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擎天一柱——巨赞法师生平事略
　　巨赞法师(1908—1984)博通三藏，解行并重，为我国当代著名高僧。他不但精通佛典，对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及西方哲学，莫不广为涉猎，对气功和中医阴阳之说，也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
　　法师原籍江苏江阴，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朴，青少年时期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于江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继人上海大夏大学。一九二九年回江阴任金童桥小学校长，并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负责江阴东乡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后为土豪劣绅所告发，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下令通缉，险遭逮捕。一九三一年，经太虚法师介绍，乃至杭州灵隐寺从却非老方丈披剃出家，法名传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赞。同年在宝华山隆昌寺受具足戒。与法师同时受戒的有现为上海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等。
　　法师出家后，究心法义，遍览群经，淬厉奋发，读经八千多卷，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笔记。法师颖悟过人，一九三六年即在《论学》杂志(江苏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李源澄所办)发表了《评熊十力所著书》。熊十力时为国立北京大学名教授，哲学、佛学尤为所长。熊十力教授看了法师的文章后，称许：“是用心人语，非浮士口气。”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京沪弃守。法师满怀悲愤辗转福建、香港、广东(在粤时一度曾任虚云老和尚记室)、湖南各地，路经宁乡寒铁生余楼，翘首云天，山河残碎，狼烟滚滚，寇焰嚣张，无限伤悼，不觉引吭哀歌：
　　“……九洲沉陆滋蛇豕，绝脰刳肠忆万
　　夫。文物忍看沦敌手，江山默祝复康衢。
　　挥戈反日思良将，袒臂高呼待硕儒。
　　寄语山林深密处，倾危大厦要君扶。”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法师对祖国锦绣河山的无限眷恋之情，他是多么盼望胜利能早日来临。
　　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法师应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社长宝生邀请，前往该社讲学。时田汉、冯乃超、杜萱及日人鹿地亘等同志适游南岳，得与法师相会于上封寺，并由田汉同志引荐，见到了叶剑英同志(时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务长)。未几岳阳沦陷，人心惶惶，法师遂与知客演文密商，拟组织游击队以抗日。几经密商，在叶剑英的关怀下，乃组成“南岳佛道救难协会”。开成立大会时，叶亲临讲话，八路军高参薛子正同志还兼任救难协会战时训练班军事教练。训练班结业前，法师与演文秘密召集青年三十余人，组成“佛教青年服务团”。演文任主任兼训练股长，法师任副主任兼宣传股长，明真法师(现为中国佛学院教务长)任文书股长。法师积极参加抗战救亡运动，不意竟为反动当局所忌，复遭通缉。这时衡阳《大刚报》刊登了法师写的一篇通讯，报道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在黔厉行改革，将一些寺庙、祠堂改为学校、义仓、工厂。·不料这篇通讯竟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师成了一些守旧的老年僧人的众矢之的。国民党更趁机从中煽风点火，法师几乎被害。在进步人士的护送下，出走桂林，往依李任公(济深)。
　　一九四O年，法师于广西桂林，任广西佛教会秘书长，并主编《狮子吼》月刊，继续宣扬抗战救亡的爱国理论与佛教革新运动。这时法师与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聂绀弩、万仲文兄弟、朱蕴山、郭沫若、柳亚子、方孝宽、盛成、端木蕻良、廖沫沙、关山月、尹瘦石、林半觉、龙积之、林素园、李焰生等诸公时相往来，过从甚密，相互切磋，共商国是。“漓江雅集”，是当时颇负盛名的爱国诗社，很多左翼作者在此集会议事，法师亦经常被邀参加。法师还用如是斋主、辎哉、万均、育之等十余个笔名，常为《大公报》、《广西日报》、《小春秋》、《救亡日报》撰稿。法师爱国爱教的高尚品德，深得李济深、李任仁(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先生等的敬重，并得到各界的好评，被誉为新佛教的领袖。
　　一九四一年，寇患日深，法师路经桂林开元寺废址，枨触时事，悲从中来，吟诗一首，以寄哀思：
　　“……极目神洲无限泪，桂江日夜泻汪浪。”
　　这时由于法师和社会各界频繁接触，得能深入考察和了解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底蕴，从而也坚定了他希望彻底改革佛教的夙愿，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撰成了约十余万字的《新佛教概论》。广西师范学院教授万仲文为之作了序言。《新佛教概论》的基本内容大体是：认为过去的佛教和封建主义血肉相连，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徒的思想行为大都是迷信落后的。因此，要排除佛教中封建的思想和迷信的毒素，扬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在理论方面研究大乘教理，才能弃伪扬真，澄清思想；在行为方面，要发扬菩萨的积极精神，无我除执，以之实践理论。对于僧伽制度、僧伽教育的改革、僧伽人才的培养、寺庙的管理和整顿、经典、文物的保管和整理、佛教界的因循守旧的积弊如何革除等等，在这本书里都有详尽的系统的阐述。对于广建坛场、聚徒讽诵，以做佛事为衣食之资，巨法师尤为反对，他力主佛教徒要参加劳动生产，白食其力，发扬古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德，恢复释迦牟尼原有的光明和佛陀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也才能体现“生产化”、“学术化”的宗旨。
　　在桂林时，有过这样一个插曲：法师的一些知心朋友，认为法师才华横溢，又倾心革命，遁人空门，未免可惜，一再规劝他舍戒还俗，这样可以专心为党，一心为革命。其实，竭诚拥护党，对党有深厚感情的巨法师，何尝不想为党，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呢?只是他有他的想法：干革命有多种渠道，佛教工作也要有人去做，多年来自己对佛教又有了兴趣，有了感情，何况东南亚各国多数信奉佛教，如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未始不是重要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对关心他的朋友们的好意，法师婉言谢绝了，并赋了一首小诗，以表明他的隐痛和志向：
　　“亡羊自昔多歧路，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从冰雪验人生。”
　　当时，怂恿法师还俗的有田汉、李焰生先生等。柳亚子先生则认为法师的想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
　　一九四二年，法师离开桂林，卓锡桂平西山，任龙华寺住持。觉光法师(现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也同在该寺。巨法师虽然离开了桂林，但仍时刻惦念着那些同他同过患难，共过呼吸的老朋友，有诗为证：
　　“言入西山路，和风发籁音。
　　泉甘堪涤虑，茶淡自清心。
　　隐几双江合，开轩万木森。
　　难忘饯别意，对月每沉吟。
　　——一九四二年孟春再至西
　　山寄怀桂林诸友”
　　西山风景秀丽，有吏隐洞、飞阁、乳泉等八大名胜古迹。法师在这里一面潜心研究佛学，一面筹划西山风景建设。桂林的一些老朋友也不时远道前来看他，如李焰生曾来西山住了一个多月。
　　我第一次见到巨法师是在广西梧州，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苍梧日报》刊登了一则有梧州商会等联名的启事，大意是定于某月某日请巨赞法师前来讲演，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听讲，启事还扼要介绍了巨法师的经历。我才知道这位法师也是江阴人，和我同乡。抗战期间，流亡在外的人遇见同乡，一般都感到非常亲热。这个同乡，又是个闻名的进步人士，而且是大学生当了和尚的。出于好奇心，我就慕名前往，不料这次听讲，竟然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感受和得以追随他老人家三四十年的因缘。我原以为法师演说，不外乎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迷信的说教而已，无非是在教者言教。可是大出意料，法师讲的主要内容却是呼吁佛教徒在这民族民殆，国难当头的艰险时刻，要与各界父老兄弟姊妹暨善知识，同仇敌忾，义无反顾，紧密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组织缝纫、医疗救护等力能所及的工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方。抗日救国，不仅人人有责，而且救苦救难，除暴安良，消灭害人的魔鬼，也是大慈大悲的菩萨行为，完全符合佛教大乘精神。
　　所有在场听众，无不为巨法师的爱国热忱和激昂慷慨的说辞所感动。听完演讲，我就赶到北山西竺园谒见了巨法师，刚寒暄了几句，清凉法师(西竺园当家)就来把他请走了。不久，我从梧州转到桂平工作，那时就经常上山，时得两位法师教益。
　　巨法师和觉光法师交同倾盖，谊切投胶，有很深很深的感情。觉法法师对巨法师推崇备至，与我也无话不谈，视我如手足。我所知道的关于巨法师的事迹，多数是觉光法师告诉我的。在西山，我第一次和巨法师见面时，他就问我：“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他这句问话，使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我那时虽已二十岁了，但惭愧得很，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人，工作尚无保障，生活尚成问题，茫茫前途，谈得上有什么世界观!但愿早日打败日本鬼子，收复失地，重反家园，于愿足矣!我犹豫了一回，就这样坦率地告诉了法师。他摇摇头，随即说：“不能这么消沉，青年人是祖国的希望，要有所作为，前途要自己创造。要立志，有志者事竟成。要有正确的革命的人生观。胜利一定会到来，要有坚定的信心，大家都要为胜利的早日到来，作出应有的努力。……”法师的谆谆教导，使我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
　　巨法师一向忠恕待人，严于律己，但怀才不遇，事多拂逆。西山也是多事之秋：有一天晚上，觉光法师拿了两个洗脸盆，要我和他一起把盆里盛满了水，倒在吏隐洞外边的“乳泉”内，(“乳泉”两字为陆荣廷所写，是西山八大名胜古迹之一)来回倒了好多盆水。我问觉光法师为什么要这么做?觉光法师说：桂平县参议会副议长陈X X和巨法师作对，因为法师从桂林来到桂平时，没有去登门拜访他，因此他怀恨在心，处处找借口，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巨法师到西山后，西山的风水被破坏了，菩萨不灵了，香火少了，乳泉干了等等，想以此煽动群众不满，陷害巨法师。
　　又有一天，觉光法师悄悄对我说：“朱哲，二月十九(观音诞辰)你一定要来，听说陈议长要带人来寻衅捣乱。”我听了很是气愤，二月十九一早，我就上了山，觉光法师关照我守护在巨法师的房门口，我从早到晚一步没有离开。那天善男信女很多，香火很盛，维持秩序的警察来了不少，桂平农场场长尹聘三(江苏萧县人)也派了十多个人来保卫。因为已有戒备，那天总算虚惊一场，没有发生什么事。
　　一九四四年，日寇疯狂挣扎，连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巨法师不得不离开桂平，避往北流。
　　饱经忧患，心多哀思!今天，巨法师又要与志同道合，两年多来朝夕共处，祸福与共，为他老人家分忧任患的知心道友觉光法师告别了!·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凄伤，含悲忍泪写下了如下一首情挚意切，哀婉动人的离别诗：
　　“山门两载赖维持，缘尽思灵未忍离。
　　此去好研真佛理，男儿贵不负相期。”
　　——一九四四年赠别觉光法师。
　　巨法师到北流后，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该校本在江苏无锡，抗战期间迁至广西北流。；校长姓冯。向达、饶宗颐等教授在该校执教。)巨法师由桂平至北流，路经容县时，我去旅邸看望了他。他到北流后，住在冯校长家里，我又去看过他几次。有一次，他对我说：“《新佛教概论》被游云珊(女画家，与关山月同为岭南派大师高剑父的弟子，时在玉林巡回展出)借去好几个月了，要我问他取回来。游云珊女士我在桂平蒋慧澄老太太家里见过几次，是熟人。到了玉林见面后，她很客气，对《新佛教概论》很是推重，连连对我说：“佛教要革新，要去粗留精，否则会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巨法师的设想很好，我深有同感。”她表示非常赞赏，还要我转告巨法师，希望设法早日出版。在她住的旅馆里，她留我吃了饭，还当场挥毫画了一幅仿吴道子的观音像送给我。
　　抗日战争的胜利，举国欢腾。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法师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偕锡专同事饶宗颐、向达教授等登上北流山围之磐石山。八年萍飘浮泊，艰苦岁月的辛酸往事，恍惚间倏然涌上心头，法师百感交集。他无比激动，但又若有所悟，感慨系之，奋笔疾书写了下面一首诗：
　　“避寇入山围，游欢乐已捐。
　　匈奴忽解甲，金瓯缺复全。
　　登高一舒啸，慷慨动坤乾。”
　　……(下略)
　　一九四六年，法师回到杭州灵隐寺，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会秘书长，对佛教界内幕有了进一步的洞悉。当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及民政厅长杜伟曾先后多次鼓励法师草拟改革省、市佛教教务的计划，法师深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下面要谈改革，无异缘木求鱼，是办不到的，因此没有理他们。一九四七年，撰写了介绍灵隐寺历史的《灵隐小志》。在这本书的再版前言里，巨法师热烈歌颂了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衷心感谢周恩来先生对修复灵隐寺的亲切关怀。一九四八年，法师创办武林佛学院，兼任院长。这时浙江大学哲学系拟聘请法师前往任教，因时局紧张，未果。
　　在此期间，巨法师仆仆风尘，数度来往台湾、香港与澳门之间，蹈危履险，参与新民主革命活动。在香港时，他再次会见了李任公、郭沫若、沈钧儒、章伯钧、夏衍、廖沫沙等旧友。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全国不久行将解放，佛教现状势将打破，以后究竟如何?大家都很关心。法师更深深感到佛教教务的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迎接新的形势，新的时代，过去的一些改革设想，如《新佛教概论》等，有调整、充实的必要。未几，就赴台湾考察。在台湾一个多月参访了很多寺庙。写有《台湾行脚记》一文，刊登于上海《觉有情》月刊。从台湾回到杭州后，巨法师就开始草拟改革全国佛教教务的计划，赵朴初居士也为此专程由沪至杭和法师商量，并想秘密召集分散在上海、杭州、宁波一带的有进步思想的佛教界人士开一个会，共同商讨，后因故未成。
　　在由香港回上海时，李任公还托法师转交一封秘密信给当时为国民党软禁在京、沪的陈铭枢先生。巨法师不畏鼎镬，不惧刀斧，欣然受命，果不负所托，机智地完成了这次冒险任务。淮海战役一结束，法师又至香港，这时李任公已北上，陈劭先与吕集义(李任公夫人)先生等向法师转达了潘汉年同志要法师写个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的建议，法师欣然承命。草案拟就后，即由潘老派员送往石家庄党中央所在地。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巨法师毅然和李夫人等白港北上，夏衍、廖沫沙诸公还为他们此行发了个电报。因此，当法师一行一到天津时，即受到当局欢迎接待。四月十三日抵达北平。
　　法师到达北平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讨论(与周叔迦老居士等)，即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为改革全国佛教上书毛主席及各民主党派，其内容概括有四点：
　　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佛教界同人一致欢喜赞叹，踊跃爱戴。
　　二、佛教来我国，虽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和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虽也曾调和融摄，但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下，不免逐渐变质，近三十年来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毫无成绩。
　　三、佛教的本质，不同于别的宗教，他“无神”，又主张“实践无我”。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台湾，都是崇奉佛教的。我们毗连着的国家，如安南、暹逻、缅甸、锡兰、印度、朝鲜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国家。假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漠视了佛教这个单位，恐怕对于解放西藏、台湾和世界革命的进展，或者会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新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佛教的新姿态，对于全国的完全解放和世界的革命进展，或者也不无便利之处。
　　四、提出了“生产化”、“学术化”，两个口号，作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标。生产化可以打破旧时各寺院封建的经济组织；学术化则加强佛教徒对于佛教的认识与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组织与迷信的愚昧既已毁弃，佛教革命的本质，才能完全流露。这对于争取佛教信众参加革命队伍，不是没有帮助的。
　　改革佛教教务，整理僧伽制度，这是巨法师的素愿。对此，赵朴初居士也认为“势在必需，与其被动，不如争取主动”。
　　这个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为当时有关方面(如李维汉、林伯渠、胡乔木、张友渔等同志)所重视和嘉许，即就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有它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收回广济寺，创办《现代佛学》、大雄麻袋厂，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学院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巨法师又多次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并得到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笔复信。毛主席在复信中指示巨法师与政务院李维汉秘书长联系。对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巨法师很为珍惜，请人裱了，挂在他的书房中，有好长一段时间，佛协的工作人员都见到过。
　　巨法师早年就献身革命，对党和新中国有无限深厚的感情。他无比喜悦的心情，常常溢于言表。办僧尼学习班，办佛学杂志，办麻袋厂，他昕思夕筹，无时不思以实际行动多做贡献。
　　一九五三年，陈铭枢为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写了一首诗，巨法师即步原韵和诗一首，热情歌颂祖国的繁荣昌盛。
　　“禹颜非异辙，真俗本相依。
　　国运隆前古，梵葩香益奇。
　　抑扬除旧垢，澹泞接新机。
　　不作两头话，披衣得坐时。?
　　建国十五周年时，他感慨万分满怀激情赋词一阕《满江红》，赞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歌遏行云，旗挥红浪，满城花雨缤纷。光 华日月，勋业冠群伦。多少丹心碧血，皆回向，祖
　　国人群。凝眉处，东风浩荡，英爽动乾坤。
　　凄凉思往事，魈魑魍魉，豕突狐奔。漫招
　　致山河破碎如焚。搔首问天不语，又谁信，扫
　　尽氛昏。嶔峑甚，誓随高躅，努力建斯文。”
　　巨法师为了佛教的改革，栉风沐雨，辛勤奔走。可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到处碰壁，苦无建树，他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新中国的诞生，宗教信仰才有了真正的自由，党的政策也给予了中国佛教以涤瑕荡垢，重放光明的机会，全国各族佛教徒才得以团结一致，精进不懈。往事不堪回首!有着亲身感受的巨法师怀着无限感激党的心情，经常号召佛教同仁要爱国爱教，众善奉行，促进团结，绍隆三宝，成就“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大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他一再强调佛教徒要真正发扬释迦牟尼的革命精神，从事劳动生产，真正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他还常常告诫和勉励佛教徒要认清时代，认识佛教的真精神，才能接受改革佛教教务的理论与方法。
　　巨法师敦气节，重然诺，言信行直，人乐与交，与之忘年投分的朋辈很多，与李任仁、田汉诸公更为莫逆箱，一九四二年在桂平闻悉国民党假选举之名，行排斥之实，迫害李任仁先生，忿忿不平，寄赠以坚硬著称的桄榔杖及诗一首，表示慰问和支持：
　　“坡公迁岭外，此杖独随行。
　　坚过仙人杞，文如紫玉英。
　　灵山分得种，净手自雕成。
　　世路犹崎仄，扶持步履轻。
　　——桄榔杖寄赠李任仁议长”
　　法师与田汉同志分手以后，彼此尤念念不忘，相互唱酬寄怀之作很多，摘录一首如下：
　　“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
　　对镜憎华发，年来自几茎。
　　——一九四二年岁暮，寄怀田汉桂林”
　　解放后，田汉同志与世法师同在首都，时相聚谈，相得益彰。文化大革命中，田汉同志遇害，法师得悉后悲痛异常，有好几天饮食不下。田汉同志平反后，法师犹旧情难置，伤感不已，口占悼诗—首：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悼田寿昌”
　　在反右斗争中，法师含垢忍辱，检查了十次，几乎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师被关了整整七年。有功革命，而受无妄之灾，法师始终恬退为怀，不以荣辱介意。用舍行藏，不足撄其胸臆，处怨尤交集之中，独能泰然自持，超然扬外，胸无城府。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仍有“不婚不宦情如洗，独往独来无所求。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的眼量与胸怀。岁寒知松柏，疾风知劲草，得失毁誉如浮云，才高行洁如法师者，实足以师千古。
　　法师博闻强记，敏而好学，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通英、日、德、俄等外语，晚年又孜孜不倦攻习法语。
　　“不积顺足，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佛教经典浩繁，文义深奥，难以卒读，其中积极意义，尤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巨法师乃能锲而不舍，寝馈其中，终能在佛学上出类拔萃，成为卓越超群的一代巨人，其著述之富，为当代佛教界中所罕有。嘉言懿行，楷模一代。遗著甚多，惜战祸纷飞，散失者可能亦不少。近闻香港觉光法师处，保存了一部分法师遗稿。殷切希望有关方面能将这些珍贵的遗作，整理出版，以供同好，以慰法师在天之灵。
　　解放以还，巨法师在长期参与中国佛教协会领导工作中，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增进各民族佛教徒的团结、培养佛教人才、开展佛学研究等等工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曾多次出国访问，增进了中国佛教和国际佛教的交流和合作。近年，法师又以耄耋高龄在百忙中担任《大百科全书》佛教部分的主编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这位佛教界的传奇人物终以劳累过度，不幸去世，终年七十六岁。法师遽归道山，中外闻者莫不扼腕悲悼，无不认为这是佛教界的一个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帕巴拉·格列朗杰、叶圣陶等送了花圈。习仲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刘澜涛、杨静仁、屈武等参加了追悼会。
　　(原载1986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史资料》第十六期。同年九月《香港佛教》及1988年全国政协宗教组主编的《名僧录》均转载了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