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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14 我失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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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14 我失败的记录

  有许多人说:我做的事情经常容易成功,甚至一些棘手复杂的难事,只要一经我处理,都能圆满解决。但实际上,我有许多失败的纪录,其中的辛酸苦楚,难为外人所知。不过,中山先生所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诚信然也。

  记得二十一岁那年,刚从焦山佛学院结业出来,壮志满怀,一心想兴设学校,开办农场,冀望能从教育与经济两方面着手,作为复兴佛教、服务社会的根本。后来在白塔国小任职校长,因地方不宁,烧杀掠夺之事层出不穷,校务既无法推展,办农场的计划当然也就搁置下来。两年后,我辞去教职,与几位年轻的同道,连袂来到政商发达、人文荟萃的六朝名都──南京。

  我的第一个梦想虽然在现实的大环境下难以持续,但是并未全然幻灭。后经荫云法师的推荐,我们接管了侯家桥的华藏寺,接着兴办华藏小学、益华文具店,并且拟定寺院僧伽制度、新生活规约,自以为凭着满腔兴教救世的热忱,必定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没想到一九四八年秋冬徐蚌会战后,国军失利,我们所有的计画也随着国势的急转直下,再度在弥天漫地的烟硝弹屑中失败。

  这时,我接办智勇法师之事,率领「佛教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行脚全省一周,既无人来接应,又无人肯收留,队中成员纷纷离队,另作打算,最后七、八十人的救护队,只剩下六、七人左右,大家共相商议,自然解散。当年的队员中,印海、净海、浩霖、宏慈、以德、宽裕等多位法师,都是被我在半夜酣梦中叫醒,临时加入救护行列的,如今大家住持一方,见面谈起往事,甘苦并陈,虽然未曾救过一兵一卒、一国一人,然而多年来致力于弘法利生,似乎益众更广。一段失败的插曲,造就了其他因缘,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亦妙哉!

  离别,可能有再聚的时候;受伤,也会有愈合的一天;唯独感情,一经破坏,很难弥补裂痕。回想过去,曾因自己年轻,处事经验不足,而与许多好友分道扬镳;有时又由于照顾不周,而使一些同道觉得不易合流。对于这些人事上的失败,我一直深以为憾,在反省之余,我时时警惕自己,待人接物要讲求圆融诚恳,牺牲奉献。所以多年来,我不但致力于人事的沟通协调,并且尽己所能,居间促成大家的欢喜与融和。

  尽管如此,有时候还是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达赖喇嘛、许家屯及民运人士与西来寺或佛光山有所接触,我们站在宗教慈悲与包容的立场予以接待,自觉问心无愧,然而却开罪中国大陆政府,对我误会至今。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两岸的统一与和谐,然而就此看来,我似乎仍然是失败的。

  对于国家社会,我固然恪尽国民应有的关怀;身为佛子,对于教运兴隆,更觉得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刚来台湾时,发现佛教地位十分低落,我真是忧心忡忡,故而无时无刻不在思惟振兴佛教之道。

  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我那年才二十六岁,出乎意料之外,竟当选为常务理事,因自认年纪太轻,资历浅薄,又食宿无着,故立即辞职。是年,因大众不服新选理事长白圣法师,投书政府,内政部宣布选举无效,解散中国佛教会,另成立中国佛教会重整委员会,我也被指派为整理委员之一。重整时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头会员操纵全局,白圣法师再度当选理事长。其实,选而无选,赢而非赢,中国佛教会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开的意义,而稽之后来的种种荒诞行径,更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后四十余年,顾念佛教尊严,不愿纷争,虽参与中国佛教会,但完全是失败的纪录。

  及至一九七○年,我联络开证、灵根、宏印诸位法师及李中和、王金平等人,另外发起筹组「中国佛教青年会」,并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中国佛教会风闻后,从中作梗,多方阻挠。当时任职中央党部社工会主任的萧天赞先生特地前来佛光山,要求我放弃中国佛教青年会的申请,并以担保我当选下一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作为交换条件,我立刻断然拒绝,因为此非个人荣辱,实乃佛教青年弘法无力,报国无门。当然,中国佛教青年会没有因为我的不屈不移而诞生,对于此一失败历史,心中实感遗憾。

  后来,鉴于当时对「青年」二字十分敏感,名政论家丁中江先生建议我成立「中华佛学会」,不料又遭中国佛教会打压,政府因为怕教内不和,所以也没有核准通过。

  一九八五年,在蒙藏委员会的董树藩先生建议之下,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推举我为理事长,但终因与我复兴佛教的原意相距太远,故又将此职位转请田璧双喇嘛负责。这一次就组织教会而言,我似乎已经成功了,但如果将主题集中在佛教社会运动上而言,我仍然是一个失败者。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灰心。一九九一年,中华佛光协会终于通过内政部及社工会的核准,正式成立。次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又在美国宣布成立,短短三年来,协会、分会遍及全球各地,每次看到会务蓬勃发展,不禁忆及往事,深深感到:一时的失败无关弘旨,只要我们肯汲取经验,再度出发,必定能有开创新局的一天。

  我不但致力于教会的健全,以期团结教界的力量;也在兴设道场上付出许多心血,希望佛子的法身慧命都能有所依怙。三十多年来,建寺百余间,信众百余万,均能以和为贵,对于佛教的兴隆,可说有很大的影响,唯独在高雄建「高雄佛教堂」是一大失败纪录。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参与建堂工作,历经十年,落成时,正值月基法师由港来台,无处安身,我便请他担任住持,自任监院,后来由于他无法摆平信徒之间的纷争,以致直到现在,佛教堂仍然乏人领导,无法发挥兴教利世的功能,我一直都感到惭愧不已,又岂止于失败?

  以文字般若弘传佛法向来是我心中坚持的理想。一九五七年,广慈、煮云法师创办了《今日佛教月刊》,第二期出刊后难以维持,邀我加入。我当时正在办《觉世旬刊》,同时也在各地弘法,本来已无余力兼任《今日佛教》主编,但我生性喜欢与人为善,所以建议邀约演培、悟一等法师共同成立社务委员会,齐心合力,并承蒙大家推我担任主编等工作。我虽只身兼负数职,每月台北、宜兰、高雄三地奔波,可谓忙碌不堪,然而为教的法喜与如潮的佳评为我带来不断的鼓舞,我自许要做得更好,以不负大众的期望。三年后,原发行人要将发行权收回,《今日佛教》从此停刊,目睹辛苦经营的佛教刊物就这样销声匿迹,当时心中确有几分怅然。

  文化事业需要投注许多心血,却无立竿见影之效,诚然是一项艰辛备至的工作,但其却具有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影响力,所以我并没有因为诸多挫折而失望放弃。多年来,我在兴寺安僧、从事教育事业以外,还孜孜矻矻地辛勤笔耕,苦心培养文化人才,并发行《普门杂志》,创立「佛光出版社」,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更密切注意传播媒体的发展,希望借着科技文明,让社会大众普受法雨的滋润。

  一九八○年,我首开先例,有意制作「佛光普照」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然而当局却以「名称具有浓厚的佛教意味」为由,不予批准,后来改名「无尽灯」,又再度被拒,直到第三次更名为「甘露」,才勉强准予播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但十五年后的今天,天下出版公司高希均教授有感于我在世界各地建设「佛光」道场,成立「佛光」会,开办各种「佛光」事业,特请主编符芝瑛小姐为我作传,取名《传灯》,此即无尽灯之意。可见只要佛弟子有心突破障碍,佛法的光明无远弗届,终将普照世间,并且灯灯相传,永无止尽。

  十几二十年前,台湾对于佛教的排斥不仅表现在声光媒体上,连作育英才的佛教教育事业也备受压抑。一九七三年,我将一九六四年创办的东方佛教学院,更名为「丛林大学」,但教育部几次取缔,不准成立,我问:「天主教、耶稣教都有神学院、圣经书院,甚至大学的设立,为何唯独佛教不能?」尽管我据理力争,也不蒙政府接受,不得已,只好暂停。

  后来内政部知道佛教人才需要培养,多次与教育部会商,并劝我以忍为进,接受建议,改名为「中国佛教研究院」或「丛林学院」,至今二十余年,虽历经千辛万苦,始终未曾中辍办学;虽不用「大学」之名,但实际上施以佛教丛林教育,为教界不断培养僧才。

  为使佛法能落实人间,我又想到以佛教的精神来创办一般学校。一九六四年,我邀南亭和悟一法师共同创建智光工商学校,后来南亭法师往生,悟一法师退出,留我一人为创校董事。但现在的主事者却无视财团法人规章,总想将我排除出去。我派弟子满纶、张培耕等人前往开会,每回都遭拒绝代理,多达五次以上。其实我派人参加,只是聊尽拥护之意。许多人说他们欺人太甚,我告诉大家:只要自己俯仰无愧,成功不必在我。

  一九六七年,景文中学前身的指南中学,曾有意以八十万新台币卖价让度给佛光山,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我们为把握先机,仍四处筹募,付清头款后,派慈庄为驻校董事,前往接收。他以桌为床,在学校工地内住达半年之久。最后因前董事会纷争不已,是非太多,只有知难而退。

  十年后,普门中学顺利在佛光山内落成,开始招生。清晨、傍晚,我站在东山之上,就着朝阳暮色,远远目送校车载运学生进进出出,在安慰中也有几许喟叹,难道真是应了古人所说的「好事多磨」吗?

  能洞察佛教教义之精微,以为办校宗旨的教界人士已不多见,遑论沉浮于红尘中的社会人士,更是凤毛麟角,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当属此少数中的佼佼者。十多年前,他在文化大学内创办印度文化研究所,邀请我当大学的董事并兼任所长。有感于他的高瞻远瞩,我立即应允。承他厚爱,在开学时,特意为我作介绍,向学生们说道:「华岗整个就是一个大丛林,我们在此欢迎方丈大和尚回来。」又曾说我「全身是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百年难得一见之人」。我蒙获赏识,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任重道远,自忖只有努力办学,以为报答。不料张创办人去世后,其公子张镜湖先生继任校长,就将该所取消,当年为筹设「玄奘馆」而四处奔走所募来的七百余万元,至今仍在该校实习银行。第一个为教育部所承认与佛教相关的研究所至此又告中止,可以说我为教育的又一次失败纪录。

  经过一番努力,一九九一年,我终于在美国洛杉矶创办西来大学,其中设有佛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十三个世纪以后,促使大法西传。目前,西来大学于一九九四年蒙美国政府给予I-20的认可证书,正拟扩大招生之中。

  如今,佛光大学也在宜兰礁溪动土兴建,遥想当年连小学都没能办好,经过多少年的奋斗不懈,培植因缘,而今一切具足,水到渠成,不但中学,连大学、研究所都相继成立,如果大家以为这就是「成功」的话,我也只能借用中山先生的话:「失败为成功之母。」一切均非信手拈来。

  许多人羡慕佛光山的建筑金碧辉煌,但是外人很少知道,佛光山一直是从失败的瓦砾堆中建立道场。每逢大雨如注时,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防范,以免因山洪暴发而冲毁施工中的建筑。回想开山近三十年来,在狂风暴雨的肆虐下,放生池与大佛城就各倒了两次,普门中学大楼也垮了一次,东山之岭则坍方多次。然而天灾地变没有崩溃我们的信心,反而使大家凝聚得更紧,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失败不正是考验我们的试金石吗?

  在开辟佛光山时,我一向本着喜舍结缘的精神,对于村里建设不落人后,而无奢求报恩之心,不料却徒增一些村民的贪欲无明。十年来,我们一直想买下后山坡地,广加利用,无奈地主利字当头,借机哄抬地价,使得一桩好事始终无法成就。虽然如此,对于人性,我还是永不灰心;对于佛道,我更是永不退心!

  为寓教于乐,我总在设施上用心,但也免不了有失算的时候。例如:我曾邀请名家以佛教历史故事为题材,在佛光山设计了一座「历史公园」,内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略具规模,然而由于专家人员的问题,延宕至今,尚未完成。所幸以《观无量寿经》为主题的净土洞窟已建好,多年来发挥佛法教育的功能,实现了我的初愿。

  曾经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设净土洞窟,而不建阎罗十殿,以便对丑陋的人心有所警示呢?」回想我自己一生中,曾被不少人诬陷欺骗,甚至几致死地,可说历经人世的悲苦黑暗,但是我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以失败为力量,重新站起;以失败为借镜,帮助他人。极乐世界的净土风光、九品上生,正能从这些积极面去唤醒人性的光辉,我们又何必将地狱的恐怖呈现出来呢?

  在此奉告大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容或有许多失败的纪录,但是最后能击败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每一个人都能从失败中成功。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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