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佛教普传之前古印度文明之研究(曙智)

 　　内容提要：佛教起源于印度，古印度的文明在佛教普传之前持续了二千五百年。其光辉灿烂的文化与宗教为佛教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基础，研究佛教普传之前古印度的文明可以为我们研究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由于古印度的历史研究存在现实的诸多困难，各种观点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本人参考了大量的文献，仔细斟酌，试图通过本文对佛教普传之前古印度的文明进行研究，并给出合理的结论。其中，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古印度文明的分期；2、通过考古学与吠陀经的对比研究对古印度的土著文明进行了深入地研究；3、土著文明与婆罗门文明的交叉研究；4、婆罗门教内容的总结；5、以及按照历史的进程对婆罗门教发展的四个历程(萌芽、成形、兴盛、衰落)进行研究。然而，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正。

　　关键词：古印度　土著　婆罗门　吠陀　雅利安　达罗毗荼

　　一、前言

　　古印度历史研究之困难　印度的历史十分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国)。按照公认的说法：古印度的文明距离现在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出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大约于二千五百年前创立了佛教。漫漫历史长河，岁月悠悠，佛陀时期距离古印度文明的起源正像我们现在距离佛陀时期一样遥远。若想让我们的思绪回到古印度文明的起源时期，就像让我们想象当年黄帝和炎帝联手打败蚩尤的伟大战争一样，同样的遥不可及——几千年不过成了沧海一粟。

　　如果试图把印度的古代史串连起来，最终只会无功而返。一个个早期王朝的兴起和衰亡最终都灰飞烟灭，至于那段历史，没有战争时间的记载、没有帝国边界的纪录，甚至君王姓名的确切记载也无从可考；有的只是一个个灿烂夺目的、引人入胜的、真假参杂的故事、神话、传说。难怪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没有历史。可什么又是历史？如果历史是想弄清楚什么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器，某个时期人们是否开始使用犁，那么印度就有历史。

　　研究印度历史特别困难，特别是古代史就更困难，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资料的严重缺乏。中国有各种编年史、帝王起居录、这个志、那个考，正史之外又有形形色色的注疏，这些在印度都没有。关于古印度历史的资料，有的只是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学上的几个发现。然而，雅利安人进入恒河平原的时间是不是公元前十六世纪左右？哪个民族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在印度定居？他们发展了怎样的文明？雅利安人是一群民族还是一支民族？其原始聚居地在何处？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明在经历无数次破坏之前是怎样灿烂辉煌？一个伟大的君王曾经统治了多少领土？仅仅考古上的发现还不足以明确解答这些问题，而神话的传说更实让这段历史扑朔迷离。

　　其次，印度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时间的观念，更准确的说，印度人从来不在乎甚至是上千年这样的“较短暂的”时间，这恐怕是古印度没有编年史的原因。在印度人看来，一年只不过是86.4亿分之一个梵天日，和43.2亿分之一个劫而已。人的一生只不过是来还债的，要尽不同的宗教义务，义务尽好了，才有好的轮回。无论是吠陀经还是后来的佛经，提到时间，动则以多少个劫计算，甚至无量阿僧祗劫(无数无数个劫的意思)，几年、几代人、几千年都是瞬息而逝的东西，太微不足道了！又何必执著这期间发生的事情呢？

　　第三，古代印度宗教地位过高是这段历史无法确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古印度婆罗门教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婆罗门掌管祭祀，有超乎凡人的权力，而处于刹帝利种姓的国王和武士们不过是神的工具。因此，人们并不关心哪一年、在哪里、什么人打了一场大胜仗，他们更关心的是哪一位神以何种形式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们关心的是祭祀的规模、程序以及祈祷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咒语等。既然“人神”婆罗门掌握着祭祀的大权，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花大气力去如实记述某个王国的实际领域以及其兴起灭亡的日子，这些事情和祭祀比较起来也显得微不足道。世间的一切都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一切事物都加以神化，所有的胜利都归于神的庇佑，凡人的成绩在婆罗门看来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只有少数的君王被后人加以神化而流传至今(如罗摩)，不过，这毕竟少之又少。

　　以上诸多原因实际上造成了研究古印度历史的困难，下面通过对一些考古学上的发现、古印度神话传说以及婆罗门教的各种经典加以分析，对佛教普传之前的印度文明加以研究。

　　古印度文明分期　在雅利安人到达印度之前，古印度就有了很高的原始社会文化，考古学的发现，表明其文化比同时的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超越许多。雅利安人何时入侵印度，有诸多说法，按照公认的说法，即乌法维的说法：大约是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五世纪之间。(其它的说法还有：据古伦维得尔Grunwedel说是公元前二十世纪；费尔古森Fergusson则主张公元前三十世纪。)尽管时间无法明确下来，不过，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可以将佛陀之前的古印度文明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土著文明时期，从公元前三十世纪左右到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二、吠陀、婆罗门文明时期，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下面分别阐述如下。

　　二、土著文明时期

　　考古学的发现　关于古印度土著文明的时期的研究，现从考古学方面发现的证据加以推测、研究。

　　根据1921年1922年在现在的巴基斯坦的考古挖掘，发现在公元前三十世纪左右，印度河流域当时就有了人类文明活动的出现，主要以两大城市为中心(或称“聚集地”更为准确)：一个在现在的旁遮普(Panjab)，即印度河上游支流的五河流域；另一个在现今的信德省(Sindh)，即印度河(Sindhu)流域。

　　其中在第二个信德省的印度河流域，发现了两个古村庄的旧址。一个在今日的哈拉巴(Harappā)，位于印度河流域的上游，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哈拉巴文化埋藏在一个古佛塔废墟的下面，该地发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以前，原始人类的古城遗址，印度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原始社会，处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之间。另一个位于印度河中下游，分布范围很广，东起新德里附近，西到伊朗边境，南达坎贝湾，北抵西姆达丘陵，分布的面积东西距离1500多公里，南北1100多公里，在这个辽阔的原野和河流上发现了很多城市和农村遗址，犹如星罗棋布。不过，其中以现在的莫亨朱(Mohenjo)和达罗(Dāro)两个地方为规模最大，两地相距六十多公里。

　　考古学的发现可以推测当时技术发展和经济制度的一些情况。在上述古代遗址中，挖掘出古印度帝国的一些艺术品：有石雕、砖屋、陶器、铜器以及生活用具和武器，这些可以推断一点当时的社会面貌。但是关于政治制度，所知甚少。尽管在印章和器皿上刻有文字符号，这样的物品达数千件之多，可惜至今无人能够识别，因此不能确定古印度人是何种族，就一般文化意义而言，只能称之为土著人，而印度后来的某些种族的居民就是他们的子孙，这些土著人最大的可能就是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属于泰米尔人Tamils的近亲)、或者干脆就是泰米尔人、又或者是南印度其它民族的祖先。可以确定的是，古印度人肯定不是雅利安人(所有的考古证据都否定雅利安人那么早从中亚来到印度)。

　　间接的证据的研究　关于古印度人的宗教文明，我们没有任何的直接的证据。除了考古挖掘上的发现可以隐隐约约推测当时的宗教情况之外，还有一个间接证据我们不容忽视，那就是从婆罗门教前期和后期的一些神话传说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推测古印度人宗教的端倪。

　　婆罗门教的内容并不完全是雅利安人的东西，至少后期如此。它是一个多神的宗教，其中，有些神祗、祭祀形式和种姓内容实际上都或多或少与被征服地区的土著人有关。雅利安人在印度北部由西向东扩张的过程中，他们对土著人的信仰的吸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主动或被动吸收一些土著人的宗教，把他们的图腾和神祗加以融合和消化，使之成为自己的神祗或祭礼形式；另一种是刻意丑化土著人(可能是达罗毗荼人的祖先)，将其刻画成与雅利安神相对抗的妖魔鬼怪。

　　吠陀经是研究印度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和宗教哲学思想的源泉，其中我们可以发现雅利安人是如何吸收土著民族的信仰，这部分的事实有很多。婆罗门教的四吠陀经中《梨俱吠陀》出现时间最早，保留雅利安人最原始的资料比较多；而《阿达婆吠陀》出现时间最晚，乃雅利安人吸收了土著民族若干信仰要素后集成的。通过不同时期的吠陀经的比较研究，可以或多或少对土著民族的信仰有些了解。

　　其中，我们发现，早期《梨俱吠陀》中战神兼雷神因陀罗(Indra)、火神阿耆尼(Agni)、酒神苏摩(Soma)和医神双马童(Asvinau)等神祗，在以后的三部吠陀经中的地位越来越低；而在《梨俱吠陀》中名不见经传的湿婆(iva)等神祗到了后来却成了最受欢迎的神。这种湿婆崇拜形式在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就存在，考古学上发现的一些物品可能与此类宗教信仰有关。比如人们崇拜椭圆形的石头(象征男根，也叫林加Linga崇拜)，求得生命和力量，或让女人受孕，至今这种“神像”在众多湿婆庙里仍随处可见，成了湿婆的象征之一。另外，吠陀经中提及神祗，不见得全部就是雅利安种，尤其是那些战败的神祗。如晓天女神邬霞曾同因陀罗进行过的激烈的战斗，她的战车被砸烂了，女神也逃跑了；再比如因陀罗曾杀死了工匠之神多施德利的儿子、长着三个鸟头的恶魔多瓦施德尔，被割掉的三个鸟头又变成了鸟，其中有两个成了婆罗门氏族中的著名图腾。无论是邬霞还是多瓦施德尔，都可能是当地土著的神氏，在经过与因陀罗等天神的数次战斗，以及后来婆罗门的口耳相传的演变后成了婆罗门教的神。另外，按照印度神话，阿修罗和因陀罗是表兄弟，都是梵天的后代，阿修罗先于因陀罗统治天庭，但治理无方而为因陀罗等天神驱逐替代，也许阿修罗可能就是雅利安人劲敌、某一土著民族的神祗。

　　以上一些神话可以看出雅利安人是如何把土著人的信仰的神祗主动或被动吸收的。至于那些被大加丑化的神祗，通过世界上其它宗教发展作类比，这种战胜者丑化战败者的情况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那些被雅利安人过渡丑化的神祗也极有可能就是土著人的信仰神，其中最有名的要数罗刹族。

　　按印度神话，罗刹为一种半神性的妖魔，身世说法不一，出于梵天之足(婆罗门教种姓制度的最低一级首陀罗也出自梵天之足)，是众神之敌，专门干坏事：破坏祭祀、惑乱人心、弄鬼乍尸、咬食人畜、食肉(侧面反映当时有一些土著民族可能尚未进入农耕社会)。男罗刹丑陋残狠，黑身、朱发、绿眼(可能让雅利安人的侵略吃了不少苦头)，女罗刹极美，为绝色之妇，飞空行地、食人血肉。从以上传说不难看出，所谓“罗刹”也许就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对某些土著或其图腾、神祗的称呼，这些土著很可能就是锡兰国(今斯里兰卡)人的祖先，因为罗刹国在神话中被认为在锡兰国。由于这些土著常凭借丛林袭击入侵的雅利安人，破坏其祭祀并擅长躲避，因而被误认为会法术或巫术，被雅利安人大加丑化。最后终于战败，被雅利安人赶到了印度的最南边，乃至锡兰国。

　　第一种相互融合的情况也许发生于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不久，刚刚在印度西北部立足的阶段，出于某种妥协，把当地土著的神祗通过联姻等方式转化成了雅利安人的神祗，一些印度学者认为婆罗门教中的多数女神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受到雅利安人祭祀的。而后一种情况可能发生于雅利安人在印度西北部立足已稳，开始向东向南扩张的过程中。这时的雅利安人可能已经吸取了土著人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如从游牧生活转变成为定居生活)，进入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这时的婆罗门教多半已经成形，雅利安人在战斗中屡战屡胜，不需要再与土著民族进行妥协，可以对其所敬神祗尽情丑化，或直接将土著居民描绘成各种鬼怪。这种情况在世界很多其它宗教中非常常见，屡见不鲜。

　　不过，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吸收也好，还是过分的丑化也好，这些都成了推测古印度人(土著人)文明的间接的材料，如果再加上考古学上的有力证据，将会使得古印度的土著文明研究更加深入。

　　三　吠陀、婆罗门文明

　　(一)背景

　　雅利安人的征服　根据考古学的证据，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大概是古印度文化的崩溃时期，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这些雅利安人是一群游牧民族，属印欧语系，原住于中亚西亚高加索一代。他们跨越兴都库斯山的崇山峻岭，先后一群又一群的侵入南亚次大陆，先占据了喀布尔(今阿富汗)，逐渐侵入山明水秀的西印度河流域，和本地的古印度人(也许是达罗毗荼人)进行了长期而残酷的斗争，最后征服了土著民族，破坏了印度河流域的文化环境的生态平衡，印度原始社会从此瓦解，进入了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雅利安人先是在印度河流域建立和壮大了新的部落，然后，继续向东迁徙，扩张殖民地，最后侵占了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到了公元前一千年到五百年左右，他们的势力又从恒河扩展到南印度和海上的锡兰岛，经过几个世纪的侵占和殖民蕃殖，雅利安民族的后裔遍及整个南亚次大陆，征服了整个印度。

　　在这些游牧野蛮人的手中，印度文明一度遭受挫折。按照雅利安人的传统说法，宇宙的本性是自由的。他们毁灭了敌人的城堡，因为这些游牧民族不赞成定居生活；解放牲畜，因为他们不希望牲畜被束缚住；释放河流等等。早期的吠陀文字中，尤其是《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诗歌赞颂了帝释天因陀罗的事迹，可以隐隐约约的反映出当时的征服情况，因陀罗也许就是当时雅利安人的民族领袖，下面一首诗描写了因陀罗的丰功伟绩：

　　杀死弗栗多；斧劈森林般的城堡；又掘开了许许多多河流；劈开大山像新造瓦罐；因陀罗和他的队伍带来了群牛。固定摇晃的大地，稳住颠簸的群山，拓宽天空，撑住天国，人们啊，他是因陀罗。杀死巨龙，释放七河，打开洞穴，赶出牛群，从两石中间产生火，人们啊，他是因陀罗。促使宇宙变化不停，征服和驱逐达娑人，像赌徒赢得敌人财富，人们啊，他是因陀罗。

　　然而不久之后，这些野蛮人又接受了被征服人民的生活方式：首先在村庄然后在城市长远的定居下来，在牧场里饲养牲畜(也许印度的牛群从此享有任何其它地域无法比拟的行动自由)，学会了治理河流从事灌溉。

　　帝国出现　虽然一切王朝都认为自古以来就是整个古印度的统治者(甚至包括现在的阿富汗)，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后来雅利安人在编集和注释经典时，忘记了真实的历史背景，很可能是按照人为伪造的年历纲领重新编排的。后期的经典提到了太阳王朝和太阴王朝：日朝为日神之子摩奴(Manu)所建立；月朝乃建于月神之孙，即摩奴的外孙布富罗婆(Purūravas)。然而早期的吠陀原文却只提到一些月朝帝王，日朝帝王显然从未提及，而是出现在后期的吠陀经文中。可以猜想：日朝帝王是古印度人(土著人)，他们的后来被结合到雅利安人的历史传说中，而月朝的帝王则是雅利安人，这样，便产生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当然这纯粹只是一种猜想，缺乏证据。

　　婆罗门教的发展与帝国的兴衰息息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的“婆罗门教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来。

　　以上是婆罗门教产生的一些背景，下面先对婆罗门教的内容进行总结。

　　(二)婆罗门教的内容

　　婆罗门教　什么是婆罗门教(Brahmanism)，它不仅是一种宗教，它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其他。印度的正统保守思想，从保拉法帝国编纂而法典化了的吠陀中，从公元九世纪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逐渐引导出了印度的宗教以及礼仪、哲学、英雄史诗、古代历史传说、法律、几何、天文学和语言科学，所有这些构成了一般所谓的婆罗门教。

　　梵文婆罗门(Brahman)一词在初期吠陀中表示圣典，具有伟大优越的含义。后来当保拉法时代婆罗门这个词被人格化了，成为梵天(阳性主格为“婆罗摩”，Brahmā)，宇宙即由它演化而成。从梵文Brahmā又派生出婆罗摩那(Brāhmana)，意为掌握圣典的教士，即梵天的教士。

　　四吠陀　吠陀(Veda)一词，意为“知识”，所以吠陀经典即是婆罗门僧侣学问的总集或丛书，包括诗歌、礼仪和哲学。婆罗门教典有四部吠陀：《犁俱吠陀》、《夜柔吠陀》、《沙摩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其中，《犁俱吠陀》是最早的吠陀经，但其内容到十四世纪下半叶才在印度南部被适当地被书面编辑起来，之前很少有书面整理，流传也多靠一字一字地记忆，口耳相传。

　　1、犁俱吠陀(赞颂明论)，全书10卷，主要是对自然界诸神的赞歌和祭祀的祈祷文。由1017首长短不一的祭祀圣歌组成，其中大约仅十分之一是关于一般世俗的，其他十分之九都是宗教方面的，尤其以“礼敬太阳神歌”为最重要，为婆罗门僧侣朝夕祷颂。其内容成立的时代不一，最迟于公元前十世纪被编集而成，此书是考察雅利安人最原始状态的唯一资料，受到古印度土著人的影响较少。

　　2、娑摩吠陀(歌咏明论)，总计收集赞歌1549首，将梨俱吠陀中的部分赞歌配上音调曲谱，为婆罗门僧侣酒祭时所唱颂。形成时期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

　　3、耶柔吠陀(祭祀明论)，此于娑摩吠陀大致相同，是教导祭祀的轨则以及祭祀用的各种颂歌。形成时期也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

　　4、阿达婆吠陀(禳灾明论)，全书20卷，包括730首咒语。此系雅利安人与印度原居民接触融合后，吸收其若干信仰的要素集成，多数神咒。形成时间亦在公元前十世纪之后，最后出现。

　　四阶级　雅利安人的入侵之后，印度开始进入阶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又称为瓦尔那(种姓)制度，关于四阶级的产生，最早出于吠陀经得“原人歌”：最初由原人之头口生婆罗门，由躯臂生刹帝利，由双手生吠舍族，由腿生首陀罗。这样就把人分成四个不同的等级：

　　1、婆罗门，处于最高的阶层，祭司阶级的宗教士，历代子孙的繁衍而形成的一大种姓，他们生来就是僧侣，到了年老的时期开始林居的出家生活。

　　2、刹帝利，王者阶级的武士阶层，对内加强统治，对外抗御外来的侵略，是由于武艺的世袭，战士的专职而形成，他们要籍婆罗门的祭司而得神佑，所以处于第二阶级。

　　3、吠舍，除了祭司和武士之外，从事其他农工商业的雅利安人，成为第三阶级。

　　4、首陀罗：这些事战争中的俘虏，达罗毗荼人等，他们是奴隶、是贱民，处于社会的底层。

　　此四大阶级中，前三者有诵念吠陀经以及祭司的权利，死后得再投生于世，称为“再生人”。婆罗门族死时只需拜神诵经，即可归返宇宙本体之梵天，为顿悟法，而刹帝利及吠舍族，除诵经祭司外，还必须苦练修禅，方生梵天，为渐证法。而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罗族，既无诵经祭司的权利，又无转世投生的希望，故称为“一生族”。

　　生活四阶　四个阶级中的前三姓，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人的一生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生活四阶(āramas)被婆罗门教视为正统社会的基础之一：

　　1、梵行期，少年七岁至十一岁的严净身，在此阶段出家学习吠陀，受戒，完成学业，到一定的年龄后回家。

　　2、家住期，为中年时代的在家生活，从事各种事业，娶妻生子，履行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3、林栖期，壮年时再行出家，进入森林进行苦练修行，以禅定思维悟入真理。

　　4、遁世期，老年的修行生活，修行完毕，身心得到清静，开始游行各地如闲云野鹤。

　　三大纲领　雅利安人从印度河迁入恒河的时代，大约发生在公元前十世纪左右，此时期刹帝利阶层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婆罗门教也到达了鼎盛的时期。四部吠陀经被编纂起来，以这四吠陀为基础，形成了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即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

　　1、吠陀天启主义，婆罗门教的吠陀经最初是天神所启示，是由古代圣哲传述下来的，为一切知识的源泉，只有婆罗门才有资格和能力讲授这种书。

　　2、祭祀万能主义，祭祀能左右一切，可免祸灾求福寿，祭祀是梵天的旨意。其意义有三：为供养，为赎罪，为求福。祭祀的种类特别繁多，上至帝王的灌顶典礼举行马祭，下至平民举行的香火祭祀等等。

　　3、婆罗门至上主义，婆罗门的至高无上是先天赋予，称为“人神”，与自然界诸神并立，不受法律制裁，其阶级地位不容侵略。在《摩奴法典》中说：“无论学问又无，婆罗门皆为大神。”

　　三大圣书　婆罗门教有三大圣书，即《吠陀经》、《奥义书》、《薄伽梵歌》。其中吠陀经的出现发生在佛教产生之前，奥义书与佛陀的时代相连接，而薄伽梵歌创作佛教产生之后。现分别阐述如下：

　　1、吠陀经(Vedas)：即上述四种吠陀的总集。其萌芽于公元前十六世纪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成形于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九世纪。早期的梨俱吠陀是对众神的赞歌，在梨俱吠陀的末叶，由于对向来所崇拜的自然诸神的怀疑，而在诸神之上，安立一个最高唯一的真理，这样，有情与非情的本体被称为生主(Prajapati)、造一切主(Visvakarman)、原人(Purusa)等名。在吠陀时代，还包含一个梵书的时代，其中耶柔吠陀开启了梵书时代思潮的序幕。根据耶柔吠陀等其他吠陀经，各种各样的梵书(Brahmana)、“婆罗门那”应运而生，被婆罗门奉为仅次于吠陀经的经典，“婆罗门那”意思为“神事释”，为专门教授弟子祭祀法的神学书。

　　2、奥义书：奥义书的梵文名为Upaniad,意为“侍坐”，其目的在于教人不知的秘密的教义。奥义书作为梵书的一部分，在形式上是婆罗门教正统的产物，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至五世纪，产生的原因：由于时代思潮所趋，自由思想抬头，尤其是王者的权力升高，鼓励反传统的内容。最早的五部奥义书时严格的吠陀正典，保存了保拉法时代的各种思想观念，五奥义书为：《歌者奥义书》(Chāndogya)、《广林奥义书》(Bhadāra)、《他氏奥义书》(Aitareya)、《佼尸多吉奥义书》(Kauitaki)、《泰帝利亚奥义书》(Taittirīya)。奥义书有两种集本，一是五十二种本，另一个是一百零八种本。此书有两个中心内容：梵我一体论和轮回解脱论。叔本华曾说：“余得是书，生前可以安慰，死后亦可以安慰。”然而，这种新兴婆罗门教的代表奥义书盛行一时之后，逐渐衰落了，其原因有两点：其一，义理太深，无法大众化；其二，实行起来成为思索概念，其中的妙境很难实现。

　　3、薄伽梵歌(The Bhagarad-Gita)：这是“大战诗”第六卷毗虚摩品第二十五章至四十二章的一段，创作于公元前四百年至二百年之间，当时正处于佛教取代其他一切宗教处于印度最主要宗教的时候。此时婆罗门教的学者将奥义书的思想，平民化于薄伽梵歌之中，并把不合理的重新组织，把矛盾的重新调和，赋予新的力量。从佛教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婆罗门教终于复兴成为现在的印度教。此书被享波尔(Willian Von Humboldt)描写为：“最美丽、甚或是任何已知言语中唯一的真正哲学之歌。”此书在印度教徒心目中的重要意义，相当于基督徒心目中的《新约》。

　　(三)婆罗门教的发展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婆罗门教(Brahmanism)的形成时期是一种英雄时代，是史诗中所赞美的一切最著名的英雄人物的时代。婆罗门教的形成与发展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下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进程中来领略婆罗门教的盛衰过程。

　　萌芽　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十三世纪，雅利安人入侵的这段时期中，他们并未形成真正的帝国统治，当时只是一些部落，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几支月朝帝王的谱系线，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释。在这段时期，雅利安人部落之间以及与异族之间频繁发生战争，早期的吠陀经典中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出一些当时战争的情况，这些经典还提到了一些雅利安的人民领袖，包括上文所说的被神化了的帝释天因陀罗。

　　在这个时期，古代婆罗门教开始萌芽，雅利安人最早的吠陀原文也许是在征服印度之后经两三个世纪编集而成的，也就是公元前十三世纪之前被完成。此时，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是多神崇拜，这些神也许都是从古印欧体系的万神庙演变而来，他们既代表社会的各种抽象方面，又代表各种自然现象。在吠陀中保存的最古老的组成部分——诗歌，记载了对各种神的赞美诗和祈祷词。值得注意的是，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与原始的古印度人(土著人)的宗教与文化是敌对的，所以早期的吠陀经中包含雅利安人的东西很多，尤其是《梨俱吠陀》是研究古代雅利安人的最重要的资料。

　　成形　到了大约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月朝保拉法系(Paurava)的帝国开始兴起，在印度广大地区形成了帝国统治，至少极盛时期(公元前九世纪左右)能够做到权力的高度集中。保拉法帝国最早的统治者萨伐兰那(Samvarana)的王权被同系另一支所夺去，后来凭借一位婆罗门之助，恢复了王位。恢复王位之后，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它一切国家之上的大帝国。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宗教、以及其它种种，后来被尊为印度的传统思想的典范。

　　在此后一百年间，数十个大小王国，通过彼此之间的长时间的激烈的斗争，最终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第一、保拉法帝国的第二任国王，萨伐兰那之子俱卢王(Kuru)，他们从印度河之南迁徙而来；第二、定居恒河流域的般阇罗王国。这两个王国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左右，在位于两河之间的库鲁斯特拉(今新德里的郊区)，进行了一场大战役，双方势均力敌，战斗激烈，持续的时间较长，伤亡惨重。最终，战争以俱卢国的胜利而告终，保拉法帝国进一步得到了扩张，进入了恒河流域。印度古典文学名著、第一部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arata)记录了这次战役，全诗有十万颂，至今仍被印度人诵读不倦。

　　公元前十世纪之后的印度正处于铁器时代，这时很可能是一个大变化、大动荡、帝国不断扩张、流血战争不断增长的时代，战争的发展给印度的叙事诗和历史传说打伤了深深的烙印。

　　此期间，出现了好几位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成为婆罗门教的奠基者。不断地流血战争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是堕落的，非常缺乏往昔的道德标准。他们期望出现英雄人物和有德之士来维护古宗教，于是古的吠陀原文被收集起来，新的吠陀被编造出来。这些新旧吠陀文字形成一种经典总集，总称为吠陀。事实吠陀经上并没有一种单一的经典，而是属于不同僧侣派系的多种底本，也正像后来的初期佛教徒的三藏。最早的吠陀经《夜柔吠陀》描写的可能是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历史，其它两部吠陀的成形应该在《夜柔吠陀》之后。依此推测，婆罗门教大约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开始成形。

　　兴盛　大约到了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阇那弥觉耶(Janamejaya)大帝在位时期，保拉法帝国达到繁荣强盛的顶点。此后，帝国开始逐渐衰落分裂，尽管帝国衰落了，但是婆罗门教并未同步衰落，而是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之中。帝国得衰落的主要的标志也许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一次迁都，当时的帝王是尼遮沙王(Nicaksu)。恒河上游的首都象城(Hastināpura)遭受洪水冲击，夷为废墟，遂迁都于雅莫拿河(Yamunā)附近的俱赏弥城(Kauambi)。此后，曾在保拉法霸权管辖之下的地方统治者和邦国都宣布独立。迁都之后的一百五十年之内，文明的发展似乎停滞。不过，之后，婆罗门教进一步对吠陀经文进行了修订，以及对叙事诗作出了修改等。虽然宗教和哲学创造时期似乎中止，但是宗教的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深入。此时，对于婆罗门教的“辅助性”的研究却有了许多的创新，如礼仪、法律、语言学、天文学、几何学之类。

　　按照较晚期的传说，吠陀经是保拉法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位名为“广博仙”(Vyāsa)的诗人所编集的，此人出现于公元前九世纪，“广博仙”在梵语中实际意义是编纂家，是一种诗人的头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讫瑟努·提婆延(Kra Dvaipāyana)。不过此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也许只是当时所有编集者的集合体。正当保拉法帝国权利鼎盛时期，有一大批僧侣诗人和其它有才能的学者出现。这些学者编撰了经文，最后都落到了广博仙的名下。其中有些属于文学，有些属于技术，当时未正式收入吠陀正典中。这些人其它作品或注疏文字，倒又包括在吠陀正文中。总之，这一时期，四部吠陀经都开始被编集起来。除了编辑整理吠陀之外，还有大批更富于创造性的著作都归在了广博仙的名下：如上文提到的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arata)和几种往世书(Purānas)。

　　这时，雅利安人与古印度土著人文化之间出现大规模的融合，与萌芽时期不同的是，此时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的早期敌对情绪，甚至连同侵略征服的事实都被忘却了。到了保拉法帝国鼎盛时候，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显然曾经已经发生过很大规模的相互混合。根据Pargiter的《古印度历史传统》的观点：征服者当中的世袭的婆罗门僧侣绝大部分都是古印度文化的继承者，而非雅利安人教士的后裔，他们藉优越的教育知识技能，以调和折中精神，设法委曲求全，取得恩宠地位，这从后期婆罗门谱系可以看出许多地方呈现出非雅利安人的面貌。

　　在这个时期，婆罗门教的内容变得十分完善，不仅四部吠陀经被编集起来，而且三大纲领、四姓阶层、生活四阶等内容业已形成，此外，吠陀中附属的歌颂、梵书、奥义书开始形成。

　　另外，宗教理论愈加抽象化、系统化。这时候的宗教已经和早期的吠陀宗教大不相同。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是多神崇拜，吠陀经中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对各种神的赞美诗和祈祷词，献祭是为了取悦众神，以获得众神的庇佑；可到了保拉法吠陀经编纂的时期，献祭成了婆罗门教的中心，其各种仪轨变成了获得福报的学问，而众神居于次要地位，成了祭祀的仆役，不过为了接受献礼才有必要，一切的愿望和福报并非神的恩赐，而是依赖于祭祀的方式方法是否正确，祭祀的礼仪部分成了吠陀经中真正重要有效的部分。

　　天神们实际上失却了独立的意义，这给神学、宇宙论、宇宙起源学的领域敞开了大门，宗教理论更加严谨，开始向抽象化系统化发展，伟大的梵天(Brahman)成为绝对体和最高存在的真理，此时多神崇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三个主要大神：宇宙的创造者婆罗摩(Brahman，梵天)、宇宙的保护者毗湿奴(Viu，亦称财天Vāsudeva)、宇宙的破坏者湿婆(iva，又称大自在天)。另外史诗和往世书(Purāas，布罗那书)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变作了解释，宇宙形成之后，经过无数百千万亿劫的循环，最终瓦解称基本的元素，再由婆罗摩的作用，宇宙有重新形成演化……这时候出现的轮回学说实际上和这种宇宙论配合得很好，另外，旷远无垠的时间概念和现代天文学为宇宙作确立的时间计数也相当符合。所有的这一切最终为奥义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的丰富的土壤。

　　衰落　一切事物似乎总是盛极即衰，婆罗门教亦不例外，婆罗门教鼎盛的背后隐藏着各种衰落的因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最终成了婆罗门阶层滋生腐败的温床。婆罗门僧侣横行霸道、争权夺利、贪财好色，在社会、宗教、思想、生活各个领域造成了不健康和不稳定的因素。另外，刹帝利阶层的权力日益增强，愈加不满婆罗门阶层的腐化堕落。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占据在恒河以北的韦提诃国王查那伽，企图以政治和宗教联盟的统治改变婆罗门，召集当时婆罗门中的进步僧侣和有名的学者数百人，召开宫廷会议，共同研究新宗教的改革，从梵书中发展出奥义书。然而奥义书哲学又过于深邃，远非一般世俗人所能了解，只成为少数精神贵族所玩味的玄虚学问，正统的婆罗门僧侣，也很少有精通这种学问的。同时，婆罗门的腐败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时，恒河中下游以摩竭陀为中心建立的许多新的邦国，主要邦国达十六个之多，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次要邦国。他们有着不同的政府，君主制和共和制，国家之间战争频繁。最“正统的”、最“合法的”保拉法帝国伴随着昔日的辉煌，在竞争中凋谢消失了；真正的“逐鹿”斗争在最强大的民主制度的拔耆(Vji)共和国和摩揭陀(Magadha)王国之间展开。这些人似乎是吠舍与首陀罗种的混血人种，被婆罗门的法典视为半雅利安半野蛮的下等种族，他们中的王者，虽然未必出自原来刹帝利的血统，但仍以刹帝利自居。这些邦国虽然也受到传统婆罗门文化的影响，但自由文化的兴起均受到王者的保护和重视；虽然也有四种姓的观念，却把刹帝利阶级至于婆罗门之上，婆罗门至上的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反吠陀的沙门(ramaas)思潮，受到了王者的保障。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即佛陀时期，北印度的这时，新学派开始出现，运动的领导者都不是婆罗门，而是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人民，被称为“沙门”集团。如果说产生于佛教至前的六派哲学还能够勉强延缓一下婆罗门教的衰亡，但是佛教的兴起则代表婆罗门教的彻底灭亡。

　　四　结束语

　　古印度土著文明经历千百年的兴盛，最终在雅利安人的侵略中遭到的破坏，关于那一段历史，除了从考古学上一些发现，还依稀可以看出当时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之外，其他则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古印度的文明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得无依无踪，却以另一种形式得以流传，在婆罗门教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古印度文明的因素，尽管这种文明的体现只是一些真假参半的神话和传说，但它的确实是婆罗门文明乃至印度文明的重要的基石。

　　婆罗门教兴盛了数百年的光景，给印度人留下了林林种种的神祗、根深蒂固的种性制度、前后矛盾名目烦多的传说、各式的咒语和祭祀形式以及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婆罗门种姓与其它三个种姓的矛盾越演越烈，社会关系终于酝酿着一次大改变，各种思想也风起云涌地活跃起来。在这样如沸水一样的社会中，公元前624年，北印度小国迦毗罗卫的王妃返回母家天臂城，经过一个叫蓝毗尼的园子时生下一个男婴，王妃七天后就去世了，迦毗罗卫的君主净饭王给男婴取名为乔答摩悉达多，以后的几十年，这名男子通过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及对众生的慈悲改写了印度乃至世界的宗教史，后人称之为释迦牟尼(SAKYAMUNI)或佛陀(BUDDHA)。

　　关于佛教的历史、教义和故事可谓汗牛充栋，佛教普传前社会上出现了与婆罗门教对抗的一些思潮，这些思潮的创始人都是佛陀同时代的人，虽然其教义后来多为佛教所批判，但佛教的内容却在很多方面透露出这些思潮的影子，它们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可以想象在当时社会压力下这些思潮的创立和传播要经历何等的艰辛，这是种悲剧性质的反抗，才是最让人心悸神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