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渊源和背景

　　慧南禅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它既是自六祖以来禅宗发展变化的合理延伸，更是慧南所处时代政治思想的文化大环境促成的结果。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便沿着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既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又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路线而发展，且佛教与儒、佛、道三家融汇后的产物，只是早期禅宗这种融汇不够明显罢了。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之后，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国家利益、君主权威，至高无上，压倒一切，这是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观念前提和思想基础。赵宋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儒家依然是治世的正统思想，与此同时，佛、道二教被视为“有裨政治”而得到保护，与儒家思想共同生存于社会。正是这种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三教融合成为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当然，由于儒、佛、道三家不同的本位立场，三教融汇的具体方式和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儒家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始终不失其支撑朝政的正统地位（太祖之时崇尚法治，儒学正统不甚巩固。随着科举的推进，这种正统地位便很快确立），所以儒家往往凌驾于诸子百家之上，对佛、道二家，表面上采取一种不甚热情的态度——真宗对二家的倡导算是最得力者，也不过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二门”依然处于世教的“补充”地位，多数情况下，儒家对佛道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中如孙复著《儒辱》、石介作《怪说》、李靓作《潜书》、欧阳修著《本论》都是代表。南宋理学家，表面上无不诋毁佛教。然而，不管儒家对佛、道二氏的表面态度如何，其融摄二氏思想的实质却是明显的，太宗时的邢昺是儒家大家，他曾说：“人若不学正经善道，而治乎异端之书，斯则为害之深也。“然而，他所著的《五经正义》不仅接受了汉代经学家玄学化的成果，而且在思想方式、心性学说等方面进一步靠拢佛道，又如张载曾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表示要“尽弃异学”，而张载的思想却依然是兼融三家的，所以冯兰先生评论他是欲使人“于人伦日用之中修成儒家的佛。”其他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无论学风和思想体系，莫不如此。

　　在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之下，佛教当然不可能如汉魏时候那样与儒、道公然对立，展开争辩，它也不能对中央集权下的国家至上、君主至尊无动于衷，所以靠拢正统儒家思想，竭力发挥其道德人伦教化的作用，便是佛教惟一可取的生存、发展模式。正因为如此，宋初，永明延寿（９０４－９７５）引儒家伦理道德入佛教规范，并著《万善同归集》等，开宋代禅学靠拢儒学之先河，稍后，天台宗山外派僧人智圆（９７６－１０２２）自号“中庸子”，后中庸学说入手、融通二家，倡“以儒修身，以释治心”，与慧南同时代的云门僧人契嵩（１００７－１０７２），更是致力于三教融合学说，主张“儒者，圣人之治民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他的《辅教编》得到仁宗的赞许，准入大藏，广为流传，他本人也因此而受对为“明教大师。”

　　慧南的思想，很明显是宋代禅宗思想发展总趋势下的一个代表。他对佛法的精勤执着，表明他对现实社会是取诚恳、信任与协调态度的。他那以佛为体、以道为质、以儒为用的思想体系，不仅是佛教自晋宋以来庄学化倾向的合理延伸，更是佛教臣服于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他的二风并扇、二日同明思想，与智圆的修身、治心说，契嵩的治世、治出世观点，是同一时代背景下的不同学说，其本质意义是相同的。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慧南的禅学最终所要追求的成佛境界，是亦庄亦儒亦佛，非庄非儒非佛，圆融无碍，通达自由的。这即是他所说的于天、天人、于我都“无纤毫所欺”，“通天下之情”，“尽天下之妙”的境界。它给于禅者的最高人生旨趣，是无可无不可，纵横驰骋，任运随缘，放旷消遥，既不执着，也不逃避的自在人生，不管这种境界在现实人生可能存在多大的矛盾，它始终是慧南禅学追求的目标，也是他教化学人的理想模型，正因为如此，他不大厌其烦地反复强调：

　　道无疑滞，法本随缘，事岂强为，盖不尔而尔。

　　禅者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实非虚。

　　五六七八九，面南看北斗，此中若得玄，纵横任哮吼。

　　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竹屋茅堂谁是主，月明中夜老猿声。

　　数声清罄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

　　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出慧南禅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