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晓法师：散文集之佛教教育好困惑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

　　在佛教界，一提到一八九八年，马上就想到庙产兴学。但还有一件事儿，往往被大众所忽略，那就是月霞大师创办翠峰华严道场，开创了学院式佛教教育的先河。或许是因为翠峰这地方太偏僻了－－它位于安徽省九华山后山六亩田，人迹罕至；也或许是办学没有持久，成效不大－－华严道场学制三年，只毕业了一届三十二名学僧。但不管怎么着，这实在是一件为大众所不应该忘记的事儿。随后，一九0七年，杨仁山居士于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一九一九年，容虚法师于九华山化城寺成立江南九华佛学院，历时十六载（这个年限或许有误，但《九华山志》确实是这么记载的）；一九二二年，太虚大师设立武昌佛学院，欧阳竟无居士创办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五年，闽南佛学院成立，首任院长会泉……佛教教育这件培养佛教人才的宏伟事业一直连续不断。

　　上个世纪之交，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庙产兴学，他的理由是：“佛教面临　淘汰，僧徒多属无能。”（王雷泉，《世纪之交的忧思·庙产兴学百年祭》）不管他是出于　善意的动机，还是出于险恶的用心，他说的毕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人才队伍的建设已到了关系佛教命脉的地步。不知道月霞大师是受到了日本佛教靠学校教育来培养人才的影响，还是受到了西方基督教教会培养人才的启示（大概是受基督教启示的多，月霞大师一八九六年本想在上海哈同花园筹办华严大学，但不堪英国人哈同的无礼而愤然离去，但办学校的心迹史却无资料可找），他开始行动了。他的行动，当时并不轰烈，但实在是功不可没，名不可泯。

　　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的改造，大改面目，有些很好的东西被我们丢弃了，但却继承了古印度不重视历史的糟粕。我们从不曾对过去的历史事实作冷静的总结。个别头脑清醒的“书生”，偶尔发出微弱的呼声，不管能起多大作用，但该说还是要说。

　　学院式佛教教育，倏然已走过了一百年。经过这百年的风雨沧桑，到了目下，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十几所佛学院正在运作－－在国家宗教局备案的佛学院实际上有三十二所－但是，耐下心来细究，在这红火的背后，有一个令人不能忽视的事实：落实宗教政策这十几年来，所毕业的近千学僧，没有人拿出象样的东西出来。有人做了寺庙的管理者，可没有人能创出一套管理模式，可以做为寺庙管理的典范，让别的寺院效法；有人“潜心于内典的研究”，可没有人能拿出有望将来入藏的文章；有人发愿弘法，可没有人能把经论说得任谁都懂……这些毕业僧还全是在重复着古来大德已走过的路而没有突破。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这思想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真实、深刻，在于促进佛教传播的力度。更有一个数据，毕业后重又流落的有三分之一超上几近过半。

　　我们的佛教教育出了什么毛病？我想来给它号一号脉。当然，我只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不知道别人承认不承认我这“医道”。

　　什么是佛教教育？或者说佛教教育到底是为什么人而办的？我们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只要我们留一下心，就会明白。比如欧阳竟无居士的支那内学院，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开设法相大学特科，当时既招出家人，也招在家人。然而到了现在，我们的佛教教育却发生了偏颇，成了僧教育。若强说佛教教育，也得加上狭义二字。谁都知道，佛教有四众弟子，包括出家人，也包括在家居士。出家人的素质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要住持正法。隋唐五代，被誉为佛教的黄金时代，主要就是因为当时高僧辈出。现在佛教出现了这个局面，原因是僧人从整体上看素质不高。但孤木不成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吗？

　　目前正在运作的佛学院，都是只招收出家人，把在家居士给排除在外了。确实，有的在家人佛学水平很高，居士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及地位成为一个颇受注意的话题。今年，北京一些人提出“居士将成为今后佛教的主流”，这个“居士化佛教”的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应该来说，这都偏了。大部分居士，仍然很愚味，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莫名其妙。几位名流相约去拜访正在京城开政协会议的某老和尚，正说着话，有一位居士来了，非要给老和尚洗洗脚，一点儿也不忌讳正有外人在场，你说这不是迷信？7月1日《合肥晚报》登了一篇文章－－《你的命运谁主宰》，能说写这报道的记者不是外行吗？佛教教育也应该包括在家人，我们有这个责任承担起来，培养出一部分“精英”，这精英就包括高水平的僧尼与大居士，让他们做为今后佛教传播的主流。

　　我们若经过培养使学僧具备：Ａ。会生存。我们的学僧出去后到其他寺庙，别说高级的事儿，连日常佛事也做不来，寺庙不欢迎，而我们却说，“佛学院就是学经论的，不学做佛事”。这至少说明我们培养的人才不够格，我们的教育方针有毛病，任何的辩白都显得苍白。Ｂ。负责任。浙江某地区规定，若不是佛学院毕业出来的，不能做主持。然而当我们的学僧做了执事之后，就会弄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甚至是违法乱纪的勾当。Ｃ。会思想。应该学会在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创造精神与创造能力。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这个！目下佛教教育的目标含含糊糊，却又埋怨现在佛教界出了毛病，以致于佛学院毕业僧不能适应，可不知我们想过没有，正因为佛教界出了毛病，才需要佛教教育来拯救，可我们却没胆量承担，没能力承担。

　　接着，佛教教育如何开展的问题。

　　先说出家人，当外人来参观佛学院时，我们总是向人家介绍：软硬件设施、课程设置、管理办法等，猛然间会吓人一跳的：“原来佛教教育这么先进！”这是一个可怕的悖论！外人搞不明白，如此完善的佛教教育，怎么会使得佛教领袖们一直在提“人才缺乏，缺乏人才”？这个疑问可惜没有有心人来深究。

　　老和尚们办佛学院的发心、愿望是美好的，但是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按柏杨的话说，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不诚实之上的一种狡狯文化。永远是自己的好。上次的两岸教育交流，最后老和尚接受采访时竟然不肯承认双方的差距？！月霞大师、太虚大师他们当时能虚心向日本、向世界，甚至向基督教学习，因而创办教育，可我们这些后来者为什么办教育办着办着却办得徒有虚表？不肯低心！道家感应二字心在下，佛家慈悲二字心在下，就连唯物主义也是思想二字心在下，可现今却把心抬高了。

　　为什么不向其他教育模式学习呢？比如社会上的教育。拿物理学做例子：在上初中时已经学完了整个物理学，到高中时反过来重学一遍力声热电光原子原子核，到大学时还要再学一遍。就那么一点儿东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学。大学念完也不过是有了物理学的基础。佛学院呢？其实三藏十二部所讲的无非缘起性空而已，两年制的佛学院毕业僧到此为止，而且佛学院招收的几乎全是新出家的沙弥，那么这只能是最基础的常识，这只是接触了一点儿佛教的皮毛。虽然偶尔有几个可以考入中国佛学院，但太少太少。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佛学研究所数量已十分可观，然而大陆没有。佛学院出来马上做事，这能棒得了吗？

　　而在家人呢？应该着力于普及，现在有很多人都宣称信佛，好象这是时髦。一些大老板还在家中设有佛堂，但他们对于佛教的理解可以说是零，仅只停留在烧香磕头求佛保佑，因为“释氏门中，有求必应”，佛教与神仙沦为同类。只知道拿钱出来给寺院盖庙是有功德的。该怎么来普及呢，创办居士佛学院显然是不可能的，文殊院创办的函授、湖南开办居士短训班都不失为可行之策。

　　我们目下的佛教教育现状是：该提高的没提高，该普及的没普及。末法时代真的来了！

　　第三个问题是批评，也就是评断。上一次何云过来，在座谈会上出现了一个争论，就是关于批评标准的问题，也就是佛教教育的好坏问题。好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该看动机（主观愿望、发心）还是看效果呢？大乘佛教最强调发菩提心，只要你的发心正确，因就正了，因正总不可能得邪果的。不错，但效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指标。若有了善良的发心再加上漂亮的效果，这样这件事会更加圆满，二者不应该分开。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创办佛学院这发心动机是不好的，但有为了佛教事业的振兴而办教育的动机却只是浪费人力财力，这也是不好的。况且，动机的好坏外人怎么知道？现在名义上的三十二所佛学院，当初创办时所述的宗旨哪个不是堂堂皇皇？若你真的发心正，就与佛法相应了，可为什么你又办不下去？护法神干什么去了？释迦老子干什么去了？我们相信佛陀是真语者、实语者，那么就一定是我们当初的发心并不是如所述的宗旨那么堂皇！检验你的动机，不是看你的宣言，而是看你所做的事儿所产生的效果（我们一般总说从因看果，但从果也是可以反观到因之正邪的），若只说动机好，不问效果，或者说事前已经发觉可能出现不好的结果，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能成吗？现在，又有几个地方在筹备办佛学院，佛学院教育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还不如趁早另想办法。

　　我们也应该把评判的标准往效果方面靠一下。

　　最后，现在佛教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缺乏合作精神。全国的宗教院校共九十一所，单佛教就占了三十二所，位列第一。但有一位佛学院毕业僧却说：中国的佛学院，读了一个，其他的就连参学也不用了。这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很多地方根本不具备办佛学院的条件，主事人绝不是创办宗旨中说的发了菩提心，而是一时冲动粉墨登场，这就造成了有始无终的局面，我们在批评目下的佛教界大兴土木、互相攀比，这竟相开办佛学院是否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兴土木？高等佛学院只有一所，使得绝大多数中等佛学院毕业僧的程度停留在“佛教半文盲”阶段。日本现在有成规模的佛教大学三十余所，海峡对岸的台湾上档次的佛教大学有七所，而大陆为零。假如说抛弃地方主义思想，发扬互助合作精神，我们完全是有能力创办一两所象样的佛教综合大学，使佛教教育在普及的基础上得以提高，这样则一定会比目前这种“遍地开花，无处结果”的情形好得多。

　　二、经济基础不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目前佛学院的资金来源一个是名士资助，一个是依靠寺庙。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资助佛学院的人士，若不听他们的，他们说：“我们居士没有说出家人过失的权利，但总有不理睬你们的权利。”寺庙也会卡我们的脖子，处处给以刁难。

　　三、领导问题。封建大家长制度。佛学院一般都是依托于某一位大和尚而建，因为若没了大和尚的名望，经济来源就成了问题。那么，主事人就为所欲为，开会做出的决议，他可以一个人否定。主事人的独断专横使得自制政策，然而主事人又没有教育家的气度，政策大都失误。被人称为汪伦还以为与李白有交而自豪，唐宋不分！

　　四、法师问题。师资力量簿弱，起初佛学院大都是依靠外聘教师，但外聘教师缺乏的是宗教的虔诚和宗教情感。再看到坐在下边儿的“乌合之众”，也就谈不上什么有敬业精神。因而现在改变了策略，一般依靠自己培养师资，也就是说现在佛学院一般都是前届毕业僧教下一届，经验的不足，学识的浅陋，搞得自误误他。

　　五、学僧问题。按第八期《鹿苑之音》上的数据，出家僧尼十六点八万人，汉传四万人，即使说年青人占一半，也有二万人，二万人三十二所佛学院，平均每所佛学院六十三人，每年佛学院要毕业，从哪儿来的学僧？

　　学僧的流动现象太严重，到了使人惊心的地步。拿出佛学院开学时的名单，再拿出毕业时的名单，一对比就明显地看出一个情况：毕业时的人与开学时的人换了一半左右甚至达到三分之二。开学时招收四十五人，毕业时毕业四十人（剩余几个是结业），但真正读够二年的，还不到二分之一。就凭这，佛学院学僧的水平能高到哪里？这个情况不能得到根治，谈何培养人才！但解决的方法实在是难，某甲从Ａ佛学院跑走后，又到Ｂ佛学院去，Ｂ佛学院就收了。若佛教有这么一个机制，不是正当从Ａ佛学院离开的，Ｂ佛学院不能收，那么这个现象将得以有效控制，但这就不是一两所佛学院所能做到的，更应该联合协作【晓曾问：Ｂ佛学院为什么在不是招僧的时候却收某甲呢？这个问题各佛学院完全是能够解决的】。

　　学僧为什么流动呢？无非是失望而已，抱着满心的希望来到佛学院，不久就希望化泡影。若我们能够认识到大部分人出家时并不是发了菩提心这一点儿，着力在学僧们的观念上灌输，而不抱着教条不放，一定会好得多。想当年释迦老子不也是对当时的宗教失望，才自己发誓不成正觉，决不起坐吗？

　　学僧入学时的文化起点根本达不到应有的要求，也太低了。《当代宗教研究》九六年第六期三十一页上有个数据，初中程度66.4％，小学程度3.1％。

　　六、课程问题。课程设置不成系统，虽然计划上的课程安排并非无线索可寻，因为佛学院的师资不足，只能因某位法师对某部经论相对熟悉一些而开设法师所熟悉的经论，这样呢，计划只能骗骗外边不明真相者，实际上课程杂乱无章，学僧们学得一头雾水。

　　七、监督缺乏。佛学院要开学了，请了好多相关的领导，在典礼的主席台上一座，轮流讲上一番套话、废话，到毕业时这个盛况再来一次重演。但在这两次典礼中间这一段时间，无论是课程设置、教学情况，乃至考试程序等都缺乏监督。这两头重中间脆的担子，怎么会精精神神，也只能焉巴巴地半死不活。佛教协会对佛学院也是蜻蜓点水式的过问，丝毫不起作用。

　　一百年前，大德们为缓解人才缺乏而构想出了佛教教育制度，构想与现实总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就有必要在具体规程上做些适度的调整，使先辈们开创的事业日趋完美，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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