调班主任以“适当方式”批评学生的权利，是有着现实针对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老师的地位曾经被列在天地君亲之后，但在今天，情况却完全有所不同。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一对夫妇只生有一个孩子，孩子往往被一家人看得比什么都金贵。另一方面，在权利意识普遍苏醒的当下，孩子的权利、尊严、选择和喜好也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地位。在不少地方，老师和班主任已经不怎么敢批评孩子了，更不用说去管教自己的学生，遇到学生暴露出缺点和毛病，老师和班主任往往也只能把责任推给家长了事。教育体系已经开始慢慢养成一种惰性，即老师只负责传授知识，至于孩子的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形成，完全是家长和社会的事。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当然不是什么好现象。

　　教育部把班主任批评孩子的权利写入部门规章，当然是一件尴尬的事。但从另一个方面说，班主任被重新“赋权”这一举措本身，其实也反映出当代教育的困境以及试图摆脱这一困境的努力。像我们社会的许多事物一样，教育在今天也面临着权威丧失的危险，但这并不完全是教育自身的问题。如果教育只能在困境中作茧自缚，如果教育不能在普遍溺爱的气氛中有所作为，那么，它就会背离自己的传统使命和现实责任。所以，教育部对班主任的重新“赋权”，看起来似是“没话找话”，实际上却是给自己加担子，是在找回教育本该赋有的使命感，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在今天，在孩子也拥有权利意识的当代，我们究竟该如何管教孩子，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面前，不仅是教育部门，甚至连家长也普遍缺乏正确的答案。很怪诞的一个现象是，现在的父母，往往会按照美国肥皂剧的说教去培养孩子，这与中国的现实无疑是相互背离的。在承认孩子权利的同时，却忽略孩子的责任意识，它所酿出的苦果，已经让整个社会有所认识。最近一段时间，从新闻中人们了解到，已经有多个孩子在网瘾戒除中心或类似机构中被殴打致死。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人们往往会谴责戒网中心的暴力和非人道，却遮蔽了另一个更重要、更核心的问题：孩子怎么从学校走向各色训练营的？如果我们没有放弃日常管理、常态教育和及时的教育辅导，孩子怎么用得着电击和暴力疗法？这其中难道没有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吗？

　　社会对孩子教育权利的错误“让渡”，让一些孩子变成了所谓的“网瘾少年”和问题儿童，由此派生出大量缺乏资质的训练机构，乃至最终酿成了精神创伤或死亡的悲剧，这实在足以让人们警醒。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部重新把“批评学生”列为班主任的“法定职责”，督促老师和班主任在教书之外担负起育人的责任，这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

　　恰恰相反，为人父母者更应该反思的是，除了教育机构、除了班主任，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重新捡起什么来呢？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无论孩子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愿望，他们都需要适当的引导、教育和批评。放弃这一点，就等于是放弃孩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