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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教寺庙集团的形成及政教合一体制的确立
永乐十七年（1419），宗喀巴去世。他的几个重要门徒以拉萨为中心，分赴各地传教，西至阿里，东至康区，北及安多，使黄教迅速传播开来。绛钦却杰（大慈法王）曾到内地和蒙古地方传法，在五台山修建了五座黄教寺庙。根敦主于1447年在帕竹政权桑主孜（日喀则）宗本的支持下，修建了扎什伦布寺。堆·喜饶桑布到后藏和阿里传教，在芒域（吉隆县）建达摩寺；其侄喜饶巴在阿里建敕巴寺，并将阿里托林寺归入黄教。麦·喜饶桑布于1437年在昌都建强巴林寺。喜饶僧格在后藏赛地修建一座专授黄教密宗的寺院，后又在拉萨修建举麦扎仓（下密院），其弟子贡噶顿珠另建举堆扎仓（上密院）。十五世纪中叶以后，黄教已形成了一个全藏性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大雄厚于其它教派的寺庙集团。
黄教寺庙集团的形成，与它大规模地聚积财富，经济实力日益增长有直接关系。起初依赖世俗封建主的布施，像巨大宏伟的哲蚌寺，由内邬宗宗本建成，帕竹贵族赠送土地、农奴等作为基础寺产，以后不断有新的布施。黄教禁止娶妻生子，严格区分僧俗界限，所以寺庙经济也要自身直接经营，改变了以前诸教派在经济上同世俗领主紧密结合的状况，取得了寺院经济的完全独立。此外，黄教还有一个特点，它不单纯地归属于某一个地方势力，而是为各个地方势力敞开大门，任何封建主均可做它的施主，这就使它可能免于地方政治变化引起的动荡，使它的独立经济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这样，黄教寺院很快遍布藏区，并形成母子联寺制。
以甘丹、哲蚌、色拉、扎什伦布四大寺为主寺，散布在全藏的其它大小黄教寺庙为属寺，建立起层层的隶属关系像母子一样，联结成一个比较严密的整体。母子寺经济上各有自己的寺属农奴、庄园，之间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又相对独立；在行政上，子寺的堪布等要职，均需由母寺派出的僧官担任，或由母寺派出常驻代表掌权，组成了一个集中统一的、全藏性的教团体系。寺庙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制度和寺庙法规，使其统一集中的团体体系得以维系和发展。
寺庙法规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采取活佛转世制度。它开始于宗喀巴的弟子根敦嘉措（1475—1542），目的是为了同噶玛噶举派和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敌作斗争，保持自身的巩固和稳定，解决宗教法统和寺产的继承问题。结果是巩固和发展了寺庙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同时形成了以活佛为核心的、享有至高无上特权的僧侣贵族集团。
黄教的急剧膨胀，和其它教派及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尖锐，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以噶玛噶举派、仁蚌巴、藏巴汗和漠北蒙古却图汗为一方，格鲁派、帕竹巴、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和硕特部为一方，展开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斗争。教争与政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僧侣贵族同世俗贵族、蒙古贵族与西藏贵族间，有联合、有斗争，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早在根敦嘉措时候，格鲁派就向拉萨四周及康、青、阿里等地扩展，遭到噶玛噶举派的强烈反对。1481年，噶玛噶举派在仁蚌巴家族的支持下，在拉萨附近修建两座寺院，以遏制哲蚌和色拉两寺的势力。继之，仁蚌巴武力占领拉萨，规定黄教僧人路遇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让路致敬；禁止黄教僧人参加每年的大祈愿法会；止贡噶举还用武力强迫若干黄教属寺改宗。但这并没有制止黄教在其它地区的急速发展。到素南嘉措活佛时，除继续依靠帕竹政权的支持外，于1578年5月间，与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湖东的仰华寺会晤，双方律立了政治上的联盟。同年，双方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索南嘉措曾向土默特部宣讲黄教教义，为它以后在蒙古民族中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万历八年（1580），索南嘉措得到西康土司的资助，在康区建造了理塘寺（春科寺），纳西族土司则赠他《甘珠尔》和《丹珠尔》。
万历十一年（1583），俺答汗死，索南嘉措应邀参加葬礼，万历十二年，再次到达土默特。一路上讲经传教，许多蒙族皈依黄教。他在途经甘州时，曾给宰相张居正写信，表示效忠明王朝，为皇帝念平安经，同时说明他劝说俺答汗率部返回土默特的情况，请求明廷准许他定期朝贡等。这些活动为后来黄教求助蒙古统治者武力统治全藏作了准备。万历十四年（1586）在俺答汗葬礼举行时，中央政权遣使封素南嘉措为“朵儿只唱”（执金刚），并邀他进京。次年，在赴京途中病殁于卡欧吐密。
索南嘉措死后一年，俺答汗之孙，苏密尔的儿子出生，被认定为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1589—1616）。万历三十年云丹嘉措在土默特部蒙古军队护送下，进藏学经和坐床，翌年到达拉萨。蒙古族统治集团同黄教的关系日益紧密起来。
从索南嘉措离藏到回世达赖来藏后的数十年中，噶玛噶举及其支持者藏巴汗，同黄教及其支持者帕竹政权，各自引进蒙古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早在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仁蚌巴阿旺儿扎的家臣辛厦巴才旦多吉，联合后藏的一些封建主，推翻了仁蚌迅的统治，自称藏堆杰波（后藏上部之王），汉文史料称为藏巴汗。后经三代征战，控制了卫藏大部。万历四十六年（1618），藏巴汗噶玛丹琼旺波推翻了帕竹政权，建立第悉藏巴政权（噶玛王朝）。与此相应，崇敬噶玛派的藏巴汗，多方压制黄教，“几欲根本灭除”。黄教面临失去帕竹支持的严重危机。四世达赖死后，藏巴汗“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于是下令不准达赖继续转世，目的在于制造黄教集团分裂，切断黄教与蒙古势力的联系。万历四十五年（1617）和天启元年（1621），蒙古军队两次进藏，与第悉藏巴交战，扎什伦布寺主罗桑却吉坚赞（后追认为四世班禅）出面调解，藏巴汗不得不收回成命。另由罗桑却吉坚赞主持，与哲蚌寺上层喇嘛及蒙古土默特“拉尊”（对出身王族僧人的称谓）共同协商，确定山南穷结巴家族中的阿旺罗桑嘉措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天启三年（1623）被迎入哲蚌寺坐床。
时五世达赖尚为幼童，黄教寺庙集团的实际领导人是罗桑却吉坚赞。他引进青海、蒙古土默特部击败藏巴汗，收回了被兼并的黄教寺庙、土地、庄园等，黄教势力有所恢复。不久，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占领青海，征服了土默特部。支持藏巴汗和噶玛噶举。崇祯八年（1635），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率兵入藏，冀图消灭黄教，并说服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由 支持黄教而改宗噶玛噶举派。但结果，阿尔斯兰受到贿赂，转而支持黄教，把噶玛噶举红帽系六世杀死在当雄，次年，却图汗将阿尔斯兰处死。1637年，由新疆进入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消灭了却图汗。这样，青海地区就成了固始汗的势力范围，支持黄教发展。
固始汗本名图鲁拜琥（1582—1654），以英勇善战著称于蒙古诸部，曾被黄教的东科尔寺（在青海惶源县）和喀尔喀汗尊称为大国师，固始汗就是国师汗的转音。他在消灭却图汗之前，曾到拉萨与黄教领袖密谋消灭政敌的办法，决定共同派代表赴盛京（沈阳），和尚未进关的清政权取得联系，8年后（1639），清廷派人去见第悉藏巴和“掌佛法大喇嘛”，邀请西藏高僧前去传教。崇祯十二年（1639），固始汗出兵康区，消灭了信奉苯教、反对黄教的白利土司顿目多吉，十四年率军入藏，十五年（1642）攻陷日喀则，杀死第悉藏巴·丹琼旺布，结束了噶玛噶举控制的地方政权对卫藏地区24年的统治，黄教在西藏的优势地位从此得以确立。同年，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固始汗以及西藏各派势力派人赴盛京，分别争取清廷支持。清太宗皇太极给予极高的礼遇，并给这些教派领袖一一回信。
固始汗的军事政权，统治着青、康和整个藏区。他让他的十个儿子率部驻牧青海，在当雄驻扎八个旗的蒙古军队，自己坐镇拉萨。将庄园和农奴分封给有功的蒙藏贵族，同时任命为各级行政官员，五世达赖的第巴索南群培被任命为地方政权的第巴。把卫藏地区的赋税作为对黄教的供养赠给达赖喇嘛。此外，在前藏和德格地区分别建成13座黄教寺庙，扶植黄教的扩展。
清顺治二年（1645），固始汗赠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 “班禅博克多”尊号，并将日喀则周围的土地拨归他管辖。四世班禅在当时复杂、危机的局势中，为拯救黄教并使之最终强大起来，起了巨大作用。“班禅”原是后藏用以简称学识渊博的高僧，“博克多”是蒙族对智勇双全英雄的尊称。班禅活佛的转世体系，也就从罗桑却吉坚赞开始。
顺治九年（1652），清帝邀请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进京，礼遇异常殊厚，更特为他兴建黄寺，作为在京住所。翌年，顺治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同时遣使进藏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指示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要他给皇帝保卫边疆，把封给他的地区治理得平安和睦。这表明，清朝中央正式肯定了固始汗为领有西藏封地、掌握地方政权的王，承认达赖喇嘛为西藏的佛教领袖。
顺治十一年（1654），固始汗病殁于拉萨，五世达赖的号召力逐步增大，黄教与和硕特蒙古的联盟日渐瓦解。五世达赖为黄教在政治上取得独占地位，和巩固封建农奴制度，他清查寺庙，规定僧人数额，确立寺院组织制度和经济制度，清查寺院属民，让寺属庄园向黄教寺庙集团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他还几次巡游各地，委任宗本，制定法规和服饰等级，以削弱蒙古汗王的势力。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达赖任命桑结嘉措（1653—1705）为第巴，并安排了自己的权力继承人，1682年去世。但桑结嘉措密不发丧，利用五世达赖名义继续掌握教权，同时请求清廷封他为王，以取得与和硕特蒙古汗王分庭抗礼的地位。此外，他还加强了与新疆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联系，以牵制和硕特蒙古的力量。这样，黄教和代表世俗政权的拉藏汗（固始汗的第三代）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兵戈相见。
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朝中央发觉了五世达赖去世被隐瞒一事，桑结嘉措受到严词责问，只得呈报事实真相，禀明转世“灵童”早已选定，并按宗教规程进行“供养”。是年十月，15岁的“灵童”在布达拉官正式坐床，这就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683—1705）。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拉萨正月大祈愿法会上，桑结嘉措和拉藏汗双方部众发生冲突，拉藏汗被迫退出拉萨，组织兵力反击，于是战争爆发。中经休战，四十四年战事又起，桑结嘉措兵败被杀。拉藏汗把事情原委奏报清廷，康熙下令废黜仓央嘉措，解送京都，途中死于青海湖畔。此时拉藏汗扶植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受到藏族内部及和硕特部汗王的反对。康熙了解此情况，于1713年遣使齎金册金印，封五世班禅罗桑耶歇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文，意为宝，这是康熙有意再扶植一个黄教领袖。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部以武力占领西藏，杀拉藏汗，另立第巴，引起西藏僧俗的强烈不满，请求清廷中央出兵干预。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派兵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平定战乱，加强对西藏的直接治理。次年，清廷废除了第巴总管政事的制度，另设四噶伦总理地方行政事务。不久西藏各地贵族之间斗争又起，数数发生内哄和叛乱，于是清廷决定强化黄教寺庙集团的作用。雍正年间，先后多次调整达赖与班禅的地位，到乾隆十六年（1751），正式诏令七世达赖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权。黄教寺庙集团由此开始掌政，噶厦政府归达赖喇嘛领导。噶厦政府的僧官系统和俗官系统也从这时逐渐发展起来，终于形成了一个在清廷直接管辖下、由僧侣和贵族联合专政、组织完整严密的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它用神权支持政权，政权扩大神权，二者相互为用，成了制约西藏地方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黄教教义略介
黄教的基本教义是宗喀巴奠定的。宗喀巴曾以隐语诗的形式宣布自己是阿底峡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体系也确实是对噶当派的发展。因此，当时组织涣散的噶当派寺庙和僧侣，先后改宗黄教，扩大了黄教在民间的影响，故有新噶当派之称。他从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出发，发展为《菩提道次第广论》，以此为中心教法，创显宗修习次第，立“三士道”，注重“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三要，最后以密宗为究竟，著《密宗道次第广论》，使密教修持规范化，在哲学理论上，以后期中观派为主，宗奉缘起性空之说，指导显密两教的修持，比其它教派的教义更加严密系统。
宗喀巴在其《缘起赞》中说，世间一切烦恼皆由无明起，只有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才能克服“无明”，达到“明”（智慧），最后超出世间。因此。他将“缘起性空”作为全部佛教的“心要”。“缘起性空”也就成了黄教的认识论和世界观。
黄教把“缘起”与“性空”作为观察事物的两个相互依存、互有联系的范畴。一切事物都是因缘页起，和合而成，此即谓之“缘生”；“如果不是从缘起而生，任何事物都是无有”，此即谓之性空。“性空”的全称是“自性空”。“自性”指不依赖任何条件，永恒不变的实体。这样的实体，内外探求均不可得；实际所有的只是处于各种条件制约下、不断生灭的现象。因此，任何现实的事物既是“缘起”有，也是“自性”空，“缘起”与“性空”指的是对同一对象应该同时具有的认识。
“缘起性空”的理论为黄教的宗教出世修习和入世参政提供了根据。“缘起”中最根本的是“业感缘起”，即善有福报，恶有罪报，业力不失，因果轮回。因此，佛教应该是入世的。
拯救众生于苦海；但“性空”又强调一切都虚而不实，所以又可对社会不负责任，以至不拘俗法，放荡不羁。
黄教的修持，强调止观并重。但这与内地天台宗主张的“止观并行”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他们把瑜伽行派在修定中所要达到的“轻安”状态作为最高境界，认为以修止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达到“心住一境”，即可获得身的“轻安”；修观在于“依止”如理思维，最后达到“心”与“理”的合一，可以获得心的“轻安”。所谓“轻安”，就是心身宁静安适的自勃感觉，有利于调节沉重烦躁紊乱的心绪。
第四节 藏传佛教在国内外的传播
西藏佛教形成教派之后，萨迦、噶举、宁玛、觉囊、格鲁诸派即先后向国内外传播。传播的范围，国内有川、滇、甘、青的藏族地区，内蒙古及新疆的蒙古唉地区；国外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的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和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等。
一、藏传佛教在国内的传播
1.在蒙古族中的传播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据《蒙古源流》记载，岁次丙寅（1206），成吉思汗征伐土伯特（吐蕃）之库鲁格多尔济合罕，曾致书仪于两喇嘛，其中说到：“‘我且于此奉汝（教），汝其在彼佑我乎！’由是收服格哩三部以下之三地八十万黑土伯特之众”。窝阔台继位后，了解到当时萨迦派在西藏的重要地位，曾想邀请萨迦三世扎巴坚赞，因事耽延。
最早皈依西藏佛教的蒙古族王室成员是阔端王子。窝阔台继位执政后，曾派他镇抚秦、蜀、吐蕃等地。1240年，吐蕃全境归元。翌年，率兵入藏的多达那布向在凉州的阔端报告说：“现今藏土唯噶当巴丛林最多，达隆巴法王（达隆噶举派）最有德行，直贡巴（直贡噶举）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致之。”阔端由此确定了利用宗教统辖西藏的策略，并选中萨迦派作为联系的对象。
1244年，阔端写信邀请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会晤，次年，萨班派八思巴等赴凉，他自己则于1247年与阔端会面。《蒙古源流笺征》（卷四）中说：“岁次丁未，（萨班）年六十六岁时谒见合罕（即阔端），遂塑狮吼观音菩萨像，收服龙君，并与合罕灌顶，合罕之病即时痊愈，众皆欢喜。此后，（阔端）即遵萨斯嘉·班第达之言，首兴宗教于边界蒙古地方。”《西藏王臣记》将阔端误为元帝，作了类似的记载。从此喇嘛教在西部蒙古开始传播，蒙藏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阔端信仰喇嘛教有强烈的政治意向。他对萨班说过：“现在我以世人之法为治，你以佛法护持，这样，佛法豈不广传天涯海角吗？”萨班则写信给西藏地方僧俗首领说：“此蒙古王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字内当已悉附于彼。从彼者则祸福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王不认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畏兀之境未遭涂炭，较前益为昌盛，人畜皆彼等所有。文官、税吏及伯克皆自任之。汉人、唐兀（指西夏）、素波及其它诸国未灭亡之前，虽来朝贡，然不听命，后皆穷促归降为臣属，今此各地既皆听命，其伯克、税吏、武官、文官亦多委派本土之贤者。”萨班明确表示臣属于蒙古，阔端则承认萨迦派教主主持西藏政务。这样，蒙古贵族通过以教辅政的办法，更顺利地收服了西藏。
阔端之后，蒙古王室大力扶植喇嘛教的是忽必烈。1253年，忽必烈西征入大理，班师途经六盘山，派使到凉州迎请萨班，表达了他对喇嘛教的敬意。此后接八思巴到上都与之会晤。据《历代佛祖通载》记，八思巴时年15，见忽必烈，“知真命有归，驰驿诣王府世祖官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1258年，忽必烈主持佛道辩论，八思巴为佛教代表，一举夺魁。表明忽必烈支持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态度。1260年，忽必烈称汗于开平，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忽必烈接受八思巴为之举行的灌顶仪式，并领受三次金刚乘密法甘露。至元六年（1269），遂升八思巴为“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十七年（1280）八思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
据《缀耕录》记，自阔端至元亡的百余年中，“累朝皇帝，先受戒九次，方正大宝”。上自皇帝、宗室、后妃，下至王公、大臣、显宦、庶士，无不归敬喇嘛教。有元一代，京城广建寺庙，香火缭绕。这对于当时的和以后的蒙古社会，影响至深。
蒙古统治者扶植的喇嘛教不限于萨迦派，对于噶玛噶举也是关照备至。从忽必烈和蒙哥分别接见噶玛拔希，并由此发展为黑帽系以来，直至元顺帝父子，这一系统也一直在皇室中传授密法。
在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普遍归依喇嘛教的时候，蒙古族民间依然信奉传统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信仰，与西藏的苯教在形式上没有大的差别。虽有少数喇嘛活动，但影响不大。喇嘛教广传于蒙古族民间，是元亡以后的事了。
元亡以后，蒙古各部在大漠南北裂土割据，各自为政，互相征伐，与明帝国也屡开战端。连年的战争使脆弱的游牧经济受到摧残，人口锐减。广大牧民渴望和平与安定，一些部族首领则力图扩大自己的实力范围，有的还想重新恢复蒙古的统一。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使蒙古各部普遍注目于喇嘛教，其中，16世纪中叶兴起的漠南蒙古土默特俺答汗（1507—1581），在将喇嘛教推行到蒙古地区方面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俺答汗的从孙彻辰台吉奉命进兵藏区时，向那里的地方首领和大喇嘛提出：“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我即加兵于尔”。结果，“收复三部落图伯特”，彻辰台吉本人为军事上的需要，首先皈依了喇嘛教。此后，他就向俺答汗进言：“今汗寿已高，渐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来世者，唯在经教，先贤曾言之。今闻西方纯雪地方（指西藏），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祈遣使请来”。同时劝请俺答汗仿效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故事。隆庆五年（1571），黄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派阿升喇嘛向俺答汗传教，“因而俺答汗、钟金哈屯（三娘子）以下，举国部属始皈佛教。”从万历二年（1574）起，俺答汗多次派人赴藏邀请索南嘉措前来蒙古。据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就是俺答汗为邀请索南嘉措所建，并请万历赐名的。
万厉六年（1578），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并召开规模宏大的法会，聚众10万人，受戒的蒙族多达千人，仅土默特部就有108人出家为僧。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接受灌顶，奉献驮马珠宝无算。索南嘉措则为蒙古喇嘛制定了若干条例。他强调戒杀行善，用以劝止蒙古大量宰杀牲畜和殉葬祭祀的习俗，同时商定舍弃萨满教，将供昂古特神改供佛像。在彻辰台吉的启发下，俺答汗宣称自己是忽必烈的化身，索南嘉措是八思巴的化身，并互赠尊号，此前一年，俺答汗曾发兵进攻西藏，中途败北。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停止攻击。及至他回到土默特川，开始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在今呼和浩特立庙，以八宝装饰佛像，博硕克图济农（卜失兔）将一百零八函《甘珠尔》也饰以宝石金银供养。这就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寺庙甘珠尔庙。此后，黄教寺庙接连建成，如今呼和浩特一带著名的大召（明廷赐名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等都是。
万历十一年（1583），俺答汗卒，他的继承人僧格都棱汗邀请蒙古各部汗王及三世达赖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来后，借机讲经说法，蒙古右翼各部先后皈依黄教。有的汗王还强制他的属民信仰黄教，违者“抄没其帐房和牲畜”。十四年（1536），索南嘉措在今呼和浩特为俺答汗举行了祈祷仪式和葬礼。次年，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由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同年，漠北喀尔喀部阿巴岱汗，远道前来拜会素南嘉措，索南嘉措赠给他“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喀尔喀蒙古早有红教传播，至此，阿巴岱汗改信黄教，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回去，在今乌兰巴托建立了喀尔喀第一座黄教寺院额尔德尼召（光显寺）。此后，阿巴岱汗曾派人赴藏延请喇嘛，也邀请土默特部的迈达里呼图克图到喀尔喀传教。
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喇嘛教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他回藏后，安排栋科尔呼图克图（又号察汗诺们汗）为代理人常驻蒙古，继续将黄教向东西蒙古推广。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曾迎栋科尔到西蒙传教，影响所及，各部领主纷纷皈依，32个首领各派一子出家，著名的咱雅班第达就是拜巴噶斯的义子。
萦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的孙，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17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黄教在蒙古族地区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重大变化。蒙古各部之间长期处在武装割据的状态，宗法的军事统治是主要的统治形式，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维系部族团结、稳定民心的需要，更不能成为联合各部统一的文化宗教纽带。在各部族的内部，疲惫不堪的战争使经济枯竭，人力下降，人民生活贫困饥饿，阶级对抗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曾经利用喇嘛教成功地控制过西藏的蒙古封建主，再次选择了喇嘛教来解决本民族的内外困境，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条件大致相近的缘故。
崇祯十三年（1640），喀尔喀蒙古与西蒙古封建主集会，制定《蒙古·卫拉特法典》，明确规定了保护和扶植黄教的政策。封建主们争相把土地、牲畜、金银财宝等布施给喇嘛庙，同时免除寺庙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它封建差役。《蒙古·卫拉特法典》和《喀尔喀法典》则更详细地规定了各级喇嘛的种种政治特权，使寺庙和喇嘛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政治势力，逐步参与和左右蒙古的政治形势。
明、清两代在蒙藏地区继续推行扶植藏传佛教的政策，对于它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明王朝为解除蒙古贵族的军事侵扰，希图用佛教沟通双方的友好交往，对“出塞传经颇效勤劳”的喇嘛一一封赏。凡蒙古地区迎送达赖喇嘛，都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在王朝中央直辖的蒙藏交通线上，开设临时市场，供应各种物资。还在北京印制金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又派去各种工匠，提供建筑材料，支援修建寺庙。一般认为，从黄教传入蒙古到明亡的数十年中，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这也为有清一代沿袭前明国策，提供了一面镜子。清魏源在《圣武记》中说：蒙古自俺答汗敬信黄教，“中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在客观上，有利于蒙汉藏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联系。
清朝中央进一步强化了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更特别看重喇嘛教对蒙古的作用。魏源所谓“以黄教柔驯蒙古”，正是清帝国的基本国策。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到清帝“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籍杖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乾隆说得简炼：“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以此安定边陲，巩固中央集权。
有清一代在北京、多伦诺尔、承德等地修建黄教寺庙40余座。蒙古地区兴建寺庙更多，草原上出现许多华丽的寺庙建筑群，仅漠南就是“旗旗有庙”，估计总数上千，有的大庙喇嘛人数多达数千人。正由于清廷对喇嘛教取“神道设教”的态度，所以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乾隆在《喇嘛说》中列举了元朝曲庇喇嘛的历史教训，告诫皇室子孙决不可无限崇拜黄教，以致造成亡国灾乱。对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限制在不造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范围之内，对利用黄教进行反清活动，保持高度警惕。
2.在西夏的传播
西夏于宋景祐五年（1038）建国于今宁夏银川。这个地区早就有佛教流行，建国后赵元昊命人创西夏文，用以翻译的佛典不少。藏传佛教传入的确切时间不明。西夏仁宗（1140—1193）时，在大度民寺举行的大法会上，同时诵读藏、汉文藏经，说明西夏早已接触藏传佛教。仁宗很崇敬噶玛噶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曾遣使入藏专程迎请。都松钦巴派其弟子藏索格西前来，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开始翻译佛经。后来当都松钦巴在著名的粗卜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西夏王又献赤金缨络及幢盖诸种饰物。此后，萨迦派三祖扎巴坚赞的弟子琼巴瓦国师觉本，也被西夏王奉为上师。传说，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时，曾向西夏王的上师后藏人通古娃·旺秋扎西请问佛法，这位上师属于蔡巴噶举。由此可见，至少在西夏后期，藏传佛教的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和萨迦派已传入西夏。
敦煌莫高窟晚期西夏洞窟中的佛教遗迹，带有浓厚的藏传佛教密宗色彩。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有相当部分译自藏文，前苏联所藏西夏文佛经中，有的就明确标出“据藏本翻译”。在用西夏文的一些写经中，有的在每个西夏字旁，注以藏文读音。
藏传佛教在西夏占有重要地位，对西夏西部的影响尤为强烈。
3.在青海的传播
早在唐代吐蕃东进时，就有西藏沸教随之传入青海。达磨灭佛，西藏僧侣纷纷前来避居，藏传佛教在青海开始落脚扎根。元朝，中央设置专管喇嘛教和吐蕃地区的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由帝师负责，致使青藏高原“帝师之命与皇帝诏敕并行”，僧俗官员共管军务民政。西藏僧侣经青海而往来内地络绎不绝。青海地区的喇嘛教空前繁盛起来。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宁玛派和噶举派先后在青海化隆、玉树等地传播，建造了夏琼、拉秀等寺院。此后萨迦派在西藏失势，一部分僧侣流亡到青海，也建立一些萨迦派寺院，后均改归黄教。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藏族仁庆宗哲嘉措在宗喀巴的出生地、今湟中县鲁沙尔镇修建了衮本坚巴林寺，黄教在青海东部广泛流传起来。这时，蒙古俺答汗驻牧青海湖地区，皈依黄教，迎请三世达赖，使黄教在青海的势力大增，宁玛派退到了黄河以南及果洛地区，噶举派和萨迦派则被挤到了玉树地区。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黄教在衮本坚巴林原址上，建成了著名的塔尔寺。三十二年（1604），四世达赖派人在今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堡以东建成郭隆寺（今佑宁寺）。清顺治四年（1647），在今大通县桥头镇东北建郭莽寺（今广惠寺）。黄教在青海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雍正元年（1723），和硕特部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青海寺院多蚁附”。叛乱平息后，清政府对青海寺院严加整饬，大批僧侣流落甘南一带，归附拉布楞寺及其属寺。
4.在甘肃的传播
今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肃北蒙古族聚居地都曾经是喇嘛教的流行地区。
甘南藏区是历史上安多藏区的组成部分，达磨灭佛时，有些吐蕃僧侣来到安多，这里开始受藏传佛教的影响。13世纪蒙古势力占据河西，萨迦派曾到过武威一带。明清对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扶植喇嘛教的政策，黄教势力也进入甘肃藏区。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硕特部蒙古固始汗的曾孙察汗丹津，派人赴藏物色高僧来甘南建寺；翌年，拉萨哲蚌寺的嘉木洋应请前来选定寺址；四十九年开始兴建，这就是著名的拉布楞寺。察汗丹津布施了大量资财，寺成后，他奉献三个部落的属民、土地作为寺院的“香火户”，其他蒙古贵族如额尔德尼台吉等，也有属民、土地等供奉。这样，拉布楞寺就拥有相当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康熙五十七年（1718），嘉木洋受清帝封号“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准着黄马褂；乾隆三十七年（1772），嘉木洋二世活佛受乾隆敕封前后，又建起许多属寺，同时，加强和完善拉布楞寺的组织机构，进一步扩大寺院集团政教合一的权力。此后，嘉木洋三、四、五世历受清王朝的封赐，势力日增，辖地更广，属寺多达108座，广布甘、青藏区。嘉木洋以下，有“四大法台”、“八大堪布”等一批大小活佛，常住僧侣2千余，多时达4千人。寺内有六大扎仓、十八昂欠（活佛大院）、辩经坛、藏经楼、印经院、金塔等许多大型建筑。
拉布楞寺以讲经持律、治学严谨而闻名，产生过许多有学识的高僧大德。嘉木洋一世阐发佛教五部大论的著作，被很多寺院奉为必读课本。《青海塔尔寺志》（嘉木洋二世著）、《水树格言》（贡塘仓二世著）、《安多政教史》（哲贡巴仓三世著）、《善说诸宗源流及教义晶镜史》（土观·却吉尼玛著）等著名诗集和重要宗教史籍，都出自这个系统。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裕固族地区共有十个黄教寺院，分布在各个部落，几乎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寺院，故有“什么寺院属什么家（部落）”的说法。最早的是建于明末的黄番寺和建于清顺治年间的景耀寺，其它多建在雍正、光绪年间。其中康隆寺、红湾寺、夹道寺属青海大通县的郭莽寺管辖，其余受青海互助县的佑宁寺管辖。寺院的规模都不大，内部组织也不严密。寺院是部落活动的中心，寺院上层与部落头人关系密切，部落的重大事务都由他们商量决定。寺院中的喇嘛可以结婚生子，另立家庭，除宗教节日和法会期间在庙内诵经外，平时大多在家参加农牧业劳动。寺院占有少量牲畜、牧场，租给牧民，收入用于放会、念经开支。每个寺院都有定期的法会，如正月大会、四月大会等，每月十五还有一次小会。正月、六月的大会还举行跳“护法”（跳神），宗教负担向群众摊派。据1979年调查，这个民族只有8800余人，而黄教的影响却如此深刻。
5.在四川的传播
四川的藏传佛教主要分布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等藏族聚居区。当西藏佛教从11世纪中叶以后次第形成各种教派的时候，就陆续传进四川藏区，建成一批寺院，其中属宁玛派的噶陀寺，12世纪由伽当巴·德谢喜巴喜建于今白玉县北，受历代德格土司的支持，寺主由转世相承，以财产富足著称；另一宁玛派的佐钦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德格土司阿旺扎西建于德格东北，是该派在康区的最大寺院，属寺百余座，遍布阿坝、甘孜和青海玉树等地；佛教学术水平较高，国内以及不丹、尼泊尔等地的宁玛派僧人经常来此求学。属宁玛派的还有白玉寺，17世纪由仁增衮桑喜饶创建于今白玉县城附近，与八帮寺关系密切，属寺近百，分布在阿坝、甘孜、青海果泊、西藏昌都的江达等地。噶玛噶举的八帮寺，由司徒却吉琼乃建于雍正五年（1727）的德格，是康区最大的噶玛噶举派寺院，直到1957年还有僧五百多，属寺七、八十，远达云南丽江。此外，18世纪40年代由第十二代德格土司曲吉·登巴泽仁出资兴建了德格印经院，出版的藏文典籍，除藏文《甘珠尔》外，尚有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医学、文学等各类书籍，共326部，4500余种，对发展藏族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叶，历经无、明、清三朝，四川藏区分别受着由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统治。土司将大量土地、农奴赠给寺庙，同时也控制了寺庙实权。在自己的辖区内，以一两个较大的寺庙为主，下辖若干小庙，构成遍布各个角落的统治机构。这些寺庙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经济实体，同时拥有武装和监狱。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四川藏区还有喇嘛寺庙七、八百座，共有僧尼10余万人。不少地区喇嘛占当地成年男性的半数以上，这是由于僧俗统治者强制推行“二男抽一”或“三男抽一”造成的。
6.在云南的传播
藏传佛教在云南主要流传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有藏族散居的丽江、贡山等县。13世纪中叶左右，宁玛派和噶举派传入云南藏区。明末清初，黄教传入中甸，与前此传入的两教派发生冲突，拆毁他们的13座寺庙，建成黄教大寺。清雍正年间，该寺奉敕易名归化寺，喇嘛1200余人，由清廷发给度牒，每年供给每人青稞7斗和其它费用。到1949年，迪庆藏区尚有喇嘛寺庙24座，黄教占一半；共有喇嘛4千余人，尼姑68人，活佛40人。
云南另有少部分纳西族信奉藏传密教和汉地禅宗。宁玛派从藏区传来，汉地佛教禅宗从内地传来，同时汇集到丽江为止，因此丽江既有喇嘛庙宇，又有禅宗寺院。
二、藏传佛教在国外的传播
1.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传播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喀尔喀”的称谓初见于明代，为达延汗六万户之一，共分为12部，其中内喀尔喀5部，在清初分布于兴安岭东南，外喀尔喀7部，即分布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自阔端始，至有元一代，藏传佛教曾在蒙古上层中广泛流传，但在喀尔喀部社会，却影响极微。16世纪末，格鲁派为蒙古统治集团看重，西藏喇嘛应邀来蒙传法者不绝于途，寺庙相继兴建。在俺答汗的影响下，喀尔喀的土谢图汗阿巴岱率先皈依黄教，漠北最古老的寺庙额尔德尼召就是由他于1586年修建，此后，佛教寺庙纷纷兴建。
17世纪初，喀尔喀部汗王派人赴藏迎请高僧到外蒙古传教，觉囊派僧人多罗那它到库伦（乌兰巴托）传法近20年，被尊称哲布尊丹巴，1634年去世。翌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扎那巴扎尔被认定为多罗那它转世，是为哲布尊丹巴一世，后在进藏学习中改信黄教，五世达赖给以“哲布尊丹呼图克图”的尊号，住乌尔根庙，奉为法王，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此后这一尊号成为喀尔喀喇嘛教中最神圣的称谓。由此形成黄教在外蒙古的活佛转世系统。
17世纪，清廷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稳定发展，规定每个旗都要建造喇嘛庙，每户若有二子，必抽其一出家当喇嘛。各级大喇嘛也是集政教大权于一身。1911年辛亥革命，沙俄乘机策动外蒙古“独立”，哲布尊丹巴活佛成了掌握政教大权的绝对统治者。到1920年，寺庙已达2560余座，喇嘛10万余人，占男子总数的44％，其中喇嘛封建主拥有总人口半数以上的牧奴。
1921年初，在白俄势力支持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
同年，蒙古人民革命军在苏联的帮助下占领库伦，成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又被彻底废除，建立人民共和国，喇嘛教开始发生全新的变化。
2.在前苏联的传播
前苏联境内信奉藏传佛教的主要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和图瓦人。
布里亚特蒙古聚居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分东西两大语系，原信奉萨满教。17世纪末，藏传佛教通过西藏和蒙古的喇嘛传入东布里亚特。那时布里亚特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即诺颜王公（氏族长或王公）、赛特贵族、兀鲁思居民（纳毛皮实物税的居民）和奴仆。诺颜是喇嘛教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目的在于强化其在兀鲁思居民中的影响。1711年，建成第一座喇嘛庙楚戈尔庙，到19世纪，寺庙已增至34座，喇嘛数以千计。有些寺院巨大而豪华，1741年建的宗加尔和古西诺奥捷尔斯克两大寺庙相当著名。喇嘛们既以僧侣身份兼任诺颜的文书、谋士，有些作医生，或为诺颜子女做蒙文教师。
诺颜把喇嘛视为可靠的支柱和助手。
东布里亚特的喇嘛教也吸收了传统萨满的某些仪式和教义，更容易为群众接受。
沙皇政府对喇嘛教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在布里亚特人和西伯利亚其他部族中大力推行东正教，限制兴建喇嘛寺庙和喇嘛人数，削弱喇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正视嗽嘛教在布里亚特人中风行这一事实，终于在1728年承认了喇嘛教的合法地位，企图通过承认喇嘛教来加强对布里亚特诺颜的控制和对外蒙古喀尔喀封建贵族的联系。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促进了嘛嘛教的发展。1741年，沙皇政府委派宗加尔寺的住持统一管理布里亚特的所有喇嘛，规定喇嘛必须向政府专门宣誓，表示效忠俄国政府。一些大喇嘛则宣称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为白度母神（即玛噶波，西藏佛教之女神）的化身；在扎仓寺庙中悬挂沙皇像，且必置在其它神像的中间。1764年，沙俄政府授予喇嘛教座主班智达堪布喇嘛的封号。此后，古西诺奥捷尔斯克进一步被建成为布里亚特喇嘛教的最高学府，从当地居民中培养喇嘛，以此作为俄国境内的喇嘛教中心，使当地佛教寺院脱离西藏和蒙古的影响。
顺便说明，在西布里亚特地区，宗法氏族关系更为严重，萨满教依旧占统治地位，喇嘛教始终没有传进去。
苏联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在历史上属于西部蒙古，原有萨满教流行。17世纪初叶，喇嘛教在西部蒙古诸部广为传播，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也在此时信奉了黄教。热衷于喇嘛教传播的也主要是王公、贵族，尤以扎雅·潘底塔（1599—1662）最著名，他也是西部蒙古文字的创造者。
前苏境内的图瓦人是突厥语诸族中唯一信奉喇嘛教的人。图瓦即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原属左翼蒙古的一部。1583年，左翼蒙古察哈尔部图门汗支持西藏佛教在左翼蒙古中发展，黄教由此传入图瓦。到18世纪，藏、蒙喇嘛们多入图瓦传教，致使喇嘛教十分盛隆。20世纪初，拥有喇嘛寺庙20余座，喇嘛3千余人。尽管如此，传统的萨满教依然流行，众多的萨满在民间相当活跃。
3.在不丹的传播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公元7世纪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不丹一名源于梵文，意为西藏的末端；不丹人又称自己的国家是“主域”，意为“主巴噶举之乡”；自称为“主巴”，即“主巴噶举派人”：称国王为“主结波”，意为主巴噶举之国王。这反映，不丹与西藏的关系，在历史上异常密切，不丹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主巴噶举派，影响深远。
不丹人最早信奉原始宗教苯教。公元8世纪，莲华生从藏区来到不丹地区传教，从此，藏传佛教便成了不丹的国教。据说至今不丹已有29个莲华生的“转世”。12世纪中叶以后，许多西藏喇嘛来不丹定居，弘扬佛教，在中、西部建立寺庙。属尼约世系的加瓦·拉南巴（简称拉巴）是第一个来自西藏的大喇嘛，时间在1153年。他的老师德里贡巴·吉格登·贡布创立了德里贡噶举派的一个支系拉巴噶举派。13世纪初，又有热凌的主巴噶举派帕卓·杜果姆·希格布等五喇嘛，从西藏前来寻求不丹首领的支持，并在不丹传教。西藏佛教宁玛派在不丹也有不少信徒。此派大法师隆钦巴·德里梅·欧泽（1308—1363）在不丹开始建造寺院；巴拉瓦·加尔增·帕桑（1310—1391）于1360年来不丹，修建了帕罗的丹吉寺，成为弘扬宁玛派阿巴学派教义的中心。1361年，南因巴喇嘛也从西藏来不丹，在廷布修建萨玛金卡寺，在普那卡造贾萨克宗寺。他是噶举派的法师，但他的门徒却宣扬格鲁派教义。1452年，又有位名叫廷勒·拉布吉的喇嘛前来，修建了兰卡尔寺、里乔克寺、西西纳寺和契希寺。西藏著名的杜托布·唐东结布在帕罗宗修建了詹卡尔寺和塔姆奇冈寺等，又在帕罗宗、达加那和塔希冈建造了几座有名的铁索桥。他阐扬的是噶举派尼古学派的教义，被奉为不丹现代噶举派洛主巴学派的先驱。凭借着他的影响，和帕卓·杜果姆·希格布等喇嘛早先的努力，使噶举派的主巴噶举在不丹占居了统治地位。
17世纪上半叶，不丹喇嘛教也发生教派斗争。1616年，从西藏来的阿旺·纳姆加尔喇嘛，在加尔萨的欧姆错家族为首的不丹统治集团支持下，迫使他的主要放手拉巴派和南因巴派教徒改宗或者被流放，最后独揽国家大权，尽管他没能把宁玛派赶出不丹。这样，他确立了主巴噶举派在不丹的统治地位，并以“沙布隆”（指菩萨或即将修成的佛陀）称号自立为不丹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形成了沙布隆阿旺·纳姆加尔喇嘛的转世系统。到17世纪末，不丹的喇嘛僧团已经建成了完善的教阶制度，包括五种重要的僧官，即“基堪布”（大方丈，又称“肯钦”）、多吉洛本（主管密宗教授）、达格皮洛本（主管语言学习）、扬皮洛本（主管礼拜事宜）、参尼洛本（主管佛教哲学和因明的研究）。基堪布是寺院首领，地位几与国王相等，国王的绝对权力不能行之于基堪布和其他高僧，僧官的推选国王也无权过问。其余四个洛本隶属基堪布，教阶相等，地位高于不丹政府的二等官员。多吉洛本协助基堪布工作，是普那卡和廷布达仓的院长，说明密教占有特殊地位。这些高级僧官大都由西藏人担任，直接参与国家政务。年青喇嘛也需要到西藏，特别是康区的佐钦寺留学进修。
寺院的经费主要由政府供给，部分靠寺院土地的收入。
4.在锡金的传播
锡金王国创建于17世纪，中国史称哲孟雄，后沦为英、印的“保护国”，今被印度宣布为它的一个邦。
锡金早期的居民主要是雷布查族，信仰苯教，而后尼泊尔人居多。8世纪中期，印僧莲华生在西藏传播的佛教密宗也传入锡金。17世纪初，西藏喇嘛教高僧拉葱钦波率两弟子前来传宁玛派教法。1730年，噶举派也传进锡金，并建立了主寺。宁玛和噶举成为在锡金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具有在政治上左右局势的实力。活佛赠给锡金国王却杰（法王）的称号，使锡金也成为政教合一的王国。锡金信奉喇嘛教的民族主要是雷布查人、菩提亚人、尼泊尔移民、古隆人、马喜人和塔芒人。
5.在尼泊尔的传播
尼泊尔本是佛教最早流行的地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即处在印、尼交界处。相传公元前520年左右，佛陀曾率领弟子在尼泊尔各地传播佛法。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一直盛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传说4世纪，瑜伽行派的奠基人之一世亲曾到这里传播大乘教义。到5世纪梨东毗王朝摩纳提婆统治时期，婆罗门教又得到发展，形成与佛教并存的局面。7世纪以后，尼泊尔成为吐蕃王朝的属国，加强了西藏与印度的联系，也愈益受到西藏的影响。9世纪以来，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传人静命（寂护）、密教大师莲华生、寂护弟子莲花戒以及阿底峡等进藏之前，都曾在这里布教。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等相继传入尼泊尔。其中噶举派祖师玛尔巴和他的弟子米拉日巴、噶当派的著名译师俄·罗丹喜饶等都曾到尼泊尔留学并弘传西藏佛教。居住在北尼山区、中尼和东尼的塔芒人、马喜人、苏思瓦尔人、拉伊人、林布人、古隆人、菩提亚人、塔西卡人和谢尔巴人中，大部分信奉西藏佛教，一部分同时信仰印度教。
第九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上）（公元11世纪—）
第一节 中国佛教在中央集权下的稳定演变
一、宋代政局与佛教的“世间”化
1.宋代政局与佛教
宋代自赵匡胤陈桥兵变到赵昺亡于元，前后320年，是秦汉统一后历代王朝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它在外受强大的异族步步侵逼，内部阶级对抗日趋严重中，空前加强了君主专制主义。君主被视作国家的绝对权威，民族的至高象征，将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在当时几乎为所有的士大夫以及广大农民所接受。有宋一代，农民起义不断，但始终没有构成对中央君权的威胁，且大都乐于招安，成为御外的力量。与此相应，社会意识也有重大变化，传统儒学再次得到改造，形成所谓“道学”或“理学”，强烈呼唤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道学家们希望通过对个人生活基本需要的限制和自我的道德完善，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强盛，增强民族气节。中国历史上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多开始在这个朝代出现。其结果，王朝的对内统治空前强大起来，却无从形成任何足以促使它振奋不已的机制；对外则越来越懦怯孱弱，使整个民族不得不长期在屈辱和苦难中挣扎。人们普遍希望用节食、禁欲和道德规范来强化国家的统一实力，反而支持了君主集权政治的穷奢极欲和腐败无能。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直至宋终。
佛教在宋代的演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进行的。
宋太祖是全宋史中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有鉴于周世宗跟佛敕给予佛教的打击，影响许多地区民众的安定，于是下令停止毁佛，并普度行童8000人，以重开佛教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奉佛诸国拥戴的重要措施。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游五天竺往返18年，偕于阗使者回到京师，太祖在便殿召见，垂问西土风俗；次年，遣僧人行勤等157人游历西域。到景祐二年（1034），仅由五天竺来汴京贡奉梵经的僧侣即有80人，此土西去取经得还者138人。很明显，在宋初的六、七十年中，王朝中央还力图把佛教当作扩大对外联系的重要纽带。
也就是在这数十年中，国家特别重视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开宝四年（971），敕令高品、张从信到益州开雕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大藏经》，以《开元录》入藏经为主，陆续收入本土撰著和《贞元录》诸经，总计653帙，6620余卷。这一行动影响民间，影响辽金和西夏，刻经之风由此盛行，其文化上的意义远胜于单纯的信仰。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效法李世民故事，由国家建立译经院 ，诏印僧法天、天息灾、施护和懂梵学的汉僧及朝廷官员等，共同组成严密的译经集团，进行由官方直接控制的译经活动。惟净是在这次译经中培养出来的最著名的汉僧译家。景祐二年（1035）后，译经活动逐渐消沉；熙宁四年（1071）废译经院。截止到政和初（1111），前后共有译家15人，所译佛籍284部，758卷，密教占绝大部分，只有少数属龙树、陈那、安慧、寂天等人的论著。在译经院开译的时候，曾举行过隆重的密教仪式，建坛诵咒，供养礼拜，严洁肃穆。但密教本身的传播，则远没有唐代那样举国哄动；即使对它的经典翻译，也是有选择的，受国家直接控制。淳化五年（994）译就的《大乘秘藏经》，被审察出“文义乖戾”65处，宋太宗以其“邪伪”，诏谕对众焚毁；
天禧元年（1017）译出《频那夜迦经》，宋真宗因其宣扬“荤血之祀”，有“厌诅之词”，禁止入藏，并不许再译类似经文。这都是颇为明智的决定。
宋代僧尼在太宗时有一个突发性发展，太平兴国元年（976），一次普度童行17万人。宋真宗著《崇释论》，设想奉佛“十力”、辅俗“五常”，以达到劝善禁恶的目的。他在全国设戒坛72所，广度僧尼，到天禧五年（1021），已有僧397615人，尼61240人，寺院近四万所，成为全宋史上佛教最发达的年代。此后，佛教的发展受到日渐严格的限制，仁宗景祐元年（1034），僧尼数额开始下降，到神宗熙宁元年统计，全国僧人只有220660，尼3430人，减少了41％以上。给予佛教一个适度发展的条件，但决不许其过度膨胀或走向惑众邪途，以危害国家中央集权的实力，这是从宋代开国以来就定下的基本原则。历代帝王在掌握的尺度上虽有宽严之分，但这个原则没有变更。
建隆元年（960），诏令“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是肯定和承认周世宗废佛的既成事实，只是稍后，才允许增加少量僧尼，修复旧寺。开宝八年（975），明令禁止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及夜集士女等诸种活动，防止聚众滋事。宋太宗则说，浮屠之教“有裨政治”，必须“存其教”；但决不能像梁武帝那样沉溺其中，以至“舍身为寺奴，布发于地，令桑门践之”，丧失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因此，他在扶植佛教的同时，屡诏约束寺院扩建，限定僧尼人数。到宋徽宗崇奉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宣和元年（1119）诏称：佛教属于“胡教”，“虽不可废，而犹为中国礼义之害，故不可不革”，强制僧尼改称道教名号，改僧尼寺院为道教宫观，改佛菩萨称谓为道教名号，是宋代佛教唯一遭受打击的一次。但不久徽宗下台被俘，波及不大。
南渡以后，高宗对佛教取折中态度，既不毁其教灭其徒，也不崇其教信其徒，而是“不使其大盛耳”。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停止发放度牒，以稳定僧数，使既有的出家者自然减员，其二是征收僧道“免丁钱”，后又改为“清闲钱”，赋金数倍于一般丁口，以此限制寺院招收新人，这比唐中宗以来实行试经度僧的办法要有力的多。不过，这些措施又为帝室的另一些需要抵消了不少。早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岁饥河决，有司乞请裁损王朝对寺院的恩赐赏钱，并鬻度牒敛财以救时急，诏可；随着财政日绌，鬻牒竟成惯例。此外，从真宗晚年（1021）诏僧修法华懺，“为国祈福”开始，重启唐安史乱后：诸帝求助仁王护国的故伎，南渡以后，愈演愈烈。
高宗时隆祐太后奉“摩利支天母”，以为大宋能够安居杭州，实出于天母的冥护；孝宗乾道四年（1168）召上竺寺若讷法师入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淳熙二年（1175），更诏建“护国金光明道场”，僧人高唱“保国护圣，国清万年”。山西五台山的文殊、四川峨眉山的普贤，尤其是浙江普陀山的观音，也都在宋王朝的直接经营下，愈益受到民众的崇奉。
出于同一的王权需要，施行往往相互矛盾的政策，使佛教的发展趋向平稳。绍兴二十七年（1157）统计，在南宋领域内有僧20万。这大体反映了当时既能满足王朝需要，社会亦能承担的状况。
2.宋代佛教的“世间”化
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总趋向，流传到宋，则增添了许多新的特点，这就是从泛泛地提倡救度众生，转向实际地忠君爱国；从泛泛地主张三教调和，转到依附儒家的基本观念。
处在民族危亡多事之秋的佛教，其主流，与前代那种以避世为主的消极思潮相比，突出地表现了积极参予军政大事，谋求争取改变现世状况的意向，尽管多数方式依然是纯宗教的。
宋代初年，王朝制定以儒治国的方针。景德二年（1005），真宗封禅至曲阜，谒孔子庙，加諡“至圣文宣王”；仁宗庆历五年（1045），又敕封孔子四十六代孙为“衍圣公”，儒学大盛。庆历元年（1041），欧阳修撰《本论》，认为佛教在中国为患，是“王政缺”、“礼义废”的结果，只要“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则“世虽有佛，无由而入”。及至道学（理学）兴起，吸取佛教哲学而替代佛教义学长期占据的理论地位，排佛就成了新儒学的重要议题。程颢抨击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程颐批评禅僧：“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其实，早在道学家发出这些指责之前，佛教的主流就已经鲜明地呼唤佛徒们回到世间来了。
宋初延寿，曾力图改变唐末五代普遍流行于禅宗中的放任自然、不问善恶是非的风气，提倡禅、教统一、禅与净土统一，要求佛教回到世间，参与辅助王政上去。他在《万善同归集》中说，“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就是在理论上证明僧尼参与世间生活的必要性。
此后克勤更直接地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
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奉敕撰《宋高僧传》的赞宁进一步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因为“王法”是“世法”的最高原则，佛法入世，当然也应以“王法”为最高准绳。
把“王法”伦理化和学术化了的是王朝新倡的儒学，主动向儒学靠拢，力图作为儒学不可缺少的补充，就成了宋代佛教依附王法的理论方向。北宋著名的学僧契嵩说：“夫圣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劝世，岂欲其乱耶？佛以十善导人，岂欲其恶乎？《书》曰，世善不同，同归于治。是岂不然哉？”又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这一思想，在天台宗名僧智圆那里概括为儒、释应“共为表里”，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
宋儒与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突出地强调忠孝节义。宋代佛教也是吸取忠孝仁义作为自己新的教义。智圆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换言之，佛教的善恶标准，就是忠孝仁义。因此，大力提倡儒家礼教，把“仁义敦，礼乐作，俾淳风之不坠而名扬于青史”当作一种理想的人格。契嵩的名著《辅教编》设有《孝论》十二章，专“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同时批评“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孝经》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据此，他认为佛教决不可离开“天下国家”大事和君臣父子等伦理规范。而为一人之私服务：“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
在宋儒所有的伦理观念中，忠君列在首位，而“忠君”与“爱国”并提，更是由宋代才开始形成的。到了北宋末年，忠君爱国成了当时做人的最高标准。这在当时的佛教中也有相应的反映。像两宋之际的禅宗领袖宗果，用“忠义心”说来解释作为成佛基石的“菩提心”就很典型。他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矣。”他的“禅语”，与道学家语没有分毫差别：“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无不周旋，无不明了。”而这一切，最后又都集中到爱君忧国上来。宗杲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运往矣。”正如张浚为他所撰的《塔铭》说的：“师虽大方处士，而义笃君亲。每及时事，爱君忧时，见之词气。”
宋代道学与后来的假道学不同，宋代佛学与儒学同气相应，也不限于口头空谈。庐山祖印讷禅师以知兵名闻当朝，圆通别释《孙子·魏武注》所未注者。靖康之耻，宗泽留守东京，命法道法师补宣教郎总管司，“参谋军事，为国行法，护祐军旅。师往淮颖，劝化豪右，出粮助国，军赖以济”，后南渡随驾陪议军国事。建炎三年（1129），金兵陷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保国安民”，振发“忧时保国”的士气；律主元肇被虏，行至京口自杀身亡。宗杲因参与张九成反秦桧和议被流放衡阳，此前，著《禅林僧宝传》的僧惠洪，与当时反对蔡京、主变革的张商英结交，终被流放朱崖。
在这种形势下的佛教，新意不多，但社会意义则应刮目相看。传说礼部侍郎吴秉信受秦桧迫害被罢官，国四明城南筑庵禅坐，夜卧棺中，黎明令童子扣棺而歌：“吴信叟归去来，三界无安不可住，西方净土有莲胎，归去来！”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愤。张商英以“呵佛骂祖”来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同苏轼寄希望于“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形成鲜明对比。
宋代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但由此也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地臣服于君主的权威。明代禅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臣矣。然安、秀诸师宫中供养，皆待以师礼；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自称则曰贫道。至宋，绝无此……。”赞宁端拱元年（988）进《高僧传表》，自称“臣僧”，后缀“冒赎天颜，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崇宁二年（1103）编定的《禅苑清规》进一步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连国家行政长官也放到了祖师之上。所以在寺院住持的上香视辞中，首先是祝当今皇上“圣寿无穷”，其次是愿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方得酬谢祖师的“法乳之恩”。
宋代的国土虽小，财政开支相对任何王朝都大。其所以能够在异常困难中支撑下来，与不断开垦新的耕地有直接关系，也与国家向寺院普遍收纳赋税和鬻卖度牒等开源节流措施有关。僧倡是垦荒的重要力量，鬻牒又为寺院持续地增添劳动力，促使宋代寺院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唐代禅众开始的那种完全闭塞的山林经济不同。由于宋代城市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也强烈地刺激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变得相当活跃。建立于隋唐的“无尽藏”，被扩充成了纯粹商业性的经营，称之为“长生库”。寺院还普遍开设碾磑、店铺、仓库等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事业。与此相应，寺院内部职事的分工日趋细密，上下等级界限更为清楚，禅宗初期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即使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院，也显出了庄园经济的规模。寺院生活与世俗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接近。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僧侣，甚至可以娶妻生子，而俗以为常。
《缁门警训》说：“近世出俗无正因，反求他营，不崇本业，唯图进纳，预滥法流。”《古尊宿语录》也说，僧侣“所在之处，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饭食丰浓，察舍稳便为旺化也。”《青琐高议》更尖锐地抨击说：“今之释子，皆以势力相尚，奔走富贵之门。岁时伏腊、朔望庆吊，唯恐居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宋代佛教的世间化，当然也会带上当时的各种社会世态。
3.宋代禅宗灯录和语录的编撰
由于禅寺的经济发展和大寺禅院的兴盛，禅僧同官府及士大夫的给交日密，大大推动了禅风的变化，其表现之一，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老传统，转变成了以阐扬禅机为核心、“不离文字”的“文字禅”。与此相应，编纂“灯录”和“语录”成了宋代禅宗的主要事业。
“灯录”是禅宗创造的一种史论并重的文体，它以本宗的前后师承关系为经，以各代祖师倡言的思想为纬，原发端于唐代的《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等书；以《灯录》命名，尤其能够显示出禅宗标榜的“以心传心”，代代不绝的特性，则始于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道原的《景德传灯录》。此录共记禅宗的印中传承52世，1701人，保存了祥宗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一些可贵的史料。但其主要价值，是反映了宋初40余年禅宗发展的基本面貌。它的最后定稿，经过《册府元龟》撰修者之一的翰林学士杨亿、兵部员外郎李维等人的加工刊削，而后又呈真宗批准颁行。因此，它所表述的禅僧行事和新的禅风，也反映了士大夫的兴趣和官方的意向。此后，灯录的编撰不断，到南宋淳祐末年（1252），普济以《景德录》和《广灯》、《续灯》、《联灯》、《普灯》等150卷灯录为基础，删繁就简，编成20卷的《五灯会元》，算是告一段落。《会元》所述，宗派分明，便于阅读，且文字简炼，为宋以后好禅的文人士夫所欢迎。但所有这些灯录，对史传的记述都不可轻信，真伪混淆，显隐不一，特别需要鉴定。
所谓“语录”，是弟子辈对祖师言论的记录，像唐代所传慧能的《坛经》，神会的《直了性坛语》，裴休所编希运的《传法心要》、《宛陵录》，慧然所集义玄的《临济录》等都是。中国传统的佛教义学，除少数自著的“论”以外，大都通过对佛教译籍的烦琐注释发挥自己的思想。写论有相当的难度，注释令人生厌。“语录”大都是即兴而出，或有针对性的言论。
不需逻辑系统，又生动丰满，极宜于摆脱唯经书是依，充分表达个人的独立见解。到了宋代，禅宗语录大行，使依附译籍的传统义学，黯然失色。其中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集唐宋南岳一系36家禅师语录，颇有代表性。但两宋语录的特色，特别表现在对祖师语录中提到的“公案”作新的注解和发挥上。
所谓“公案”，指历史上禅宗“大德”的某些言行范例。用解释“公案”方式发挥自己思想的作法，开始于临济宗的善昭（947—1024）。他用偈颂形式对一百条“公案”加以阐述，称之为“颂古”。继之，云门宗的重显（980—1052），以云门思想为背景也作“颂古”100条。其后，临济宗的克勤（1069—1135）应张商英之请，以重显的“颂古”为基础，在颂前加“垂示”（纲要提示），在颂中加“著注”（重点注释），另加“评唱”（作者见解），编成《碧岩录》10卷。《碧岩录》的影响很大，它把“文字禅”推向高潮，成为后来文化禅师效法的榜样。它的末流多半是老调重弹，思想僵化。出于克勤门下的宗杲（1089—1163），对于这种禅风表示忧虑，以为“近年以来，禅道佛法衰弊之甚”，就表现在“专尚语言”的文字禅炽盛上。据说他因此焚毁了《碧岩录》的刻板，自己提倡“话头禅”。
所谓“话头禅”，是把“么案”中那些通晓明白的语句略去不问，专门参究被认为是含义深奥不可解的语句。所谓“有解可参之言乃是死句，无解之语去参才是活句”。在禅定实践上要求对“无解之语”作直观的体验，由此得到悟解，这本是不可言说的；但从弘教上说，不能没有言说，结果是变成了借“无解之语”，阐发自己的活思想，依然得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宗杲著的《正法眼藏》就很有名。
与宗杲同时的正觉（1091—1157），反对话头禅，认为要达到真正的禅悟，还是静坐看心，名曰“默照禅”。“默照禅”反映了一批传统禅师的趋向，人数不一定少。但正觉本人却没有完全遵循“默照”的原则，他不但与宗果争论是非，亦有《颂古百则》流传。
禅宗传灯语录所记，言论大都充满了山林田园般的情趣，闲适安逸式的深速，也颇有一些启迪人生超脱的哲理，和应酬对答之际的机辩。与当时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和禅僧居士们熙熙攘攘于官场和市场的生活，形成对比鲜明的反差。
禅宗五家至宋代，唯有临济与云门、曹洞兴盛。上述雪窦重显以《颂古百则》中兴云门。以确定禅宗正宗祖系和撰写《输教篇》著名的契嵩（1011—1072）也属云门系统。提倡默照禅的弘智正觉属于曹洞宗，他的师长丹霞子淳（1064—1117）也是知名当世的禅师。但在两宋禅宗中始终占优势的是临济宗。从上述之汾阳善昭（947—1024）到慈明楚园（986—1039） 的门人黄龙慧南（1002—1069）和杨歧方会（992—1049），形成黄龙、杨歧两个新支派，特别活跃在南方。
黄龙派和杨岐派
黄龙慧南（1002—1069）在江西黄龙山接引参学者，门徒众多，逐渐形成一派宗风。他的思想和接引方法有下述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
首先，他对义玄以后出现的文字禅表示异议，并提出严厉的指责，认为，“二十八祖，递相传授。洎后石头、马祖，马驹踏杀天下人；临济德山，棒喝疾如雷电。后来儿孙不肖，虽举其令而不能行，但呈华丽言句而已。”就是说，从希迁、道一到义玄、玄鉴等数代禅师，以顿悟佛教传承，禅风峻烈，但入宋以后，禅僧们打着祖师招牌，所行则相去甚远。他们在玩弄文字语句中丢失了禅的精髓。换言之，禅宗的衰退就是因为禅众脱离内心反照的实践而热衷于外向追求，这好比是“祖父田园，不耕不种，一时荒废，向外驰求。”
为此，慧南提出了向临济禅复归的要求，认为“作客不如归家，多虚不如少实。”主张一种任运自在，不为外物所拘的修行：“高高山上云，自卷自舒，何亲何疏；深深涧底水，遇曲遇直，无彼无此。众生日用如云水。”
慧南在接引来参的禅僧中，创立了一种“三转语”，即后人称之为“黄龙三关”的独特方式：“师室中常问僧‘出家所以，乡关来历’。复扣云，‘人人尽有生缘处，那个是上座生缘处？’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云，‘我脚何似驴脚？’三十余年，示此三问，往往学者，多不凑机，丛林共目为‘三关’。”关于“三关”的用意，慧南自己作答道：“已过关者掉臂而迳去，安知有关吏？从关吏问可否，此未过关者。”说明他设此三关的用意，是针对文字禅而建立的一种明快的禅风。所谓“未过关者”，喻为尚未建立自信，不能得悟；一旦“过关”，便“掉臂而去，纵横自在”，内外彻悟。要点在自信，即所谓不问“关吏”。“三关”总喻为“开悟”的三个阶段，一是“初关”。二是“重关”，三是“生死牢关”，三者关系是一“破”，二“透”，三“出”。初失，要使学者破除“邪见”，立一切皆空的“正见”；重关，要求进一步体会万法乃一心所现，境智一体，融通自在；出夫，便是“悟”后的精神境界。
慧南虽以破文字禅、复归临济禅自命，但他所立“三关”，实际上仍是教人在“机锋”、“禅语”上用功，义理既属平平，禅风上难免落入文字禅的窠臼。
杨岐方会（992—1049）也在维持临济禅体系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主张义玄那样的“立处即真”的自悟，说：“立处即真，者里领会，当处发生，随处解脱”，认为，“一切法皆是佛法”。
杨岐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教学方式上的灵活性。方会认为，接引禅僧时，应循循诱导，步步启发，“问，雪路漫漫，如何化导？师云，雾锁千山秀，迤逦问行人。”又有人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答言：“有马骑马，无马步行。”即不拘成规，随时可以化导解悟。到北宋末年，杨岐派兴盛，其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黄龙派。
看来，慧南和方会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试图抵制当时的禅风，但是作为融解于作务和静居生活中的禅宗历史，再也不能成为主流了，文字禅终究要成为宋代禅宗的方向。这在慧南和方会也是无法摆脱的。慧南曾说：“说妙谈玄，乃太平之奸贼；行棒行喝，为乱世之英雄。英雄、奸贼，棒喝、玄妙，皆如长物，黄蘖（慧南自指）门下，总用不着。”意思是说，临济（义玄）、德山（玄鉴）的快截禅风，只能适用于唐末五代的“乱世”，在宋代政治统一的“太平”之世，谈玄说禅也是难免的，尽管慧南口头上表白他并不赞成。他的弟子克文更加言行一致，认为“前圣后圣，圣德共明，人王法王，王道同久。”佛法有义务配合“人王”，为“王道”作出贡献。正如“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礼有乐”，“佛法住世”，也应“有顿有渐，有权有实”。因此，佛教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就是必然的。
方会的弟子有自云守端。守端与云门宗的圆通居讷有联系，思想比较庞杂，包括临济的三玄三要、四料简，曹洞的五位修行，乃至天台的止观教义，曾宣称：“但愿春风齐着力，一齐吹入我门来。”有意将禅宗各家乃至佛教各宗融会起来。守端的著名弟子是法演，法演也试图“中兴临济法道”，有一定影响。他的弟子佛果克勤，早年“由庆藏主尽得洞上宗旨”，后归依法演。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克勤与张商英相遇于荆南，“剧谈《华严》旨要”。他从华严宗圆融无碍出发说禅，认为禅“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尽；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故时人指出，克勤善于“融通宗教”，张商英则誉他为“僧中管仲”。
曹洞宗
曹洞宗一成立便以批评临济禅的面目出现。良价认为，临济禅说心说性，把扬眉动目看作佛事，这只是“死中得活”，难以获得解脱。临济宗主张“平常心是道”，人与道没有间隔，自然相合。但在曹洞宗看来，“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人与道之间有隔碍，需要通过坐禅使人与道相合。两来之际形成的“看话禅”与“默照禅”，就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最初这两种不同倾向的发展。曹洞天童正觉（宏智）认为，心是众生的妙灵，但因积习昏翳而与诸佛相隔；如能静坐默究，净治揩磨，便可显示妙灵本体。他说：“好个禅和子，而今却道曹洞宗没有许多言语，默默地便是，我也道，你于个时莽卤；我也知，你向其间卜度，虚而灵，空而妙。”这种禅与神秀的北宗禅比较相似。维护临济传承的宗呆则反对说：“今时有一种剃头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狙地休去歇去，……又教人随缘管带忘情默照。照来照去，带来带去，转加迷闷，无有了期，殊失祖师方便，错指示人，教人一向虚生浪死”。他认为“闭眉合眼”、“长年打坐”的修习方式，只会落入“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
禅宗自弘忍以来，说法用语，记录为文，即向大众口语化发展，到了两宋蔚然形成一大文风，也为激烈排佛的道学家采用。这种表现于语录的文体，直朴而生动，粗鄙而隽永，雅俗可以共赏，对于加强知识阶层同劳动民众间的思想联系，有一定作用。从曹洞正觉与杨岐宗果之争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虽无创见，但在促进佛教教义的通俗化和普及化方面，又进了一步。
4.宋代天台宗
五代吴越王遣使国外寻找佛教典籍，高丽僧谛观送来若干论疏，其中以天台为数最多，这对北宋初年天台教学的“中兴”，是一个重要契机。
宋初天台传承
天台宗自智五传而至湛然，湛然又五传而至清竦。清竦为五代末年人。清竦传义寂（或作羲寂）、志因。义寂传高丽义通，义通传知礼、遵式，知礼传尚贤、本如、梵臻；志因传晤恩，晤恩传源清、洪敏，源靖传智圆、庆昭。义寂以下，均为宋初天台宗人。
义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温州永嘉人。因请吴越王遣使从高丽等国求得教典而备受尊重，“由是一家教乘，以师为重兴之人矣”，钱俶赐名“净光大师”。
义通（927—988），字惟远，高丽玉族出身。从义寂受学，后来“法席大开，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日法智师（知礼），一日慈云师（遵式）。法智师延庆道场，中兴此教，时称四明尊者；慈云建灵山法席，峙立解行，世号天竺忏主。”
知礼（960—1028），字约言，俗姓金，浙江四明人，从义通学天台教观，真宗赐号“法智大师”。晚年曾结伴十僧共修“法华忏”。三年后拟集体自焚，经杨亿、李遵勗、遵式等劝阻，未曾实行而名更盛。他是“中兴”天台宗的主要人物。
遵式（964—1032），字知白，俗姓叶，天台宁海人。先攻律学，后从义通学天台教义。真宗赐号“慈云大师”。章得象、王钦若等官僚曾与之交游。与知礼法系相比，遵式一系比较萧条。
知礼与遵式都重视忏法，特别是“法华忏”与“金光明忏”。遵式撰有数部有关忏仪的著作，为寺院大搞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念经、拜忏提供了权威性依据，被称为“慈云忏主”。
晤恩（912—986），字修已，俗姓路，姑苏常熟人。先学律部，后从志因受学。晤恩“不喜杂交游，不好言俗事，虽大人豪族，未尝辄问名居”。“平时谨重一食，不离一钵，不畜财宝，卧必右胁，坐必加趺”。这是在世俗化佛教界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山家”、“山外”之争
“山家”、“山外”之争是天台宗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宋代佛教理论领域中的大事。
据《释门正统》、《十义书序》等记述，争论发端于晤恩的《金光明玄义发挥记》，焦点是智的《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实质是关于所观之境属“真心”还是“妄心”。由此广涉佛教世界观和宗教实践上的许多问题。争论的结果，知礼一派景后获胜，遂自称“山家”，以天台正统自居，持相反意见者，被斥为“山外”，即非正统。“山家”代表人物除知礼外，还有他的弟子梵臻、尚贤、本如等：“山外”代表人物除晤恩外，尚有他的弟子源清、洪敏和源清弟子庆昭、智圆等。此外，原属知礼一系的仁岳、从义等，因与知礼观点不合，被称为“后山外”。
智所著《金光明经玄义》有广、略二本并行于世。义通曾撰《金光明玄义赞释》、《金光明文句备急钞》，以解释略本。《发挥记》认为，广本所述“观心释”，义理乖违，当为后人擅添，因此加以否定；略本详说法性圆妙，没有提出“五重玄义”中的真实性。“观心”一义故应作依据。为此，知礼作《释难扶宗记》，肯定广本为智真作，并重点阐发广本的观心教义，提倡“妄心观”。知礼批评晤恩，废去观心乃是有教无观，不符智教旨。此后，庆昭等又与知礼多次往复问答释难。中经钱唐太守调停，曾暂时告一段落。不久，智圆作《金光明经玄义表征记》，再次非议广本“观心释”，知札作《金光明玄义拾遗记》给以反驳。源清又著《十不二门示珠指》，坚持真心观，宗昱（与义通同门）著《注十不二门》，提倡灵知心性之说，均在教理上阐发华严性起学说。对此，知礼作《十不二门指要钞》，强调指出，天台宗的教义是“性具三千”，乃是圆教之说，华严宗主张万法“性起”，只是别教隔历之说。
上述争论说明，“山外”派的思想确实受了华严学说的影响。他们主张的真心观，以心性真如为观察的对象，即承认心之本体为纯净无染的“真心”，只是“随缘”造作万法，智的“性具”说则认为万法本具一心，由于随缘隐显不同而有人生世界的差别。
知礼提出的“妄心观”，就是将性具说导向宗教实践，要求人们以内省的方式，认识一切众生悉皆“性恶”。由此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每一琐事、每一俗念中去忏悔和防止自己的罪恶，强化个人的道德修养。《山家绪余集》中有这样的话：“性恶之言出自一家，非余宗之所有也。得其旨者，荆溪之后唯四明（知礼）一人耳。故所述记钞，凡明圆旨必以性恶为言。……祗一修恶之言而有云断者，断其情也。”可见，知礼所讲“性恶”，主要指情欲而言；所谓“安心观”，就是要依据对“性恶”的认识，断除情欲。“山外”派取消“观心”，将会导致人们放弃对情欲的自我克制，所以知礼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山家对山外的斗争，也含有很多宗派情绪。他们把自己奉为正统，将对方礼为异端，严加排斥。原属知礼一系的仁岳、从义，后因改变观点，也被斥为“山外”，其理由，正如志磐所说：“父作之，子述之，既日背宗，何必嗣法？”庆昭弟子“以他党而外侮”，仁岳则“以吾子而内畔”，他们的行为“皆足以溷乱法门，壅塞祖道”，都是不能允许的。世俗的宗法伦理观念进入佛教组织，更加增强了党同伐异的倾向。
孤山智圆
佛徒倡导的三教合一到宋代已成定式，其首倡者是智圆。
智圆（976—1022），字无外，号中庸子，俗姓徐。自幼出家，21岁从奉先源清学天台教义。源清卒后，住西湖孤山，与处士林和靖为友，又和遵式相交。著述有科、记章、钞30部71卷，另有杂著、诗文集《闲居编》51卷。据《闲居编》载，他“学通内外”，“旁涉老庄，兼通儒墨”。认为三教各有价值，不可偏废。他自称“或宗于周孔，或涉乎老庄，或归乎释氏，于其道不能纯矣。”
智圆的三教合一说，强调的是儒释一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儒重“饰身”，佛重“修心”，内佛外儒，共同治理民众。实际上，他更着重于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改造佛教的心性思想。他写道：“山也，水也，君子好之甚矣，小人好之亦甚矣。好之则同也，所以好之则异乎。夫君子之好也，俾复其性；小人之好也，务悦其情。君子知人之性也本善，由七情而汨之，由五常而复之；五常所以制其情也，由是观山之静似仁，察水之动似知。故好之，则心不忘于仁与知也。……小人好之则不然，唯能目嵯峨、耳漏潺，以快其情也。孰为仁乎？孰为知乎？及其动也，则必乘其道也。”在这里，他把复性和任情作为划分君子、小人的标准，同时规定“性”即性善，亦即儒家五常，“情”是恶源，即指七情之欲。这样，智圆要求所“复”之“性”，已不是自家的佛性，而是十足的封建宗法意义上的人性。如果说唐李翱的《复性书》是吸取佛教哲学，发展儒家的人性论，智圆的复性说则是《复性书》的翻版，不过他是用儒家的人性论改造佛教的心性论。
5.宋代的净土信仰
宋以前的净土信仰
净土信仰为大多数中国僧尼所信奉。传说东晋时慧远曾在庐山纠集僧俗多人共同发愿往生西方净土，由此有了“莲社”的建立。东魏汾州玄中寺僧昙鸾受菩提流支影响，著《往生论注》、《略论安乐净土义》等，提倡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可入西方净土。隋唐间僧人道绰，仰慕昙鸾，亦归心净土，他劝人口念阿弥陀佛名号，以豆计数。著《安乐集》。他的弟子善导（613—681），俗姓朱，临淄人，贞观十五年（641）谒道绰，后入长安广宣念佛法门，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往生礼赞》、《净土法事赞》等。《观经疏》宣称，“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皆可依靠阿弥陀佛愿力，往生极乐净土。《往生礼赞》等主要阐述念佛、礼佛的方法、仪式。善导完成了净土信仰的教义和行仪，影响很大。
善导以后弘扬净土信仰的重要人物有少康、慧日、承远、法照等，其中慧日固然主张回心念佛，但反对专修净土。他提倡教禅一致，禅净合行，戒净双修。这种意见，在中国净土信仰群中有广泛的代表性。后人曾将历史上倡导净土信仰而有较大影响的人物编成净土宗宗系，如南宋释宗晓立慧远、善导、法照、少康、省常、宗赜等为净土传承，志磐则改为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系统。这正说明，净土信仰以其奉行者的普遍和多样，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派。
净土信仰与其它宗派强调自力修行，自力求证的教义不同，主张依他力与内力结合求取来世的解脱和幸福。即以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净土。它的修持法门说到底是称名念佛，简单易行，便于吸引更众多的信徒，所以也叫“易行道”。
禅净一致和台净合一
净土信仰到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宗晓概述南宋佛教传播情况时说：“历考自古帝王兴隆释教，或建立塔庙者有之，或翻译经论者有之，或广度僧尼者有之，而未尝闻操觚染翰发挥净邦，俾一切人升出五浊，如吾圣君者。至今薄海内外宗古立社，念佛之声洋洋乎盈耳。”志磐叙杭州地区净土信仰盛况则云：“年少长贵贱，见师者皆称阿弥陀佛。念佛之声盈满道路。”宋代的净土信仰已经遍及佛教各派，成为共同趋向。其中，禅与净土的结合、天台与净土的融会，又是这一共同趋向中的主流。
延寿是禅净一致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发挥慧日禅净双修的主张，认为佛教的一切修行，最后都要归向净土，并身体力行。他常“夜施鬼食，昼放生命，皆回向庄严净土”，“诵经万善，庄严净土”。因此，修持净土对参禅者也不能例外。他在《净土指归》中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为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这种观点，对禅众转向兼修净土，影响极大。
另有天衣义怀著《劝修净土说》，以禅僧身分教人修习净土。但他认为，“舍秽取净，厌此忻彼”，毕竟属于“妄想”分别：“若言无净土，则违佛语。夫修净土者，当如何修？复自答曰，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若明此旨，则唯心净土，昭然无疑”。这代表了禅净双修的另一种倾向：净土固然应修，但重点依然在心，亦称“唯心净土”。
宋代天台宗的净土归趣更为显著，其主要代表几乎都是净土信仰的提倡者，知礼曾集道俗近千人，勤劝念佛，“誓取往生”。遵式著《晨朝十念法》，自约每天清晨念佛，“尽此一生，不得一日暂废”。智圆主张“始以般若真空荡系著于前，终依净土行门求往生于后”，“虽遍想十方，而终期心干净土”。宗晓编纂净土宗重要文集《乐邦文类》、《乐邦遗稿》，收入延寿、遵式、元照、宗赜等人大量净土论文，广加传扬。
属天台宗僧志磐著《佛祖统纪》将宋代僧侣七十五人列入《往生高僧传》，几乎囊括了当时各宗所有代表人物，此外还有各类专门的《往生传》出现，如遵式的《往生西方略传》，戒珠的《净土往生传》，王古的《新修往生传》，陆师寿的《净土宝珠集》等，客观上反映了宋代佛教的一般趋势。
宋代整个净土信仰大致可分“念佛净土”与“唯心净土”两种，南宋王日休曾剖析两者的区别，着重批评了唯心净土，所谓心外更无净士，自性即是弥陀，不必更见弥陀的主张。他维护“念佛净土”，以为只有“持诵修行”才是“脚踏实地”，使人人必生净土，迳脱轮回。王日休的这种比较，也反映了佛教由禅、教统一，向禅净真正结合的转变要求。
净土结社的展开
与净土信仰发展的同时，以净土念佛为活动内容的法社纷纷创立。诸如省常效法庐山莲社故事，创于西湖昭庆寺的净行社，遵式在四明宝云寺建立的念佛会，知礼建于明州延庆寺的念佛施戒会，本如立于东掖山能仁精舍的白莲社等，都是宋代著名的净土结社。
法社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僧俗都有。僧侣中既有天台宗、禅宗的，也有律宗的；俗家弟子中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官僚土大夫，其中官僚士大夫又往往起骨干作用。两宋时期，官僚士大夫参禅盛行，净土结社的活动也比较普遍。苏轼曾与禅僧东林常总在庐山集道俗千余人建禅社，晚年致力干净土回归实践，“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建“眉山水陆会”。其妻亡故后，设水陆道场供养。归依禅僧义怀的官僚杨杰，既“明悟禅宗”，又“阐扬弥陀教观，接诱方来”。陈瓘“晚年刻意西归，为明智作《观堂净土院记》，发挥寂光净土之旨”。释省常在西湖刺血书写《华严经·净行品》，结净行社，王旦为首，参政苏易简等士大夫132人，皆称净行社弟子，比丘预者千众。文彦博兼译经润文使，在京与净严禅师结僧俗10万人念佛，为往生净土之愿。这些规模宏大的法社，把佛教僧侣和社会各个阶层联络起来，有效地促进了净土信仰的广泛传播。
宋代水陆道场之类的法会盛行，就是在净土结社的影响下，吸取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儒家观念的一个重要结果。它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净土往生和现世利益合而为一，为世俗社会所普遍接受，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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