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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佛教对古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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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佛教对古诗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浸透之深、历史之长,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所不能相提并论的。尤其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影响更为突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西汉末年,发源于古印度(公元前七世纪)的佛教,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从边疆传入内地,经过东汉魏晋二百多年的磨合,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从对抗走向适应,并相互浸透。东晋以后,尽管中国处在一个动乱分裂的时代,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但文化的发展却处在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佛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地区,跨国界地广泛传播开来。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和儒、道两教一样,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支撑。中国佛教发展到隋唐,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佛教宗派,佛教的内容也进一步细化,内涵十分丰富。中国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很深的影响。我这里想着重谈谈佛教对古典诗歌的影响,试图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印度文化使之融合在诗歌之中。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
  置,诗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艺术形式。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诗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思想水平,外来文化影响中国诗歌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学习历史文化中可以看到,任何区域文化对外来文化都有排斥性,甚至出现激烈的对抗。佛教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和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矛盾。不少文人排斥外来文化,还出现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火佛事件。但佛教文化具有很深的生命力,中国佛教凭着融摄性、创造性、协调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相当广泛,在许多方面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随着印度佛经的大量翻译,人们发现了汉字的四声。所谓四声,就是汉字平、上、去、入四种不同的声调。四声的发现,标志着中声律理论的产生,汉字四声的发现和声律理论的诞生,直接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一些诗人开始追求诗歌的声律,讲究诗歌的格律美,追求诗歌形式的创新。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中,中国的古体诗慢慢被淘汰,出现新的格律诗。格律诗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在创作手法上都比古体诗灵活得多、方便得多,更容易传播和认识。
  东晋和南朝时期,佛教对中国文人影响逐步加深,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自己的创作,一些有文化的僧人也开始运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传达佛理。下面我举一例:
  在《高僧传》的《竺僧度传》中留下赠·答两首诗,僧度姓王名晞,字立字,和母亲相依为命。他与同郡杨德慎之女杨苕华定亲,未等完成大婚,双方的父亲相继过世。王晞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感到人生不过是一场灾难,遂遁入空门,出家做了和尚,隐名埋姓。杨苕华服丧期满后,修书赠诗于僧度,劝他还俗,修百年之好。下面是杨苕华的赠诗:
  “大道自无穷,天地长且久。居不顾叵消,芥子亦难数。人生一世间,飘若风过牖。荣华岂不茂,日夕就凋朽。川上有馀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娱耳,滋味可适口。罗纨可饰躯,华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区区,但怜君恤后!”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出一个少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呼唤。她劝僧度脱离佛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把生活之中的迷人之处都写出来了,试图以世俗的美好、人间的温暖来唤醒这颗静寂的心。诗人希望恋人不要沉迷于空寂之中,自绝于世,还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到自己身边来,过人间美好的生活。“不道妾区区,但令君恤后”,诗人用夫妇之伦晓其理,极尽情感,呼唤僧度的归来,但结果又是如何呢?
  下面是僧度回答杨苕华的诗:“机运无停住,倏忽岁时时。巨石会当竭,芥子岂云多。良由去不息,故气川止嗟。不同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杨苕华对自己心上的恋人苦口婆心的劝阻,未起到什么作用。此时的僧度对人生已经绝望,姑娘的美貌青春,姑娘的撕心呼唤,他都看不见听不着,彻底抛弃了人间的美好,皈依佛门。僧度当时的心境,都明了地表现在这首诗中。通过诗表现佛理,这是典型的诗作。佛家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因缘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轮回之中,人有生老病死,天有阴晴圆缺,花开花落,生灭相成。这些思想从哲学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僧度却用这种朴实的哲学思想来说明人间的苦难,世俗实是块秽土,不可久留,走上虚无主义的路。那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遁入寂静的空门,过隐遁的生活。我们在僧度的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到,佛家思想和儒、道思想的融合。“不同荣启期,皓首发清歌?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这几句充满儒道思想。僧度作为一个文化僧人,既受到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他又学习了佛教思想,不同思想的交流和融合,自然而然地就会影响他的作品。
  僧度皈依佛门,抛弃恋人,抛弃人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超度。“今世虽云乐,当奈后生何?罪福良由己,宁云己恤他!”抛掉的是享乐,得到的是超度。佛家认为,人的享乐是短暂的,超度是无限的,不能因小失大,不能把无限丧失在有限中。所以为了无限的来生超度,他就毅然地抛弃人生。他的思想依据是什么?业报轮回是佛教中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因果报应具有相同的地方。僧度十分相信这种轮回报应,力求超脱这种轮回,超脱轮回的做法就是遁入空门、潜心修行。
  晋宋时期,佛教对诗歌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必定还是初期的,低层次的,多是一些佛理诗。所谓佛理诗,就是通过诗歌宣传佛理,从文学观上分析,大多数的诗价值不高,艺术性较差,真正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佛教思想对中国诗歌产生较大影响还是到了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几百年,中国佛教达到了高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皇帝重视佛教,大量佛经传入中国,译成汉文,广为流传,开始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禅宗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禅宗因主张修习禅定,故名禅宗。所谓禅定,就是专注于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调练心意的功夫。后来,禅成为佛教的代名词,像禅房、禅坐、禅杖、禅话等。这时的佛教,已经渗透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中,作为中国主要文学形式的受其影响是自然的。
  下面介绍王维的一首诗:《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香积寺是一座庙院,王维来到此地,不由想到佛教故事。在西方的一个水潭中,曾潜藏毒龙,是佛门高僧制服了它。佛法无量,佛法力大无穷,能克制毒龙,同样,佛法也可以克制人间的欲念。再看一首《秋夜独坐》,“独生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空,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人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这句话可以概括王维这首诗的思想。王维中年信佛,达到一定水平,他的诗渗透了禅宗思想。秋夜独坐,就是坐禅。秋天下着细雨,四周十分寂静,一个老人守着油灯,静静地坐在那里,感叹人生。人老了,头发白了,又没有长生不老丹,生命不能永驻,时光不可挽留,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日出日落,不可违背,可见人生实在是一场悲剧。想解脱这种悲惨世界,只有学“无生”,佛教能够改变人生苦难的境遇。王维中年学佛,也是出于这一佛教思想,皈依佛门。王维类似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很多,如《积雨辋川庄作》、《田园诗》、《酬张少府》、《终南别业》等。
  作为一代文人,王维有他痛苦的人生经历。唐朝是一个文化十分繁荣的时代,出现中国历史上没有的文化大融合。不同的哲学流派、文学流派、书画流派、以及雕刻、绘画、歌舞、音乐等,都对唐朝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王维这样一个高层次的诗人,能为佛家思想所折服,可见佛教文化的魅力。我们从王维大量诗中看出,禅宗不仅影响诗人的为人处世、生活习惯,而且影响了诗人创作的审美情趣。王维的诗追求一种宁静空寂的风格,而这种寂静的风格,正是禅宗思想的体现。诗人把这种思想融进诗里,增强了诗的美感,给后人的创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唐朝是诗人辈出的时代,许多诗人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把诗歌创作与禅宗联系起来,创作了大量充满禅宗思想的作品。当然,唐代也有一些反佛教的诗人,如杜牧就是一个。因为中后唐佛教恶性发展,引起文人的反感,他的《江南春》就充满反佛思想:“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牧是讽刺当时的寺庙过多,造成大量财产浪费。杜牧虽然讽刺寺庙过多,佛教过滥,但也写过一些赞美佛教建筑的诗句,像《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宫归京》中的“九华山路云遮寺,清弋江村柳拂桥,”还有《念昔游三首(其一)》中的“秋山晴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这都表明杜牧对佛教建筑是颇为欣赏的。
  历史发展到宋代,出现佛、儒、道三教合一的倾向。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已全面渗透与哲学、文学、伦理学,以及法学领域,对诗歌的影响更为突出。许多有文化的僧人也大量写诗说禅,大量的诗篇从追求宁静空寂的禅境到开始追求机智活泼的禅机禅趣,追求佛教语言的选择,追求禅宗中的理性。
  下面是黄庭坚的一首诗:《六月十七日昼寝》,“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观沧州百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黄庭坚深知佛理,语带禅机,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来。“马龁枯萁喧午枕”和“梦成风雨浪翻江”句,马吃干豆秸和风雨浪翻江,看起来无甚关系,但前后联动起来看,单借助梦为中介物,巧妙地由此及彼,表现了诗人遁入江湖的素念。黄庭坚要求自己的词像禅那样无拘无束,无边无际,变化多样,给人以新奇,引人以遐想。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迈,独具风格。他的诗词创作,无不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他一生追求诗词艺术的思想性、流动性和变化性,这和禅宗的“无住”“无缚”的思维方式有相同之处。我们来看苏轼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是苏轼辞别兄弟苏辙后写的诗。飞鸿踏雪泥是一个象征物,这种象征物目的是表达诗人的情感,他用抽象的事物来概括漂泊不定的人生道路。兄弟二人在这里投过宿,题过诗,再过这里时,“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人去庙坏,一片凄惨,如佛教经典《传灯录》中“雁过长空,影沉寒水”。我们从苏轼这首诗的艺术本质上来看,是“议论”的方式,区别于前人写诗的意象方式。人生到处知何似?是议论;飞鸿踏雪泥,又是抽象的形象,以抽象的形象表达情感和理念,这是苏诗的追求和创造,是中国诗歌艺术上的高峰。
  苏轼的另一首《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更具特色:“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生睡依团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慈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遽遽。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这是苏轼在杭州做官时,访孤山的两个诗僧惠勤、惠思而创作。苏轼腊月天到西湖,云和雪笼罩在西湖上空,倒影入湖水,上下浑为一体。远山的楼台、山村都时隐时现,忽明忽灭,模糊不清;近前一看,则是“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从这四句来看,这都不是诗人对西湖自然的真实描写,而是诗人审美情绪的一种表现。他从京城被排挤到杭州,心境不佳,寄情山水,访山寻道,想通过这美丽的山水、清静的寺院,来安抚自己忧伤的心境。“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说出诗人的主观意绪。“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等句,又写了另一番景象。宝刹灵光,朦胧隐约,佛境禅心,清洁空静与湖光山色的西湖美景连成一体,充分体现了诗人“自娱”的思想观念。
  苏轼还有一首《题西林壁》写得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在京城受到排挤和流放到苏州后,来到西山禅院,这时的诗人对人生、对社会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题诗于禅院,开始了他哲理性的反思,又是禅宗式的觉悟。从艺术角度讲,这首诗是艺术具象和艺术抽象最完美的结合;从思想角度讲,诗人揭示了全局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哲学关系。可见,苏轼的诗词是中国文化的大发展,这和禅宗的影响不无关系。
  南宋时期,以禅喻诗,以禅衡诗,以禅入诗,以禅作诗的情况较为普遍。严羽的诗论《沧浪诗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指出诗歌创作要追求审美和思维的特殊性,这对我国诗歌创作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从以上粗浅的分析看出,吸收外来文化滋养本民族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中国文化吸收佛教文化,使中国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必须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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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鸡足山楹联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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