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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佛教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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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佛教音乐的发展

  ◎慧云法师

  中国佛教音乐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佛教作为宗教,音乐作为艺术,佛教的传播是以音乐为一种媒介手段。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其音乐风靡天下,而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较之其他艺术更加强烈。同时,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其音清新典雅,超凡脱俗,其韵幽远深长,唱者身心合一,物我两忘;闻者,胸襟豁然,神游情动,使人意念净化,于袅袅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

  中国佛教音乐与古代印度佛教音乐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的佛教音乐同佛教学说一样,祇是全部历史的“流”,至于它的“源”自然不在中国,而是在印度。

  一、印度佛教音乐

  印度佛教音乐相传是由大梵天所造,故又称为梵音或梵呗。梵,印度语,“梵览摩”之略称,译为清净。呗者,“呗匿”之略,又作“婆陟”。屈曲升降,能契于曲,为讽咏之声,是梵土之法曲,故名“梵呗”。呗又可译为“止断”、“止息”或“赞叹”,法事之初唱之,以止断外缘,止息内心方堪作法事。又其唱颂多赞佛德,故云赞叹。《长阿含五阎泥沙经》曰:“时梵童子告忉利天曰:“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得满,五者其音遍周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又《萨婆多毗尼勒迦》卷六曰:“瓶沙王信佛法,往诣佛所,白佛言:世尊,诸外道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多得利养,眷属增长,愿世尊听诸比丘。佛言:听诸比丘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集一处呗诵说法。”

  相传佛在世时,有一比丘长得非常丑陋,但是声最好,其梵呗之声能感动人畜,所以称他为“呗比丘”;又因为他过去世曾在佛塔前供养金铃,感此妙声,故又称他为“铃声比丘”。有一次波斯匿王准备征讨鸯仇摩罗(无恼),一直追到佛陀住的一座精舍前,就在这时呗比丘在精舍里唱音乐,音声异妙,圆润晌亮,士兵所骑的象马都停下来倾听,士兵也听得出了神,波斯匿王感到奇怪,所以去精舍佛前,问其原由。此故事载于《贤愚经——无恼指因缘品》。由以上可知,佛乐在古印度就相当盛行了。

  二、汉传佛教音乐

  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中国人奉教者仅帝王宫室中少数人,外来的梵呗祇有外国人掌握,如第一个来中国的竺法兰,曾在与道士的较量中“以大梵音叹佛功德,称扬三宝,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听到梵呗。

  到了三国时,印度与西域的沙门、居士陆续来中国,形成以翻译经典为主,传授梵呗的却了了无几。《高僧传》卷十三曰:“自大教东流,乃译者众,而传声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语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授。”中国佛教音乐,最初起源于陈思王曹植的“渔山梵呗”。后又有支谦制作的“连句梵呗”。其余有康僧会造“泥洹梵呗”,帛尸梨窟多罗造的“高声梵呗”,支昙龠所作“六言梵呗”。

  (一)、渔山梵呗:

  产生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作者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十岁善文艺,私制转七声。擅长诗赋文章,是“建安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既精通音律又善于论著,喜欢读佛经。据《历代三宝记》卷五载:他曾参加以月支人支谦为首的《太子瑞应本起经》的翻译工作。渔山,又叫吾山,在山东东阿县西八里。曹植于太和三年被封为东阿王,相传他游览境内的渔山时,听到岩洞内有梵音的歌唱,便拟写音调。后人因曲调产生于渔山,故称之为“渔山梵呗”。《法华玄赞》卷四曰:“陈思王登渔山,闻岩岫诵经,清婉遒亮,远俗流响,遂拟其声,而制梵呗。”又《高僧传》卷十三曰:“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音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中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渔山梵呗”已经出现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产生了华夏化的趋势。

  (二)、赞菩萨连句梵呗:

  简称“连句梵呗”,是支谦所作。支谦名越,号恭明,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从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梵文,后又学梵书。“连句梵呗”制作时间与“渔山梵呗”时间相近,制于三国之吴。支谦初往洛阳,献帝末年避乱江南,授孙权。此人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图谶,阴阳五行、音律、文学等,人称“智囊”。自黄武元年(222年)开始,到建兴二年(253年),三十年间主要从事译经活动。在此期间,又据《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的内容制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流行于江南一带。他这一创作对梵呗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三)、泥洹梵呗:

  是继前两种梵呗出现后第三次出现的梵呗,是由康居国康僧会在吴都建康传授的。因为内容出自《泥洹经》而得名。康僧会世居天竺,随父经商至中国,后出家为僧,于吴赤乌十年(247年)至建兴(建康),主要从事译经工作。《高僧传》卷一曰:泥洹梵呗“清靡哀亮,一代模式。”

  (四)、高声梵呗:

  是西晋末年西域僧帛尸梨密多罗来中国后一直住在建康的建初寺。此人性情孤傲,不学晋语。“曾作胡呗三契,梵音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改,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于今。”觅历遂成为当时江南梵呗高僧。“高声梵呗”的名称既不标志着内容和题材,又不标志体裁和形式,而表示这种梵呗的声腔特点。

  (五)、六言梵呗:

  是东晋时月支国支昙龠所作。支昙龠初住(苏州)虎丘山,东晋孝武帝初,住建业建初寺,特檀声法转读,后造“六言梵呗”,流行于当时。《高僧传》卷十三月载支昙龠“善转读,曾梦天神授其声法,觉因裁制新声,梵音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弄,虽复东阿先变,康会后造,始终循环,未有如龠之妙,后进传罗,莫匪其法,所制六言梵呗,传声于今后。”“六言梵呗”被后世的“清规”和《禅门日诵》采用和著录。

  中国的梵呗在初创时期,梵呗的作者及传授人中,除曹植之外,其余皆为西域人,他们都精通并使用梵文梵语,因为古代的西域各国,大多使用梵文梵语,祇有呗调在传授时或制作时需要变为汉语,而音律曲调无一不是梵音,都不会使用中国的音律与曲调。所谓音律与曲调的梵汉区别,祇是制作方法上的某些区别。

  印度原来统称歌咏十二部经,不管长行,偈颂都谓之呗“天竺风俗,凡是歌咏法言,皆为呗。到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王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梵呗传来中国后,将歌咏长行别开为转读,呗专指歌咏赞偈而言,所以也叫赞呗。如慧皎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种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后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又《法苑珠林》卷三十六《呗赞篇》,道世曰:“西方之有呗,犹东国之有赞,赞者从文以给音,呗者短偈以流颂,比其事义,名异实同。是故经言:以微妙音声赞同于佛德,斯之谓也。

  三、汉传佛教音乐的发展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是以“仪轨”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中国的佛教音乐是通过仪轨活动体现出来的。仪轨也是佛教音乐的摇篮,或者说佛教音乐是仪轨的附属物。“仪轨”一词,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诵法,在中国则不论显教、密教泛指唱念仪式的转范。中国早期的唱仪轨常合编于“清规”之中,其内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关系,职及仪轨唱念诵经等等,后世则把生活起居、人事关系、僧职等项与诵经唱念的内容分开来,分别称为“清规”和“仪轨”。

  东晋时,在结合仪轨和梵呗方面,长安五级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日常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的佛教音乐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自东晋起,中国人佛教开始呈现出南北分歧的趋势,南方是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东晋辖区,北方是以长安为中心五胡十六国的地盘。自“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的文人、学士和僧徒为避五胡之乱,陆续南徒,江南出现了一个研究和应用发挥佛教文化的热潮。较为突出的就是佛教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立;佛事活动轨范化的倡导。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的清规与仪轨全面建立的起点,而成为后世的轨范。南朝期间建立起来包括唱念在内的寺院生活全部内容的“清规”和面向社会的佛事仪轨“水陆”佛事及“忏法”,从性质上讲基本包括了后世以至当今佛事仪轨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于寺塔建筑、僧尼的管理及经典翻译讲说,僧徒则偏重于佛学的研究和禅观的修行。两地比较,则形成了南华北质不同的佛教文化特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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