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合掌人生 第二章 生死边缘（5）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

　　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后，台湾的“警备总部”经常有人密告我，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哪里会收听广播？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

　　曾经有一次，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致辞时我说：“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根据台湾南区“警备总部”常持琇司令说，我遭人检举的密函，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说我走在“生死边缘”上，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服务于电力公司，被冤屈为“匪谍”，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并且担任校长。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诬指为“匪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有时半天，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获得昭雪。

　　我初到台湾那几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六时抵达市场，唤醒卖菜的小贩，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小时。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所以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

　　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后的世界，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你看，黄土地上，石子累累；沟渠岸边，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远的地方，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我并没死，还活在人间。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是毫发无伤，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人骑车，车骑人，偶尔转换一下立场，倒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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