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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上的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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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东传中国后,虽有南北朝时代的各派争鸣,也有隋唐的百花齐放,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彼此血脉不分;然而由于儒、道思想深入民间,有心者对佛教予以压抑、扭曲,加上君主专制当权者的政策压迫,使佛教倍受摧残迫害。
  虽然如此,历史上仍有许多佛弟子不畏强权压迫,奋勇卫道,抗拒法难,如:北周武帝灭佛时,曾欲钦赐官位予道安大师,大师不愿就任,不惜以死相拒;鸠摩罗什为大法能传震旦,不惜个人含垢忍辱,暂住逍遥园;智实法师舍身上奏唐太宗,只为让后世知道唐朝还有佛教。这种为法的坚毅精神,朗如日照,足为后世模范。而在每次法难中主导毁佛者,均不得好下场,如北魏太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之言,下令废寺、焚经、毁像、杀害僧尼,未及五、六年,终于被臣下所弑;北周武帝听信谶言,恐惧黑衣当王,决心排佛,北齐四万余寺皆充王公第宅,三百万僧侣皆令还俗,未及三年,身感恶疾,遍体糜烂而死。唐武宗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官,亟力排佛,寺材造廨驿,金银交度支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不及一年,因服道士金丹,疽发背死;周世宗毁佛,废寺三万余,在位不满六年而死;近代冯玉祥毁佛,自己竟被俄人毒死,在在印证了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
  明清以来,佛教为外力逼往山林,许多僧侣也以为出家即是“入山清修”、“了生脱死”,如惟政禅师所说:“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这种消极、避世,自私自利的心态,使得中国佛教在遇到法难的时候,往往无法团结有力的人士护教。
  我们不希望教难发生,便要有金刚护法的卫教勇气;我们不希望佛法衰微,就要有韦陀菩萨的降魔精神。只要有人肯把生命奉献给佛陀,只要有人肯为大法殉难,佛教必能光大于世界,佛法必定流传于千古。
  中国佛教史上的法难
  一、三武一宗法难
  北魏太武帝
  北魏太武帝(西元四二四——四五二年在位)即位,继承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信仰佛教,常礼聘高僧入宫谈法;浴佛节行像时,也亲至门楼,对经过的佛陀圣像散花礼敬。当时宰相崔浩信奉道教,结识道士寇谦之,常常在皇帝面前诽谤佛教,皇帝由于他的善辩,于是采信道教的说法。适逢卢水的胡盖吴聚众谋反于杏城,帝进兵长安,入一佛寺中,发现寺中藏有弓矢兵器,认为沙门所行非法,大为震怒。
  于太平真君六年(西元四四五年),下令诛杀长安僧侣,焚毁佛像,全国废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侣得以隐匿,免去劫难。然而北魏境内一切的佛像、经典,全遭破坏。《梁传》描述废佛情况:“以太平七年,遂毁灭佛法,分遣军兵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悉令罢道。其有窜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枭斩。一境之内,无复沙门。”这次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划下第一道伤痕。
  魏太武帝废佛的第二年(西元四四七年),有一天,宫中突起雷电,瞬间内殿倾倒,太武帝受重伤,疠疾复发,群臣归罪于崔浩的毁佛。同时,崔浩自撰国史数卷,书中蔑视胡族,触太武帝之讳,于是下令将他处斩。崔浩受腰斩时,连累了亲族一百二十人,口中还被灌以尿水,据说他曾焚毁其妻郭氏的佛经,并将灰烬丢入茅坑。正平二年(西元四五二年),太武帝被宦臣宗爱谋弑而亡。
  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西元五六○——五七八年在位)的废佛,主要起因于迷信“黑衣膺王”的谶记,据《广弘明集》第八卷记载,道士张宾对武帝奏言:“沙门身缠黑衣,于国不祥。”一语道出为政者心中大忌,加上还俗沙门卫元嵩附和:“沙门怠惰,多贪财食,不足为尚。”张宾也一再谗言,历经七次的释、儒、道三教论争,建德二年(西元五七三年),武帝决定下令:沙门、道士还俗;禁绝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撤去,还给王公作舍地;寺院财物尽充官府,废去四万寺院;三百万僧众还俗为军民,充作攻伐北齐的军容。
  当时,所有经像都遭焚毁,静霭法师以毁教报应力谏武帝,却不被采信,后来遁入终南山,切腹自杀,为教殉难。西元五七七年,北周灭掉北齐,境内仍推行灭佛诏令,使“北地佛教,一时绝其声迹”。史上称为第二武之厄。
  第二年,北周武帝突患剧疮而殂亡,众人莫不感其报应之速。
  唐武宗
  唐武宗会昌年间(西元八四一——八四六年)的法难,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三次法难,其伤害几乎令佛教在中土绝迹。武宗本好道术,即位后,宠信道士赵归真等人,令修金籙道场,亲受法籙。翌年,命衡山道士刘元静为银青光录大夫、崇玄馆学士。由于武宗一心求作神仙,对赵归真极为崇敬,认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会昌五年(西元八四五年),毅然下诏废佛。《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加上改铸钟磬铜像为通钱、农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称“会昌法难”,是我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破佛事件。翌年,武宗因服道士金丹,中毒而亡,享年三十三岁,在位仅六年。宣宗即位后,赵归真一行十二人即被下令诛杀,唐朝佛教才渐渐恢复生机。
  后周世宗
  佛教历经会昌法难及晚唐至五代乱世的摧残,已经相当衰弱,到后周世宗,又下诏废佛,佛教法脉已如游丝。世宗即位后,认为佛教僧尼寺院是构成国家财政负荷的原因,在显德二年(西元九五五年)断然实行废佛政策,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废止未受敕额寺院,民间佛像、铜器皆交由官司铸钱。总计被毁寺院有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佛像、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
  当时北周武帝不敬菩萨圣像,以斧破镇州观音铜像面胸。显德六年(西元九五九年),在北征途中,胸发疮疽而亡。
  二、明清法难
  中国佛教到了明清,已经逐渐衰微。明太祖出身沙弥,知道宗教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令僧侣移居山林,严格禁止社会大众擅入寺院,也禁止僧众接触信众,以防止僧俗混淆之名,行压抑佛教之实。
  清朝,由于皇室多崇拜喇嘛教,对佛、道亦行打压。清大律更禁止妇女至寺院烧香供佛,僧众不可以在街市中诵经托钵,这些政策都使得佛教一转成为山林佛教,远离了群众,对佛教发展造成莫大的伤害。
  明清时期的白莲教,打着“弥勒当兴,释迦退位”的口号,在北方各省大举兴兵,四处杀害官吏、抢劫府库、焚毁寺院、销毁经像,行径几同流匪,使得北方正统佛教几乎灭绝。
  咸丰年间(西元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洪秀全以“上帝是天父,耶稣是天兄”,被推为上帝会教主,组织太平军,将家中佛像、百家经书、《论语》等,全部焚毁。所到之处,“无庙不焚,无像不毁”,十五年间遍布全国十八省,将素有佛教花园的江南一带,几乎摧残殆尽,与三武一宗的法难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使得佛教奄奄一息。
  三、清末民国以来法难
  庙产兴学
  民初时,有些知识份子及政府官员误解佛教,加上野心份子对庙产的觊觎,于是有假兴学之名,行并吞寺产之实的情况发生,许多寺院财产被侵占,僧尼被迫还俗。如:
  西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张之洞主张用全国寺院财产作为兴学办教育用,引起各地土豪劣绅藉办学名义,公然并吞寺田,影响所及,军队、警察、各种团体亦一并侵占寺庙,而当时教界竟无力维护自身权益。后来幸有学者对此重视,如章太炎发表<告佛子书>,呼吁教徒应自办学校,以迎头赶上时代趋势,并且忠告世人对佛教应加以保护发扬。
  西元一九一二年,袁世凯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幸赖当时天童山寄禅法师等教内外人士发起设立“中华佛教总会”,共拟保护庙产对策。
  西元一九三○年,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庙产兴学案,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消息传来,教界哗然,形成全国佛教徒的大团结。翌年,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陈国民会议,同年,政府公布保护寺产规定,庙产兴学风波方告平息。
  冯玉祥
  北伐时期,军阀冯玉祥是位耶稣徒,对佛教不甚友善。西元一九二七年,为扩充武力,对势力所在的大小寺院苛捐杂税,以“打倒迷信”为由,包围相国寺,没收寺院财产,捣毁佛像,改为市场,于是千年佛寺毁于一旦。当地学阀地痞趁火打劫,没收寺产作为升官发财之路,如中土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及达磨祖师面壁九年的少林寺,无一幸免。三十万僧尼,勒令还俗,寺院改为救济院,乃至成为娱乐场所。北伐后,时任内政部部长的薛笃弼更建议将寺庙改为学校,欲以行政命令压迫佛教。这种种的伤害,对清末民初以来的佛教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
  据言,冯玉祥毁佛后,政治声望一落千丈。二次大战时,企图利用第三国际关系东山再起,不料,竟被俄人毒死。曾有的风发意气,终致烟消云散。
  文革时期的毁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历经三武一宗等法难,却远不及文革时期马列主义对佛教的严重迫害,全国各地大寺,百年古刹丛林,乃至乡间淳朴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坏者,不知凡几。所拆除的法物,或当燃料,或盖厕所,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唐彩佛像,无一逃过劫难。僧侣或被迫还俗、劳改、斗争,乃至枪杀等,从东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风云变色,有如置身地狱之中。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渡海来台,政治军事上仍风声鹤唳,不但有省籍疑忌,也有保安工作的反应过当,连出家人都不免遭池鱼之殃,或被捕入狱,或日夜派人跟监;寺院菴堂政府不但不予以保护,反而任意糟踏。例如旧有的寺院住满了军队、军眷、机关,鱼肉荤腥充天,失去清净庄严的价值;新寺院则限制修建。可以说,佛教处处受到打击。四十年来在佛教僧信的努力弘法下,伴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改变,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佛教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目前社会乱象丛生,需要有更多具足正知正见的宗教徒发挥护教的精神,不以一己安乐为满足,为人间佛教的理想,为佛教的前途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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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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