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超个人心理学的对话（二）
　　第二个障碍：文化活力衰竭的宗教团体
　　法师：不要用地狱来做恐吓手段，这点大家都同意，但是为什么要与传统的父母式道德观划清界线呢？
　　治疗师：我知道法师之所以排斥这一点，是因为东方社会把家长式道德观当作社会安定的基础。但是，西方人却认为在信仰发展的早期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因为情感转移的因素，而不想放弃婴儿期对父母权威的依附感，因此容易受到宗教教条主义的迫害。但是，我们若能以科学的理性怀疑态度，重新修正过时的父母禁令，就可摆脱父权体制下的道德教条和幼稚迷信，进而培养出人本主义的宗教态度－热爱理性、真理和自由。最后，经由此科学无神论的洗炼，我们对神的信仰可寻求一个更高更成熟的层次－以恩典的宽恕力量，建立生命共同体。
　　法师：这种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感情况，在中国是发生在五四革命时期。那时候，说来惭愧，中国的出家人大部分忙着赶赴各丧葬场合，诵经作法事。而且，当时中国尼师的出家理由，以婚姻不幸占第一位，其中又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是因走投无路，才来乞求佛门收容。所以，太虚大师才提出建立「新的僧伽」的必要性，以便让中国佛教跳脱专办法会的规仪模式，重新反省自己所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不过，整个反省的方向主要还是在「道德复振」这条保守路线，希望能够扫除掉整个末法时代人欲横流的魔障，打赢一场净化世道人心的公益抗争。
　　治疗师：如果走这条「道德复振」的保守路线，很容易把自我的道德光明面画归为「我们」，然后把自我的情欲阴影面画归成「他们」。接着，「我们」的团体价值观就会想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指责「他们」的行为表现、处罚「他们」的不当行为，以把「他们」改造为「我们」所能接受的社会形象。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宗教团体原本只是悍卫传统的社会道德，无意中却成为威权政治体制进行社会控制的帮凶。
　　比如说，以前中世纪社会把心灵的阴性特质，二分成圣洁的母性光辉和魔魅的女性情欲，在圣母玛丽亚的崇拜受到整个社会的狂热信奉后，集体潜意识中对异教徒的过度恐慌和疑惧，便在「猎杀巫女」大行动中得到变相的宣泄。
　　法师：没错，当初教界走这条「道德复振」的保守路线，就曾经非常排斥过一贯道，甚至跟社会舆论站在同一阵线，使用「鸭蛋教」这一类丑化对方的用语。因为，我们认为一贯道盗用佛法就算了，还以白阳期「道降火宅」之说，宣称释迦佛子处已无真理大道可求，就很不够意思了。反正，就跟现在的清海无上师一样，不但冒用「观世音菩萨法门」，还声称手中握有「即刻开悟之钥」，让你马上有印心的感应，确定靠这位上师，「一世解脱」就没问题了。而且师父法力强，悲心又深广，愿意帮你背起七世祖先的超度责任。你说，我们会没有「正义何在」的道德愤怒感吗？
　　不过，现在冷静想一想，我们也有失策的地方。首先，我们反击时，只有自我防卫的情感性批评，却没有掌握到同情性了解的感化策略。比如说，一贯道和清海禅定学会其实都很注重吃素的戒律和虔诚皈依的情感，与佛教的同构型很高。如果我们有历史性共业的认识，掌握到一贯道出自弥勒佛下生和禅宗传统，只是因为民间居士传法的便利性与亲和感，而与正统佛教的僧侣渐渐疏远，就可拿这开导一贯道的道亲回归佛门。实际上，近年来佛法宏扬开来以后，就有很多道亲回流的现象产生。
　　但是，教界的开拓性格还是太弱，没有因此教训，把资源从盖庙的伟业中抽离，以设法成立新兴宗教的研究机构，并培育人员从事狂热教团之退教信徒的协谈辅导工作。所以，教界就没有办法有力响应这一波宋七力现象所引发的危机。其实在新闻界挖掘「本尊蒙难记」的真相和解开「妙天禅师疑云」的谜底时，教界如果已经培育出一批辅导员，就可掌握住这个公益宣传的公关机会，来提供他们两人信徒一个协谈机会，以解决这些信徒偶像幻灭后的心理适应问题。
　　治疗师：对啊！我就觉得你们佛教界现在热衷盖大学，还不赶快来成立一个信仰发展研究中心，以柯尔堡（L.Kohlberg）的道德发展心理学和福勒（J. Fowler）的信仰序阶论为基础，来处理「出家」与「亲情」的价值争议。
　　像弗莱堡（Fribourg）大学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欧瑟（F. Oser），就设计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道德两难困境。故事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在飞机遇到乱流时，心想如果飞机没有失事的话，他跟上帝承诺毕业后会当个神父医生，献身于非洲穷人的救济事业。后来，飞机果然是安全降落了，但他却开始面临了是否要守住承诺的道德难题。如果他守住对上帝的承诺，他一方面违背了对未婚妻的婚姻保证，也丧失了在本国医学环境中回馈同胞的机会。如果他不守住对上帝的承诺，他就违背了上帝呼召他投入的生涯规画，更断送了在异国奉献环境中灵修成圣的机会。请法师说看看，这位准医生该怎么办呢？
　　法师：你这段话还真是别有所指，我就拿「中台禅寺剃度风波」的新众来说好了。首先，我要澄清出家并不是高学历者逃避社会历练的手段，而是响应诸佛悲心感召的方式。而且，这个响应的情感强度，让他们感到可能有必要从世俗牵绊中退隐，才能真正开展出自己的法身慧命。因此，他们开始在亲情与大爱之间挣扎，跟准医生一样面临了道德两难的困境。要解决这种困境，从道理来说很难。因为出家者会说「出家」有理，是以大爱割小爱，既然要成就诸佛悲心，就不怕舍弃一切的前尘往事；俗家者也会说「在家」有理，是融大爱于小爱，就算要当全天候义工，又何必执着于没有家庭牵累。这样争论下去，会没完没了，等于又来搞一场儒佛大对抗。
　　依照我过来人的经验，应该是从「情绪智商」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会比较好。因为，佛教的禁欲主义一碰到家庭领域，就会产生「情绪控制」上的紧张关系，有时候单是为了吃素的问题，就会惹起不小的家庭风波；更何况是为了出家的问题，在某些家长的想法中，这简直就是以「博爱伦理」之名，行「家庭造反」之实，彻底违背了家长的栽培和社会的期许。
　　所以，在不谅解的气氛下，如何做好与家人沟通的前置作业，扫除掉任何可能潜藏的心理抗拒，再提出「想出家」这个震憾性的宣告，然后请求家人的成全和宽恕。我认为这整个情绪安抚的过程，就是这些新众在此困境中所必须面对的学习课题。
　　治疗师：那我建议你们佛教界，最好学友教一样，除了「临终关怀」外，也开始重视「悲伤辅导」。因为，出家修行跟离家出走一样，都是对于家庭亲密关系的一种决裂，一定会引发家人的情感失落。在悲伤的第一阶段，家人得知这个令人心理休克的消息后，一定会否认这种使家庭关系紧绷的事实，并且会有一套预防自己被击溃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是「这孩子一定是假装要出家，不知道是要跟谁赌气」，也可能是「我小孩不晓得受到什么挫折，要赶快找人开导一下」。
　　当家人确定小孩这件事是玩真的时后，就会进入悲伤的第二阶段－愤怒，开始怪罪小孩怎么能忍心拋弃家人，逃避工作与爱情；并责备寺方怎么可以营造气氛，刻意激发其出家意愿。如果家人愿意面对这个情感损失，就可以进入悲伤的第三阶段－讨价还价，家人会提出「如果我们愿意做出何种让步」的条件，希望小孩也要有「那我也可与家人开始妥协」的意愿，例如出家一年后还俗。
　　当家人在情感上学习「埋葬」小孩时，就会进入悲伤的第四阶段－沮丧，会有很深的无力感，觉得这都是命，这种心理瘫痪会任由各种负面情绪，来感染情感割裂的伤口。最后，家人能把情感投资转移到其它关系时，就会进入悲伤的第五阶段－接受，认为从这个伤害经验中，学到宽恕和谅解别人的重要性。
　　这中间，最重要的当然是让家人从沮丧的第四阶段过渡到接受的第五阶段，才能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法师：这次「中台禅寺剃度风波」，反映出「度家里的众生难」这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有你这一类谘商人员来帮忙调解，或许就可弥补此次出家程序的大纰漏。
　　这个纰漏的发生，其实并不偶然。首先我们可从「慈济做功德，中台了生死」这句话看出端倪。基本上，惟觉老和尚是以定力深厚的悟道者形象出现，比较不是人间慈善志业的救济者形象，因此会吸引很多急求解脱的学子。其次，很多社会名流护持老和尚的禅修事业，使得道场规模急速扩张，亟需高学历人才的投入。再加上老和尚想法单纯，认为出家功德无上崇高，是种大仁大孝、大智大勇的行为，寺方为此撒个「方便诳语」，无非是要护持新众求解脱的坚贞誓愿。因此，忍痛让家人悲伤无助似乎是个无法避免的选择，但是这些新众修行得力后，一定会有感恩大回馈－度化家人出离这生死流转的轮循环。
　　这桩事件让我想起佛教学者吕澄的看法，他认为「正觉与出离」的解答，不能只注重意业的个人解脱倾向，而应该兼顾身业和语业的社会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要先认识这个社会的心理动态和价值系统，才能善巧转化整个社会染污的思考习惯，达成清净的集体共识，证成佛教组织的正当性。这次中台禅寺事件就是独举解脱大旗，却忽略了社会法则与情感线索的解读，没有给予父母家人缓冲的过渡期，才会引发家庭和社会的反扑暗流。特别是新闻媒体用尽各种有偏见的排斥术语，引发社会各阶层的疑虑和误解，却罕有对剃度程序的公正导引问题，做一个公道的深入探讨。
　　其实，我们教界早有不成文的共识，就是说新众正式出家前，原则上需要一年的培育阶段，来充分检讨自己的初发心，以追究清楚我能够斩断世俗情爱葛藤，坚忍安住于清贫的修道生活，而无还俗之念吗？还是说，我是否对出家生活怀有道德浪漫的幻想，而今发现自己的根器机缘，更适合在俗家生活中修练自己的大悲心？
　　那在这一年的缓冲期间，就像你刚提的，寺方和新众可以学习倾听的艺术，帮助家人度过这悲伤期，使家人最后能够尊重新众自主的理性抉择。希望采取这种做法后，能够像很多先例一样，使得家人能够从哭天喊地、痛不欲生，转换到对子女欢喜供养、互称法友。这种心态柔和化的历程，真是令人赞叹不已。
　　治疗师：我满欣赏那个吕澄的说法。因为，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就是认识到现代人因为职场的工作压力和家庭的亲子冲突，产生太多的焦虑苦恼，才会从济贫、医疗，进步到对适应不良的个体提供心理谘商和职业辅导。想当初，西方教会的基本教义派也是走「道德复振」的保守路线，就认为心理谘商不仅是为「罪人」找推卸责任的借口，还叫牧师早点放弃道德权威的劝诫方式，摆明了是在挑战圣经的权威性和全备性，为什么自由神学派还想要弄个「福音化心理治疗学」呢？
　　这个疑问使保守派的教牧协谈训练，足足晚了二、三十年才起步。可是，现在心理治疗（精神医学界和谘商辅导界）的工作领域和发展目标，已经把人格发展（教育界）和救恩经验（宗教界）的原理吸纳进来，逐渐迈入交织融合的成熟期。这个成果已被很多新时代运动者拿去用了，构成对正统宗教的更大威胁。这种现象，相信我，在台湾也一定会发生。
　　法师：近年来，佛教界的社会救济工作虽被称为「台湾社会最大的良心存底」，可是仍然没有对心理治疗作有组织的推动，大部分是零星的一些努力。像佛青会这几年也成立了观音线，提供跟生命线一样的服务。也有一些教界大德设立中途之家，投入少年犯的观护工作，或者是到各地监狱弘法。至于收容精神病患的龙发堂，则是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也谈不上跟精神医学界的合作。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对正统宗教的更大威胁，六、七年前的「现代禅风波」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想当初，现代禅「十三道次第」的第一次第主张：「在没有违背法律、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已有的情欲（包括兴趣、嗜好），可以尽量发挥。」教界很多大德认为有鼓励人纵欲的嫌疑，李元松居士便以人格心理学和「本地风光」的修行法，举出至少十个以上的理由，来支持「尽量发挥已有情欲」的正当性，几乎弄得教界无言以对。
　　那时候，僧团很否定「七情六欲中的佛心」这种说法，也很质疑那种「直指本地风光」的传承口诀，可是缺乏你说的那种揉合心理治疗、人格发展和开悟经验的知识，就完全没辄了。只能说，圣严法师和惟觉老和尚才是正统的禅门宗匠，不会随便就认肯人「现证道果」。
　　治疗师：我倒觉得现代禅以科学理性的态度，锻炼「倾宇宙之力，活在眼前一瞬」的定力，以深入解脱境的做法，算是居士团体一种增益佛法文化活力的贡献。
　　就像现代禅的第一次第，如果适用对象转为出家人的话，就可以引发一些值得深思的课题。那就是法师除了「法相庄严」外，若要接引现代众生，「方便智」的范围是否能有某种程度的放宽？
　　举个例子来说，像恒述法师一样，不改她率直的个性，能够无所忌讳地大谈情欲之事，并请佛菩萨谅解她养狗的兴趣，因为这不会妨碍她劝勉众生同求解脱的热诚。实际上，有些西方教会已肯定人与宠物的关系，可以解决饲主的孤苦无依感，并培育出无条件的爱心，因此他们会在礼拜天办「动物义诊」。所以，恒述法师快乐学佛的吉祥如意法门，搞不好会提倡「流浪狗认养」的活动，比会破坏生态环境的传统「放生」活动，来得有价值一些。但是，这也很可能面临强迫猫狗吃素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像清海无上师早期是个素朴的苦修者，她的女性特质的流露，仅限于严母和可爱大姐姐的形象，后期则转而为华丽装扮的美妇形象，以充分展现其「天衣天饰」的设计才华和造型兴趣，不过转变的理由很奇怪，说是上帝惩罚她来接引喜爱华服的众生，也可藉此粉碎外界对出家相的执着。
　　法师：古代大德打破出家人刻板印象的方式，正常的是禅僧「道业一致」的做法，如茶道僧、剑道僧等，较反常的则是如济颠般示现「疯行者」的形象。
　　禅宗这种做法其实很有文化创造力，把庄子「技进于道」的说法，进一步与宗教的修业相结合。日本由于有师匠传统，还把这种修业法保存得很好。举茶道的四个性格来说，「爱」的性格是从内心培养风雅之道的嗜好，便能与爱好茶道的同辈，共享无止尽的妙味。「如」的性格是勿作模样，顺乎自然，完全与茶事融洽成一片。「脱」的性格是脱离一切尘俗牵绊，以洒脱自在的心情，去体会茶席的每一事每一物。「落」的性格是以清寂之心修业，如今悟到本来无一物的落处，就能使一切所作所为皆有游戏三昧。
　　所以，出家人有兴趣嗜好并没什么不对，但不能让它发挥成一种迷恋性的寄托，而是要培养出「爱如脱落」这四种精神化的性格，才能把禅心融入嗜好活动的修业中。我想，恒述法师和清海无上师只是突显出人性化的特质，震憾了大众对出家人固有的「四大皆空，一切放下」的看法，却还没有意识到「道业一致」这个关键。
　　前几年，有位年青的西藏转世仁波切跑去美国学电影制作，也是引发藏密界的内部争议。照理说所谓的转世活佛就是要赶快恢复前世功力，来替众生灌顶加持，怎么能投身娱乐事业，难道「拍电影」会比「办法会」的功德来得殊胜吗？
　　治疗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一般人会去参加灌顶法会，是要对神圣的救赎力量，表示一下礼敬的虔诚心意。如果是欣赏艺术电影的话，则是想从角色的生命情境中，体会一下人类既复杂又矛盾的情感。我想重点不是要将这两者比较出一个高下，而是用人生的想象力，把情感地层的各种潜藏爱欲和崇高的解脱意志连结起来，然后在悲剧意识的体会中，让情感得到净化与升华，才能真正加深大悲心的奥密幅度吧！
　　最近，英国女导演安东妮雅柏的得奖力作「神父」，就是探讨一位有同XING恋倾向的神父格雷，在听到少女向他告解说自己受到父亲的性侵犯后，跟她父亲交涉无效，却又碍于教会规定，不能向社工单位和少女母亲泄露告解者的秘密，使他陷于痛苦的挣扎之中。于是，他跟同XING恋酒吧的邂遘对象，发展出一段自认邪恶的爱情，导致他又陷入独身誓破产的危机之中，心里翻腾着「成圣的绝望」和「堕落的狂喜」。
　　在这双重挣扎中，他时而呼求天主伸出救援之手，又时而痛斥天主给人类的无情考验。最后，这两件事都爆发了，地区主教为了年度业绩，把刚自杀没成功的他调去偏远地带，但他同事马修神父力邀他回去主持弥撒，讲道主题就定为「如果你自认不是罪人，就向我丢石头吧！」他因此又陷入长考之中，是要自我放逐于道德干枯的危机中，还是要勇敢面对群众的道德谴责，求取他们的宽恕与和解，重新保住对人性的希望。
　　弥撒那一天，他出现了，有些信徒怒吼：「你把我的信仰当成笑柄吗？」马修神父也怒请不能同情他的信徒离开教堂。仪式结束时，少数留下来的信徒也不愿从格雷神父处敬领基督圣体，只有那位受到父亲凌辱的少女走过去他那边，愿意给他关爱，快要崩溃的他就抱住少女痛哭，两个破碎的灵魂就在爱心中得到复活，这就是影片最后结局。
　　法师：其实，我们教界也很希望有成熟的艺术作品，像《红楼梦》一样能够揭露出「情缘是魔障，也是悟入处」的微妙地方。这种「因空见色，因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生命升华过程，如果有更多的创意表达方式，我想一定能启发更多人，回去观察自己的情缘，看看有什么情绪和想法，需要调整一下。
　　可惜的是，把佛学生活化的作品，到现在只有林清玄居士的菩提系列和郑石岩居士的清心系列，比较能安慰人心。最近，也有个金色莲花表演坊推出过三个大型舞台剧，有广钦传、敦煌宝卷和密勒日巴尊者传，也能让人从高僧、大成就者的修学历程中，得到很多反观内心的启示。
　　但是，要像「神父」那样深入探讨僧团和信徒的互动关系，把解脱意志跟爱欲的冲突现象呈现出来，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中国人习惯把所有的冲突都化约成善恶的冲突，善恶冲突的结果也一定是要让好人团圆，坏人受到报应。而且，我们佛教也爱讲圆满和谐，比较没有兴趣处理悲剧性的情感张力。
　　治疗师：可是，光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现代人在修行过程中，一定会跟「神父」一样，有很多不安定的困惑体验，如果不去探索这一类心理边缘的区域，就无法产生悲剧的价值意识，反而会陷入一种道德的虚伪意识。而且，伪善会拿纯真来合理化自己，这种「无知的天真」会不敢面对人性，遇到人事是非与社会走向的问题，会感到无能为力，只希望一切的问题能在单纯的宗教仪式环境中得到解决。但是，可能吗？
　　所以，在美国存在主义的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眼里，心理治疗对于向人类尊严挑战的外来压力，以及对于人类潜意识冲突的瞭解，替人类生活的悲剧意识奠定了新基础。当社会的防卫机制和幻觉都被打破，好象没有什么价值是有效时，只有在完成人性价值的悲剧经验中，重新发现我们本身的整合性和力量中心，才能帮助社会脱离价值混乱的状态。
　　法师：我们佛教的「一切皆苦」也是有生命的悲剧意识，只是说信徒太需要慰解和依靠，我们也只能以「天人和谐」的欢愉精神，来冲淡一些宇宙虚幻的悲剧感，并且劝勉信徒只要心静下来，念佛就容易有感应，只要佛力一加被，智能就开了，烦恼就解除了。
　　可是，很多新兴教派之所以那么旺盛，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把神秘的救济手段和世俗的快乐主义结合起来，宣称这里从治病、创造财富到往生佛土，只要你有拿出供养金的诚意，大师就有到府送礼的服务，礼物就是你想定做的福分。你说，这种「宗教消费心态」容得下生命的悲剧意识吗？
　　治疗师：我想，台湾宗教界的情况就跟美国一样，已经形成了精神商品的超级市场（spiritual supermarket）。正统宗教和新兴教派都有现代化的行销意识，来做出市场区隔，建立目标市场，拟定行销组合，开始经营管理。就跟法师说的一样，治病消灾的灵验度、创造财富的福佑度和超度祖先的法力度，就是击中宗教消费者心理需求的三大行销卖点。从宋七力到妙天禅师，都是炒作成功的案例。问题是，为什么正统宗教在这个超级市场中，没办法开发出新的促销手段，甚至提醒消费者小心宗教诈欺师呢？
　　有位美国的神话学大师坎伯（Joseph Campbell）就曾指出，牧师并未善尽他们的职责，他们并未探讨宗教象征或隐喻的生命意义，而是被善恶的伦理捆绑住了。宗教导师应该告诉信徒：「世上没有圣诞老人。」这才是真正的成人礼，信徒才能回到尚未以善恶思考的天堂阶段，肯定生命的一切苦难都是永恒世界的化现，成为追求伟大精神层次的英雄。我想，只有这种现代的宗教英雄，才有办法抗拒那三大行销卖点的诱惑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