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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讲观音菩萨像演变赋予人民大会堂设计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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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庆“十大建筑”之首的大会堂,在设计阶段就引起专家的争议,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能容纳1万人开会、5,000人会餐的巨型建筑,却只有8个月的工期,其难度可想而知。

  到北京前来参加会战的建筑专家们,哪一位不想在祖国的心脏留下一座不朽之作?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于是分歧在所难免;统一大家的思想也就贯穿于大会堂设计的全过程;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成了那个特定时期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凝聚着国内顶尖高手的心血。

  为了解决大会堂设计中的分歧,根据张工程师的回忆,1958年11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御河桥交际处召开了专家会议。

  御河桥交际处,即原来日本大使馆强迫袁世凯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的所在地。到这里开会的各方面专家共有40多人,有从冶金部请来的钢铁方面的专家邓恩诚,有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的专家汪菊潜和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等,还有梁思成教授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研组的专家成员。

  中选方案的设计者赵冬日和沈其因为避嫌,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梁思成首先发言。他先在周恩来总理的面前画了一个头大身子小的娃娃,以说明大会堂在原设计上所犯的错误,同时指出,大会堂“西而古”,没有时代精神。王华彬则再一次对原方案“大而无当”提出了批评。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梁、王二人的意见,却对大会堂的安全问题不能释怀。他对梁、王二人谆谆嘱咐道:“大会堂的安全应该放在第一位,不要在大会堂里试验新结构。要考虑眺台上的观众拥到前排欢呼的场面。另外,万人大礼堂、5,000人宴会厅的紧急疏散,必须认真计算,保证在短时间内清场。要门多,路畅。”

  在场的几位冶金专家和桥梁专家,都向周总理保证,两层眺台悬挑出14-16米,结构钢材没有问题。

  关于大会堂方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有益而无害。他转述了彭真讲过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很久以前的民间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是一个留着两撮胡子的印度男人形象,老百姓不接受这个形象。后来画家把这幅画张贴在集市之上,自己则躲在画像后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然后吸取了大家的意见,才形成了现在为大家所接受的观世音菩萨的模样。画菩萨当然要比设计大会堂简单多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针对大家对中选设计方案的批评,周恩来含蓄地说:“从丝绸之路开始,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有了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印度的塔传到中国之后,形神都有所变化,但未离其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应该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古今中外,一切精华,含包并蓄,都应拿来为我所用。如果大家还不满意的话,好在我们的建设量将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

  见周恩来如此一说,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会后,设计方案又经过了一番认真的修改。

  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等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做了总体介绍,万里、赵鹏飞在简要汇报了各项工程的具体情况后,退到休息室,等候领袖们拍板。

  会议结果比较乐观,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规划和国庆工程的大体方案。

  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和赵鹏飞,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

  国庆“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改造工程的总体框架通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万事大吉。1959年1月6日,关于大会堂的具体设计方案,再一次被提交专家讨论。

  这一次由国家城市建设委员会出面,地点选在了北京科学礼堂,主持人是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齐燕铭,规格比上一次高出许多。

  齐燕铭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时间紧迫,所以大会堂在设计上存在一些缺点,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希望各方面从爱护这一建筑的角度出发,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得更好!”说罢,齐燕铭将目光转向梁思成。

  由于梁思成是公认的建筑设计权威,上一个方案又是以他的意见为主修改的,因此梁思成不再客气,首先做了发言,对修改之后的方案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经过修改之后的设计模型,‘西而古’的东西去掉了不少,虽说仍有改进的余地,但毕竟比原来的设计方案要好多了。”

  接下来的讨论,从大会堂的外形,转到大会堂内部的结构。

  建筑专家王华彬谈了自己的看法:“人大会堂的特点是面积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声音、通风都不好解决。”王华彬不紧不慢地说。“建筑面积从原来的7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17万平方米,是否有浪费?柱子高达26米,看起来还很细;礼堂30米高,人在里面,好像坐在天底下,天苍苍,野茫茫,人显得太渺小;从大会堂门厅到里面,要过5关,一点亮光也没有。柱子多达180根,无用而挡光,还是存在形式不能表现内容的问题。”

  王华彬建议,中央大厅要开天窗,用平顶玻璃采光。为了增大面积,可以采用挖院子的方式。两旁柱子可以取消,做成贴墙柱,美观而又节省。

  另一位专家朱兆雪表达了同意原设计方案的意见:“还是原方案朴素大方。试想,如果大会堂取消了柱子,雄伟气魄还会有吗?我看就像个大工厂的车间了。”当他说到没有柱子,大会堂就像大车间的时候,有的专家不禁想笑,会场上紧张的气氛有些和缓下来。

  专家们各抒己见,对梁思成提出的“西而古”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这种论调是用一种概念来约束人的创造力。

  “西洋建筑中有的东西,不见得中国建筑就不能有了;同样,有了廊和柱不见得就成了西洋的。”中选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女建筑专家沈其说。

  刘开渠、钟灵等美术专家也都提出了同意原中选方案,认为新的、民族风格不见得就排斥西洋建筑。在建筑艺术上,不管是西洋的还是中国的,都可以去粗取精地来应用。

  有的专家建议,在不变更原结构形式的前提下,大会堂的建筑面积可减少一些,中央大厅挖院子,这样可以解决附近厅舍的自然采光问题。还有专家认为宴会厅的大楼梯设的位置不合适,直接跑上去太不舒服,建议改在两旁。

  讨论十分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最后,专家们对大会堂的平面布置、面积使用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对大会堂设计上的争论,由于争执不下,不得不提交最高层裁决。

  1959年1月初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和彭真,把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朱兆雪等直接负责大会堂设计的领导和专家找到办公室,听取对于大会堂设计方案的汇报。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周恩来对专家们争议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例如大会堂的顶棚设计,因为不仅涉及到建筑学,而且设计到声学和光电学,一时间让设计人员无从着手。音响方面的专家认为大会堂设计空间太大,声音没法处理,要想保持高质量的声音,必须对空间大加压缩。

  还有一些艺术家认为,大会堂的会议厅太高,开会的人坐在里面,会显得十分渺小。汇报到这里的时候,彭真问道:

  “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恩来总理启发大家,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我们站在天底下而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我看咱们不如采取这样的办法:俗话说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大会堂的屋顶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你们说好不好呢?”

  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叮嘱大家:“你们可以先做个模型,咱们来看一看实际的效果。”

  周恩来总理从写字台上,抽出了一张用过的草稿纸,在背面的空白地方画出了一个扇形结构,然后拿给大家看。

  这是大会堂后边结构的形状,从周总理勾画时一气呵成的熟练程度来看,他在大会堂形状方面的考虑已非一日,早已经成竹在胸。

  在场的人们不禁感叹起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和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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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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