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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群:从目录学角度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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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群:从目录学角度看佛教

 

  董群 王艳秋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元的,比如说在目录学方面,佛教的经录就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重要成果,对于这一点,本文从《出三藏记集>)来讨论。

  《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南朝粱代僧人僧祐撰,学术界常简称为《祐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经录,在此之前有一部道安编撰的经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原书已佚,但《祐录》收录了此书。

  在目录学中,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图书分类和著录,本文就从这两点来谈《祐录》的目录学特色。

  一、《祐录》的佛经分类

  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对图书分类十分重视,《祐录》也是如此,它是一部专门性目录,它的分类是根据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经典的不同情形而展开的,佛经的情形是很复杂的,有的佛经有明确的译者,并且到僧祐编录时还能见到;有的虽存,但却不知其译者了,为失译类经;有的虽知其译者,但早巳不存了;有的可以确证是伪经,有的有理由怀疑其是伪经,但一时证据不足,只能存疑,为疑经;有的经典则有同本异译现象;有的经典则是译自不同的地区。诸如此类,僧祐一—加以区分,划为不同的类别,共计分为十二类,分别是:

  1.新集撰出经律论录;2.新集异出经录;3.新集表序四部律录(以上卷二);4.新集安公古异经录;5.新集安公失译经录;6.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7.新集律分为五部记录、新集律分为十八部记录、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以上卷三);8.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以上卷四);9.新集抄经录;10.新集安公疑经录;11.新集疑经伪撰杂录;12.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以上卷五)

  所谓“新集”,是针对“旧集”《安录》而言的,第1类中所收,是已知译者且绝大多是当时所存的经典,从学术价值看,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类,第2类中所收,是同本异类经典,第3类原书中缺,第4类收入《安录》中所集早期译出而已散失不全的佛经残篇,第5类中收入《安录》中所集的译者不详的失译类经典,第6类中收入西种地方性译典,分别为凉州地区译典和关中地区译典,第7类为律典,第8类为《安录汐之后出现的失译类经典,第9类为编译类经典,中国佛教的翻译,其实有许多是编译的,但这里僧祐所特指的,是编译水平极差的那类经典,第10类为《安录》中所集疑经,第11类为《安录》后出现的疑经,第12类为经注,收入对经文的各种注释。在每一类之前,僧祐还写有类序,实际上是对每一类的说明,据此可以知道类的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祐录》所收录的范围极广,分类也极细,自成一体,学术性很强,注重学术性,也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一般特点,不只佛教经录是如此,由于僧祐对佛教的深刻了达,他的这种分类方法在佛教经录中具有示范性的作用。

  二、《祐录》的著录方法

  注重方法是反映目录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僧祐的书目方法同样在中国目录学史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祐录》中编目的款目,可以说大致有五顶,即经名项、卷数项、译者项、经典提要项和译者介绍项,构成一个完整的书目结构,只不过后两项都是分别单列的。具体而言,由于每一类经都有着不同的特色,因而各类的著录款目也不完全相同,有的还涉及到编目的其他问题,比如目录的排列。第1类中就有著录的次序问题,僧祐采用的是译者目录法,即以译者来对经典加以分类,不同的译者所译的经典,分别著录,单译的经典分为一类,合译的则划入另一类,在此基础上,又采用时间顺序法,依译者生活的历史时代、译经先后而排列,既可以使人了知某个译经僧译了多少经典,独译多少,合译多少,又可反映出译经的历史感,因而又可以说是一种译经史。这相当于现代目录之中的“作者索引法”,只是僧祐的著录,经名在先,为经名栏,译者在后,为译者栏,译者栏里注明译经总部数、卷数,有的还包括译经时间、译者国籍等。比如讲到我国第一位译经家安世高的译作时,在列完所译经典之后,再加以说明:“右三十四部,凡四十卷,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世高所译出。”

  至于这一类中的著录款目,一般就是经名和卷数两项,再总出译者项,不是每一经下都加译者项。有的经典有需要特别加经说明事项,即以双行小字加说明,为说明项,说明的内容各别,有指出其异名者,有指出其存佚状况者,这可以使人进一步了解某一经典的具体特点。

  其余诸类的著录,也大致相同,需要略加提示的,如第2类同本异译类,有三项款目,一是经名项,二是异出经名项,以双行小字注出,包括异出经译者、异出经名、异出经卷数等内容,三是说明项,总结异出情况。又如第1l类疑经伪经类,这一类内又分出两类,一是不能明确举出伪造佛经的人,但此经确有理由疑为伪托者,有经名项和疑因两款。先集疑经,后总出疑因。二是确知伪造者的一类经典,著录款目有经名项、卷数项和伪造者项三款。

  经序(经典提要项)是对诸经内容的评说,诸经思想的分析,相当于现代目录学中的提要或解题,《祐录》中自卷六到卷十二都是经序,共有120种,而《祜录》共收入2162部经,作经序的经,只是少数,但却是在当时的佛教界起重要作用或最受重视的那些经典。

  译者传记(译者介绍项),这在现代目录学中,也是属于提要的范围,《祐录》中自卷十三到卷十五中共收入了32位译僧的传记。传记是僧祐自己所撰,而经序则是僧祐收集的他人的作品。

  现代目录学史方面的著述,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目录学重学术性而轻实用性,这自然包括对<<祐录》的评价,就学术性的高水平而言,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实用性,今人看来很欠缺,其实古人并不见得就不实用,这涉及到文化的历史隔阂,“史沟”问题。总而言之,<<祐录》不论从收录的经典范围、著录方法到分类系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基本形成了佛教典籍的目录学体系,后来的佛教经录受其影响自不必说,外学目录学也有受其影响者,而影响最深者是梁武帝时期的阮孝绪,他在其所编的目录学作品《七录》中,对图书分为七类,第一次分出佛典一类,为佛法录,使佛经目录首次有了与汉文献平等的目录地位,而在以前的综合性目录中,佛经目录只是作为附录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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