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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四十年学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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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成:四十年学佛经验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难得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大家相聚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冯老师:冯老师从在四川江油当知青的时候,就开始追随海灯法师学习佛法。后来四川的一些大德如本光法师、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贾题韬老先生,冯老师都亲近过他们。近年来冯老师经常在四川佛学院、河北佛学院以及云门寺讲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自己在成都也开办了龙江书院,最近又准备在广州筹建南华书院。这次非常荣幸地请冯老师到北京来,跟我们大家见面。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冯老师学佛的一些体验,欢迎冯老师开始。
  冯学成:这个题目是本来准备在北京居士林讲的,但是北京居士林现在在装修,黄总就安排在涵芬楼讲这个题目。现在学佛的人很多,我也见过不少东南西北方学佛的人,心里面有一种忧虑感。这种忧虑感也是真正用心在佛教学修上人都有的同感。在这里我也没有资格批评他人,我没有裁判的权力,只有就自己学佛四十年来的过程,跟大家作一个汇报。
  四川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从很大的文化方面来说,中国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南方的文化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四川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是介于南方和北方文化中间的一个系统,既有北方的厚重,又兼有南方思想的飘逸。孔孟的思想厚重深刻,老庄的思想灵动潇洒,即使佛教在中国传播两千年的时间里,乃至禅宗,也有地域方面的特色。以前有这样的说法,“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就中国的禅宗而言,四川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出现了马祖道一、圭峰宗密、德山宣鉴、圆悟克勤等一批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世界禅宗史上,都非常有影响的优秀人物。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易在蜀”,真正《易经》的根源、重心、秘密往往是在巴山蜀水之间。我们现在说的《周易》,源于陕西,后来的“汉易”主要是在河南一带。讲周易的正统好象与四川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真正去看有关《易经》的经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汉之间的杨雄,很有名的辞赋家,他写了一部《太玄经》,这是他自己搞的一种“易经”,至今很少有人看得懂。《易经》的六爻,用六条杠来表示,而他的太玄,是用四条杠来表示,这在易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大家知道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归藏”易基本上没有流行的,市面不知道,只是史书上记载了那么一笔;“连山”易也只是史书上记载了一笔;但是,实际上在四川还保留有“归藏”易。南北朝的时候,北周武帝“灭佛”前,有一个四川的和尚(后来成为了道士),名字叫做卫元嵩,成都附近的人。他写了一部经叫做《元苞经》,《易经》六十四卦中首卦是乾,但是在《元苞经》里面首卦是坤,以坤为首卦,“荒、莽、莫、默,隐彰坤德”,在中国道教派的易学系统里,这是另辟蹊径的一个门派,不是官方易,是民间的,属于道教里面的易,很深刻的。现在知道“归藏”易的人很少,知道《元苞经》的人就更少,不过四川中医学院有一批教授, “医易同源”嘛,正在努力地研究《元苞经》的密意,想把它和人体科学、中国的中医医学结合起来,研究一番。当然,宋以来的官方易是程朱“易”,二程的易学来源还是四川,他们叔父(还是父亲程珦?)在四川广汉当县令的时候,他们两兄弟十五六岁,大概是现在中学生的年纪,在街上见了一个卖簸箕的篾翁,做竹器的,另外还遇到一个挑粪的老头子,粪叟,大概地指点了他们一下,使他们在青年的时候对《易经》就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们对《易经》的发挥就成为了明清以来的官方易学。当然在四川还有“苏氏易”,苏老泉、苏东坡、苏辙三夫子对易的理解,当然这个易学当然在官易之外。因为在北宋后期党争厉害,苏东坡两兄弟被打入另册,直到南宋初期还没有平反,所以“苏氏易”一直被埋没在“程朱易”的光辉之外,而不得张扬,所以世间知道“苏氏易”的不多。但是如果有雅兴看苏东坡的“易”,包括他们父子兄弟的“易”,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程朱理学”里所没有的一些精神内容。
  刚才我简单从禅和易角度对四川的人文给大家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更不说司马相如、李太白、苏东坡等等文化的渊源,因为我生长在成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是人文环境很好。有那么一种学风存在,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跟很多老先生打交道,跟很多老和尚打交道,确实是很舒服。那个时候,我当知青,一无所有,虽然我刚开始是红卫兵,但是不闹革命,是个不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当了知青,到田里去干活我也是偷懒的,为什么?一下乡的时候,就遇到海灯法师,那时候他在四川威望还是很高,人们不怎么知道他的佛学,只知道他的一指禅闻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灯法师那儿不愿意学武术,那个时候年轻,也就二十岁,心高气傲,匪气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学了武术的话,可能要到外面提劲打把、惹是生非,那不安全,既然见了这么一位大禅师,就应该向他学佛法。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只教武术,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绍给本光法师。本光法师何许人也?他也是北大的历史系的,大概1925年到了北大,他本来家学渊源,他父亲是川北的学督,相当于川北教育局的局长。他家学渊源很深厚,年轻的时候到北大读书,也受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洗礼,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二七年张柏林把李大钊杀害,他也是被通缉的对象,当时由四川同乡会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这样他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和尚。本光法师二八年在天童寺受戒,然后回到北京,在柏林佛学院读书,在那里他和遍能和尚是同学(遍能和尚是四川乐山乌尤寺的长老),而且也是同年,都是1906年生的。北京佛学院毕业之后,本光法师又去了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本光法师也很奇特,他从宁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因缘遇合,在浙江萧山,他遇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的先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孙中山的战友。
  那个老太太是方山易学的传人,方山易是什么呢?学佛的人都知道唐代的李长者,《新华严经论》的作者,写四十卷《新华严经论》,把华严经和《易经》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用《易经》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来阐述华严经,弄的很好。到明朝的时候李贽(《焚书》的作者)在《新华严经论》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简编成了一册《华严合论》,大概只有两三卷,那真是非常的精道。
  那个时候,我在江油有海灯法师,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师,于是根本就不闹革命,也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乎天天跟在这几个老和尚身天,亲近他们。尽管大家都没有钱,那个时候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时间,像我们现在,如果要亲近哪一个老和尚,比如你到一诚老和尚那儿去,能有跟他一起待五分钟时间吗?能够泡两个小时吗?本焕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那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老一代的长老们,哪有时间陪你?第一,他们年龄大了;第二他们的徒弟太多,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接受徒众们的参请,没有时间和精力,现在谁能和这些老和尚泡上三天三夜,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即使你供养个一千万,他们也未必有时间来陪你,为什么呢?这些长老们年龄都大了,身体都不好,要他们陪着你聊上三天三夜,哪有这么好的事呀?没那么好的事。我们那个时候接触这些老和尚的时候,海灯法师是六十来岁,本光法师也是六十来岁,他们都是在精力最旺最盛的时候,我们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没有票子,但有的是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他们也愿意把他们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的教出来。
  在海灯法师那儿,我不学武术,学了一些指导禅修的理念,这几十年很受用。本光法师是我学佛的启蒙法师,“读大学”的老师也是他,“研究生导师”也是他,因为他九一年才圆寂嘛,从六九年到九一年亲近他二十多年。我认识贾老是在七四年,但真正亲近他是从八三年开始,一直到九五年贾老圆寂,算是我的“博导”,也是二十多年。我记得我跟本光法师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讲佛法,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老同志在这儿嘛,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年轻人肯定记不住了,我们老先生们应该记得住,文化大革命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那个时候大家都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打开第一则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师的时候,他就有这么“胆大包天”,就敢篡改毛主席语录,在皈依中说:领导我们学修的核心力量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指导我们修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般若经》、《华严经》、《易经》三巨典。那个时候如果消息传出去还有脑袋吗?那肯定没有脑袋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老和尚,老一辈的有这样的胆识,敢于这样教化,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入木三分,他的教法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入骨入髓呀。在那个时候,严格来说没有什么妄想,升官?哪有官升呀?当官的都被打倒了,都成走资派了,造反派横行,哪有当官的?第二点,关于发财,那个时候都是穷社会主义,“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也没有发财的机会,根本就没有妄想可打;那个时候也谈不上谈恋爱,一无所有,穷的叮当响,去谈恋爱的胆子也没有,也没有这个资本,人也丑,身上穿的也烂,又不知道讲卫生,跟头陀一样,我还有一些以前的照片,怒发冲冠似的,那头发又长又脏,毡窝子一样的。
  在四川还有一些学易的,如肖光远、李耳余这个系统下来的“易”;刚才我讲的《元苞经》,王云舍老先生传承的就是道家冲虚派的这个易经门派;“来氏易”,来瞿唐来知德的,这儿书店都应该有卖的。这些都是四川的,我都有所耳闻。我跟本光法师接触二十多年,感受很深,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唯识学的大义、般若中观的精义、华严的体系、禅宗的修持、禅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师都一一做了交代,涉及到渐修、如来禅乃至于祖师禅。
  本光法师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说,儒家、先秦诸子、孔孟老庄荀这些都要学,法家的韩非、商鞅这些也要学,《史记》、《汉书》、《三国志》这些要学,资治通鉴这些要学,唐诗宋词要学,金瓶梅、红楼梦要看,乃至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也应该学,马克思、斯大林的要学,特别是斯大林的,为什么学斯大林的呢?因为斯大林的东西有极高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思想更要学,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当代中国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但这个不是学林彪,老先生当时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他说你们别犯傻,去学老三篇,什么《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些不要看,你们要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这样一类的文章,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当年这些善知识特别是本光法师给我奠定了综合的国学基础,孔、孟、老、庄、禅、整个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学。因为本光法师毕竟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跟梁漱溟先生的关系很好。他一生最推崇两位,一位是章太炎先生,一位是太虚大师,这两位被本光法师认为是他的根本依止师。正是因为这种渊源,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哲学史学都很留意,对文章之道也很留意,所以后来我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尽管无书可看,当时在监狱里一呆就是八年,好在有这样的基础,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个僻静处,细嚼慢咽地反刍一样,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们受到的教育、获得的一些知识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的体会。这八年监狱的生活相当于闭关八年,没有妄想可打,到那里就是死心塌地去干这个事。如果不玩这个的话就有可能得精神病,不是精神亢奋就是精神颓废,好在那个时候跟这些老先生学易经、学佛学、学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
  当年在本光法师那儿打了一卦,是“大过”卦,大过的卦辞说:栋挠,利有攸往。“大过”象辞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独立不惧”,一个人呆着,别怕,什么都不怕。“遁世无闷”,隐遁在山林里面,不管你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也好,把你放在一个无人之处,但是心胸无闷,《易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遁世无闷”,乾卦的初九爻“初九,潜龙勿用”里面也是“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遁世无闷”是我们作为下层处于困境的时候,安守本分的一个绝招。如果我们处于困境、逆境的时候,不能固守本份,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阶级斗争激烈得时候,“地富反坏右”只要安于“地富反坏右”的位,一三五拿板凳学习政治、改造思想,二四六拿扫帚到街上去扫大街,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赎自己在旧社会犯下的“滔天罪行”,只要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敢于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很吉利的,共产党会给出路,还是有一碗饭吃的。如果你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地主,那你完了,天天专你的政,天天批、天天斗。这个叫做守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监狱里面,尽管可以说是最阴暗的绝境,但是一样有生机,一样有朝气,充满了活力,一点没有怨言,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怨言。从二十六到三十三岁这八年在监狱里坐了八年牢,我没有一点怨恨之心,现在做梦梦到那个地方,甚至觉得很美,那时候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劳改队里面,的确很好玩,雪山草地,草原牧场,青山绿水的,现在那里成为摄影家的天堂。
  如果这里有川西高原旅游指南的话,可以看到新都桥农场,这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虫草一分钱一支,现在想买一支虫草多少钱?可能翻了千倍不止,十块钱可能还不能买到一支。不过,那个时候,一个月总收入才两块钱,吃喝拉撒睡一个月三十天只有这么两块钱,你想天天吃虫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劳动改造,什么叫 “舍我我所有,除掉一切贪”,什么叫“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才算是有所体会。当年我们做知青的时候在海灯法师那里说:“法师,您给我们讲金刚经、讲坛经吧?”海灯法师当时说:“你们,还不行,还没有那个份儿。让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现在当知青,从来不下地干活,怕苦怕累,怕脏怕臭,哪能相应?你们是处处生心。”结果后来到了监狱里面、到了劳改农场里面,那真正的是与毡粑打成一片、与高原打成一片、与牛粪打成一片。在上肥料的时候,我背一个大背篼,监狱里一起在猪圈里干活的同伴拿一个大洋铲,那个时候冬天里猪粪和人粪尿都会全部结冰,需要先用铁镐敲碎,然后用铲子放进背篼。那个大背篼差不多八十公分的口径,我那时候很瘦小,才一百零几斤,用洋铲把冰冻的粪土放到背篼里面后,整个脖子里面、头发里面、脸上、裤腰带上全是猪粪,开始的时候是粪冰,粪冰化了就成为粪水。就这样一背一背地把粪冰粪水背到田里面去,完全与粪便打成一片,没有嗔恨心,没有厌恶心,一点分别心都没有,真的是不可思议。现在如果要谁到厕所里面下去滚一圈,可能谁都不愿意,给一万块钱很多人也不愿意,也不敢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就下去。饮食方面也没有分别心,内地的人根本吃不惯那儿的糌粑,如果有酥油还好些,但是在高原糌粑和酥油算是高级食品,老乡都没有酥油,更何况犯人呢,更没有酥油啦。吃的就是大萝卜、大白菜,还有洋萝卜,是一种甜菜,用来喂牛羊的一种高原变种甜菜,一年四季就是这些,有时会有一点土豆。秋天还好一点,有一点新鲜的蔬菜,冬天、春天、夏天基本上是吃干菜。那时生活很苦,在饮食上打不了什么妄想,只有受之。用《中庸》里孔夫子的话来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就这样,自己的心性无形之中得到了料理,这个可不是书本上所说,天天打坐、天天念经、天天观想等所能达到的收获,境界完全不一样。南怀瑾先生的一个师弟李自申先生,也是维摩精舍的,前年坐化去世的,早上起来喝了口茶,那时是冬天,他穿了件大衣,坐在沙发上,打了一个盹,七点钟左右,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没动静,当时,他有几个学生在那儿,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叫道:“老师,吃饭啦。”结果没有反应,一摇他的身子,身子软软的,仔细一看,才知道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后来很感慨,就写了一篇《忆维摩精舍诸老宿》,介绍除了南怀瑾先生之外的维摩精舍诸师兄弟是怎么走的,可以说都很精彩,这篇文章网上可以找到,大家可以去看看。李绪恢先生是南怀瑾的师兄,是当年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试的榜眼、第二名,隆莲法师那次是状元,隆莲法师大家应该知道吧?李绪恢先生后来在民国时期的四川省政府里面当秘书,又当过遂宁县的县长,在《维摩精舍丛书》里面有他的介绍,袁焕仙老夫子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不过,到了解放后,这个老先生没有办法了,也成为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还是只有“一三五拿板凳、二四六拿扫帚”的份。好在他的医术很好,经常给人家看病,拿现在的话说叫做无证行医,他的医术很好,是四川火神派的。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请他调理脾胃,当时刚从高原上下来,在监狱里呆了八年,脾胃不是很好。他手到病除,药很灵,人也很慈悲,最初看病就是两毛钱一张处方,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一张处方就是一块钱。给一块钱,他给你看病,非常仔细,一天看三五个病人有三五块钱,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富裕了。你想想那个时候每个月有一百多块钱,那的确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是很牛的,他老人家大概是九二年走的,晚上十一点钟还在给病人看病,来了一两个病重的病人。到了第二天早上,老太太叫他,当时他还伺候老太太,每天三顿饭都是他亲自做,买蜂窝煤、烧火做饭等都是他做,八十六七的人,每天还是继续伺候老太太,伺候他的子女们,那天早上老太太发脾气了,都九点了,怎么还不起床做饭,我肚子饿了,叫了几声没有人应。后来他女儿过去看,说到:“哎呀,老爸都走了。”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是安然睡化,没有给家里人带来一丝麻烦,给亲人没有一点拖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走。
  熟悉维摩精舍的人都知道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袁焕仙老先生手下,“一棒三大士”,通禅、通宽、杨光岱。杨光岱在灵岩打七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什么都不知道,正好撞上了。当时袁焕仙他们在都江堰的的灵岩寺打禅七,杨光岱连什么是“打禅七”也不知道,只是听说这里比较好,他们都去沾沾法喜。有一天他去小便,那个时候没有抽水马桶,在寺庙里面住,还是要跑到外面厕所去。突然,有一条狗扑过来,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就那么一下,他明心见性。当时袁焕仙老先生打了一个禅七,就有三个开悟的,真是了不起。我见到杨光乃老师,乃至后来他亲近他,感觉他也是非常了不起。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差不多七八十岁了,我见过的,只有两个人的眼神是内视的,一个是虚云老和尚,一个是杨光岱老先生。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的禅修的确视令人赞叹。他后来得了肝癌,别人得了肝癌会痛得死去活来,但是他没有一点痛苦相,眼睛和面目表情永远是安详的,一派祥和,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赤贫状态,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钱供养,但还是想方设法地给他找一点好药,弄一点人参补一补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来也没有用,他也不吃。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你跟他打交道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基本上不去医院,走的时候也很安详。
  前不久,李更生老先生也走了,九十七岁,去年年底走的。中风半年,半身瘫痪,左半边瘫了,但是思维非常敏捷,辩才无碍,显密圆通,他在西藏呆过多年,五十年代随解放军入藏,当医生,在平叛的时候腿上挨了炮火。五十年代后期他退休回家,作为“荣誉军人”退养在家,吃国家的养老金,伤残军人嘛。几十年学修如一,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感叹。
  不止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他们“享受”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是在书斋里面、不是在富贵乡里“说法”。所以,这样的体验,对于法的体验,对于烦恼的体验,对于如何转烦恼成菩提的体验,就很实在,就很深刻。我见了那么多老先生,包括现在的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一诚老和尚等,他们这些没有一个神神怪怪的,,都是以正知正见示人。我们说学佛的人学什么,就是八正道。佛在世的时候,就谈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们想一想,我们平常学习佛法时,是不是真正思考过八正道的教法,很多人追求怪异,追求神秘,哪里有神秘主义,就觉得哪里很好玩。我一辈子不喜欢神秘主义,当时在高原上跟我一块儿劳动的,都是活佛喇嘛,一百多号活佛喇嘛,吃喝拉撒睡好多年,没有看到谁有什么神秘的,都是平常人,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现出了“本来面目”。大家以“本份”相见,真正的“本份”相见,这也是破除迷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破除迷信,这算是真正收到了效果。毛老人家的无上钳锤,的确是使很多的修行人得益。所以当年文化大革命拆庙子的时候,把出家人赶出庙门,很多居士在本光法师面前哭,也有些出家人去哭,“哎呀,怎么办啦?佛像也打了,庙也封了,不许住了,袈裟也不许穿了,怎么办啦?”在本光法师面前痛苦流涕,本光法师说:“你们犯傻呀,你们愚痴啊,这个就叫无常,这个就叫般若,这个就是佛法,有什么哭的?没有什么可哭的。你们要从这里边看到无常,从无常里面体会到般若,再继续提升到智慧,你们要有应酬这样的能力,有承担这样的力量,这样,你们的修持就算有火候了。”听到老法师这样开示,很多居士似懂非懂的,但是我在一旁听到就很受用。我所亲近的这一批善知识,他们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把他们的学、把他们的修、把他们的养,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使我自己在学修的这么四十年的过程当中,没有去犯傻,基本上没有走什么弯路。后来在贾老那儿,贾老是以本份示人,纯粹的禅宗。与本光法师“法术”很多不一样,贾老那儿就是一味禅宗,“只此一味,别无他法”,而且在向上提持盯得很紧。再加上维摩精舍的另外几位老菩萨,李自申、杨光岱、李绪恢、李更生,当然还有很多(,都对我帮助很大)。现在因为南先生在外面名气很大,所以到成都来追维摩精舍得人很多,非常火,但是他们都来晚了,很多老一批的人他们见不上了。所以现在到成都寻访维摩精舍故事的人,基本上是找不着了,除了一位,就是袁焕仙先生的女儿,袁淑平老师还在,但也是一个快九十的老太太了,中风在床上,未必会接待谁了。所以现在要寻访维摩精舍的故事,只有我还能够知道一些,叫王绍藩来说, 他也说不出个什么,因为他跟成都这一批人不熟悉,也不认识,很多老先生和他没有什么来往,他也说不清楚。
  我学佛的这么四十年,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当时因为毛泽东六八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我们立刻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奋不顾身地到农村里面去了,正是这个因缘,让我跟海灯法师有这个佛缘,真是要感谢毛老人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贾老在文殊院四川省佛教协会内讲《六祖坛经》,当时我是总招待、总接待、总侍者,招呼应酬全是我的事。每次开讲的时候,用个偏三轮,是自行车加一个斗做成的,我在商店里面当搬运工的,蹬三轮车的技术很高,但是不能把公家的三轮车拿出去用,自己就在自行车上加一个斗,把贾老从家里载到文殊院里去讲课,课讲完后又把贾老送回去,就这样干了两年。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当时,四川省佛教协会要修《四川省佛教志》,贾老推荐了我,一共两三位人,因为我是一个快手,高峰的时候我用笔一天写一万多字也不累,可以收早工。本光法师给我们讲《易经》、讲《华严经》的时候,我是完全用笔记下来的,他老人家用口讲,语速不是很快,比我现在说话的节奏稍慢一点,贾老说话比我现在的节奏快一点,本光法师讲课,我们作笔录,那个时候做到了一字不差、一字不错地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贾老的录音也是我给他整理的,很完整地整理下来了。
  我跟这些老先生的交往和学习,有一个体会,他们没有“怪力乱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逆境之中,他们拿什么来养自己的身心性命?全是老祖宗、祖师爷留下的那些心法,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那些心法,来滋养自己这么几十年艰难的日子。在他们身上,没有现在所谓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这个供养、那个供养的,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供养呀?他们只是偷偷地、悄悄地,在茶馆里面、在公园里面、或者躲在家里面,说上几句话,或者写一段文字,悄悄地让我们看了,然后说:“赶快背下来,背完后就烧掉。”仿佛搞地下秘密工作一样。如果这些老先生活到现在,那个个都是“法王”、个个都是“超级金刚上师”了,要受无量供养。但是他们全是在困苦之中度过了中年和晚年,正是这种环境下,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言教、他们地身教就给了我很深的启示。所以我的这么几十年,也从来不说怪力乱神,一说怪力乱神我就要跳出来的。当年我第一个跳出来揭露四川某“大师”,因此这位“大师”还说要派杀手来杀我,他可是“超级大师”了,海外一些法王是他“册封”的。他是我们四川一个大骗子,比我还小几岁,吹牛吹得脸不红心不跳的,不过现在成了国家的通缉对象。很多吹牛的、吹有神通的,基本上是骗人的,我多年来在四川都是以揭穿宗教界的骗术闻名,我不买那些帐,堂堂正正的,正正规规的。有人问我,佛法大还是王法大?我从来都说王法最大,我们不能离开王法,所以净慧老和尚也经常强调,佛教和世间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尊重王法、顺从王法。这是老佛爷的戒律里面规定了的,并没有说当王法和佛法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抛弃王法,要坚持佛法。不,这个就恰恰犯糊涂了,我们要尊重王法和顺从王法。本光法师在给我们授皈依的时候说:“顺随世间正法,与时俱进,有一定的职业养活自己和家人,不做高官厚禄之想。”在六九年他就说要顺随世间正法,与时俱进。什么正法?他老人家说,“历史上孔孟是正法,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正法,你就不能与之抗衡,你就必须服从它,如果不服从它,就会给自己带来灾害、祸害、麻烦。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一句‘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注意,“当今皇上”!你不能与“当今皇上”对抗,与“当今皇上”对抗你不是自讨苦吃嘛?而且还惹社会动荡不安,众生跟着受苦,那不好。所以真正学修佛法的人是最强调和谐社会的,最讲和谐的。咱们北京城故宫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殿,以前是最高的政府机构、最高的权利机关,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突出 “和”字。
  《易经》乾卦里面有“保合太和乃利贞”,故宫三殿名称的来源是《易经》里面的乾卦。所以要讲个“和”字,当年袁老太爷给南怀瑾先生写有一封信《示通禅》,现在的版本是《示南怀瑾》,南先生当时在峨眉山的大坪寺当和尚,因为他看到南先生对待周围的人很严厉,老夫子来告诫他,“律人严,众必减”,如果要求周围的人过于严格的话,你的眷属就会减少;“律己严,过必远”,对自己要求要严,要求自己要严,要求别人要宽。“律己严,过必远;律人严,众必减。”我就顺着袁老太爷这一句话作了一个下联:“与心和,神自全”,自己要养和气、养喜神,自己要和自己的心灵打成一片,“与心和”,自己与自己的心和谐;“与境和,事自圆”,要与环境打成一片,与环境和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自然会圆满。所以,“与心和,神自全;与境和,事自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这点,佛者,觉也、觉悟嘛。佛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并不是说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最有意味的事就是释迦牟尼的老爸净饭王要去世了,想他的儿子,希望他能回来看自己,如果以我们通常的想法,老佛爷的爹病了,老佛爷要回去,给加持一下,灌一下顶,吹一口气,他爹肯定没有病了,发发功,他还可以继续活一千年。我们平常学佛人是不是这么想的?释迦牟尼亲自去看他爹了,无上的菩提道还不给他灌下去,他爹还不要活一万岁呀?实际上,释迦牟尼回到父亲身边,跟他爹说:“诸行无常呀,有漏皆苦呀,你还是安心去吧。”他老人家说的还是“三法印”,没有什么神叨叨的,给你灌顶,给你加持,你就能活一万年的,吹一口气、发一点功等等,没有这些,那些都是糊弄人的。现在我们学佛人的头脑一定要清醒,拒绝别人的忽悠,特别要拒绝佛法里面种种莫名其妙的忽悠。除了“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其他没什么了,还有什么神奇的呀?这些是照妖镜,正法邪法就在这些方面来看,如果离开了这些那就不是正法,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心明眼亮。以前我基本上是跟老头子们打交道,老头子们都可以作为我的父辈,甚至比我父辈还要高上半辈,那些老先生很多都是一九零几年的,然后有一九一几年的,南怀瑾先生是一九一七、一八年的,我最早接触的那一批人大都是一九零零、一九零六、一九零七、一九零八这些年代出生的人,当然也有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人。我爹是二十年代的人,我是四十年代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跟我接触的全是年轻人,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颠过来了。我也喜欢和年轻人玩,小的时候跟老头子们玩使自己成熟一点,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知识、智慧尽早地接受过来,现在跟年轻人玩,享受一点年轻人的朝气,使我别那么老,这个也是互通共享。
  总之学佛要得正知正见,这个正知正见就是“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很简单,要自信、自悟。我觉得一部《金刚经》、一部《坛经》对于学佛来说已经够了,当然,还想丰富一点,看看《法华经》,看看《华严经》这些也不错,有雅兴再看看《瑜伽师地论》也很好。参禅的人把《五灯会元》和《指月录》细细地去参。
  所以,我在讲信心铭的时候,就提到要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上去,以唐宋祖师为师。因为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佛教的断代,严格来说,明清到现在这两三百年,中国汉地佛教极其衰微,“师家乏人”啊。只是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乃至顺治年间,才有“明末四大高僧”。清代初期的那一批,如玉琳国师等,到了雍正皇帝,称之为邪知邪见,不承认他们。满清皇帝大封“呼图克图”,提高了藏蒙喇嘛的地位,汉地僧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当时达赖班禅的地位相当于藩王的级别,这些喇嘛的地位比蒙古王公的地位还要高,库仑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也是一样的,毕竟在内蒙古只有一个章嘉活佛,在外蒙古只有是一个库仑活佛,但是王公数以百计,你想想谁的地位高?汉族的僧人算什么呢?更算不得什么了。封了一个玉琳通琇禅师,汉人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玉琳是国师,很得意。(注: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另外,还有木陈道忞,也是顺治皇帝封的,皇帝接见了他,封了一个禅师,就被认为是国师。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一巴掌全给打倒,说他们统统没有见道,并对江南的禅僧们说:“你们这一批人到北京城来,朕要与你们‘本份’相见,如果能说得过我,我就承认你们,如果说不过我,就要重新学,别在外面招摇蒙混。”雍正皇帝这一招太利害了,汉地僧人谁会上北京去找皇帝理论禅法呀?雍正皇帝的这一道圣旨,把整个汉地丛林的威风一巴掌就压下去了。雍正皇帝编过《御选语录》,写过他破参的自我介绍,他是在章嘉活佛加持下开悟的,因此真正地尝到了顿悟的滋味,不然,差点被汉地的僧人所忽悠了。雍正皇帝这样一道圣旨,这个汉地的佛教就完了,两相比较,一高一低,喇嘛们的身份高了,汉僧的身份低下去了,这一低就是二百多年。就是一个县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更何况皇帝呢。唐宋的时候都有很多例子,黄龙慧南多了不起呀,一代禅宗祖师,在庐山他住持的庙被火烧了,当地县官一样地把他抓到监狱里关起来,要治他的失职罪。黄龙禅师在监狱里面绝食,关了几个月,弄了一身病,骨瘦如柴。他的徒弟真净克文这些,到处去托关系,到京城里去托关系,后来才把他放出来。黄龙慧南是骨瘦如柴,真净克文抱着师傅哭,甚至还在菩萨面前祷告:“减我十年寿,让我师傅多活十年。”黄龙慧南禅师从监狱里出来后,却骂他们,你们犯傻,你们愚痴呀,坐牢是很自然的,我的庙里失火了,官府追究我的责任、治我的罪理所当然,尽管火不是我放的,但我是方丈,当然我是有责任的,你们哭什么?你们哭就是愚痴。
  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不少,祖师大师坐监狱。大家知道,紫柏尊者在万历年间被锦衣卫投在监狱里面,北京城里,最后活活被打死,这个明末四大高僧中的顶尖人物呀。憨山大师更不得了,但也一样被流放,剥去袈裟,流放雷州,到雷州半岛一流放就是十多年。你说你神通,你有什么神通?他们为什么不现神通?在王法面前没有神通,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学禅宗的人最佩服圆悟克勤的徒弟大慧宗杲,但是大慧宗杲在出家人里面是主战派,反对秦桧的投降主义,一样地被秦桧剥去袈裟,流放到衡阳,后来继续流放到梅州。大慧宗杲多了不起的人物呀,可以说在南宋时期没有人超得过他,是最优秀的禅师、最有骨气的禅师,在大藏经里面,《大正藏》、《续藏》,他的语录有四十卷,还有很详细的年谱。我们细细去看这些历代祖师,的确可以使我们破除很多迷。
  总之,我们要正信佛法,不要迷信佛法。还要注意佛法与世间的和谐、与王法的和谐、与自己身心的和谐,所以学佛应该学到这个份儿上,会比较踏实、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如果离开了这些,那就不适,所以《华严经》的十玄门,佛土与秽土融通、诸佛与众生交彻、显密不二、一多不二、过去未来不二、贫穷富贵不二、生死不二、烦恼菩提不二,都可以在此得到极好的发挥,开我们的眼界。当时我曾想写一部佛教里面的相对论、庄子里边的相对论,现在眼睛不太好,也不想动心,也不想去操心,这些题目就留给年轻一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来做,如果这里有年轻人想写类似论文的话,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思路和指导,看看佛教里面的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什么同,有什么异,包括庄子里面的相对论。
  很多人搞中国哲学史说,庄子讲的叫机械相对论,哪里有什么机械?真正的相对论,当之无愧的相对论,但是这个相对论是褒义的,不是贬义的,不是那种简单的哲学范畴里面里面的。当然,佛教谈不二,现在又在谈相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学修上把它打开,把它提升,如果能明心见性更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能让我们在世间的思维修上的智慧有大的提升,以别于常人,否则你学佛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那就体现不出来,当然学佛不仅仅十学知识,学文化,主要要落实在修行上。
  什么叫做修行?就是对自己的身语意三业有所规范、有所优化,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这个就很好了,我认为这样的学佛就很不错了。我四十年学佛其实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就是平常心,平常人,做平常事。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说这么多。
  问:冯先生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佛法的传播会受到各方方面的干扰,包括您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最近几年比较集中地看了晚清到民国的佛教文献,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个年代,居然出了那么多的大德,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想听听您的理解。接下来请允许我为这个问题加一个小的尾巴,就是当年谭嗣同、欧阳竞无大师都会集中在,比如说金陵刻经处这样一个地方去求学,而且他们提出了 “佛教救国”,佛教真的能救国呢?如何救国?谢谢。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满清政府封建专制崩溃的前提下,思想的管制有所松动,大量的留学生被派到欧美、被派到日本,慈禧太后在晚年想管制这么大国家,管制四万万人,她老了,力不从心了。另外,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地方诸侯、汉族力量开始强大了,洋务运动兴起来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不断的涌现,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反而被激活了,不是一潭死水,明朝也有类似的地方,昨天我还在跟黄总讲这些,也是这么看的。万历皇帝以前是思想一片禁锢,尽管有王阳明先生 “应世”,但总得来说,整个明朝的思想从朱元璋开始到万历年间都是一潭死水。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一次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况,为什么呢?不论是从儒学上,从禅宗里面,还是社会上的学说里面,都是如此。我们看到明代的小说基本是万历年间出来的,《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牡丹亭》等这些,基本上是万历年间出来的。那个时候皇上罢工,万历皇帝大概有抑郁症,精神不健康,三十年不上朝,六部尚书有四部尚书缺员,他都不去任命,使整个国家机器基本上陷入瘫痪,中央政府陷入瘫痪。再加上宦官专政、专权,相对而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像读书人掌握权力的时候搞得那么紧张,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在中央瘫痪的情况下,居然在万历后期,中国整个思想界,比起元朝和明朝初期中期来,气象整个焕然一新。利玛窦来了,西方的学说也过来了,这个暂时不说。为什么金陵刻经处要谈佛教救国?这也有一个前提,西方的船坚炮利,依据是什么?他们依据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依据是什么?是思维科学。当时,在明末清初的一批知识分子里,大家感觉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等都没有思维科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中国落后了。在七八十年代有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家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纯粹的自然哲学,就没有纯粹的自然科学。但是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的这一批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他们学习了中国的唯识学系统,因为杨仁山居士到日本去,把大量唐代在大陆失传的文献,包括天台的、华严的、唯识的文献,从日本又带回中国,同时又组织了一批顶尖级的学者来研究,包括章太炎先生等那么牛的一批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和邹容在“苏报案”后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甚至还在学《因明入正理论》。《因明入正理论》这个是最枯燥、最没有味的书,玄奘大师翻译的,章太炎学了后,对佛教非常的推崇,而本来他是儒家本位、法家本位的,章太炎先生的政治立场有“三变”,到后来归心于佛法。这个佛法主要是唯识学系统,我们看到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这一批大师都与唯识学有不解之缘,而唯识学恰恰就是谈思维科学的。于是,他们对中国的思维就有了焕然一些的感觉,喔,我们的祖先在唐代本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流传,可惜唐武宗灭佛后,我们没有保存下来,没有把这个道统、这个学风贯穿下来,所以我们落后于西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一套学风重新鼓舞起来,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很快赶上西方,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想法。
  这个想法有没有错呢?也没有错,毕竟佛教的唯识学是一个庞大的、相当精细的思想宝库,而且它有独特的思维程序。我经常在外面说,西方人得诺贝尔奖金,我们要搞清楚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基于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出来的。中国人也是人呀,不管西方人东方人都是人嘛,大家的思维结构、基因结构、心理结构应该基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西方他们有他们的思维特色、他们思维的理路,我们东方有东方思维的理路,中国有中国思维的理路。我们怎么样通过学习佛法、学习唯识学,提供一套优秀的、产生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思维程序?我当时也多次在佛教一些会议上,在佛学院讲课时提及这个事,可是没有回应,严格来讲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个的确需要一种社会氛围,需要一定的学修环境,给予相当的条件,如果在北大、清华这样的最高学府里面,在中国科学院里面,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思维的方法、思想的工作方法加以梳理、加以介绍,使参加研究的人可以进入这种思维程序之中,去面对他们的科研对象。我想是应该可以作出成绩来的。
  问:冯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像是南怀瑾先生说过,中观应成派没有尊崇唯识学的,我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
  答:这个是我的视野范围之外的事,我无法回答。不过,就我自己感觉,《菩提道次第论》就是中观和唯识学的一种结合,就是一种结合。你谈次第,能不谈唯识吗?唯识就是次第,在中观里,是没有次第的,哪有什么次第?“离四句,绝百非”,哪有什么次第?只破不立,扫荡一切,没有次第的。你说次第,那就是唯识学里面的东西,从人天乘、到小乘、然后到大乘,一乘一乘地上去,这个就叫做次第。但是这个次第的安立在唯识学里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
  问:冯老师您好,我这一两年对学佛很感兴趣,经朋友介绍也见了不少法师、上师、活佛,也去了五台山,也读了一些书,包括他们推荐我读的一些经。但是我总觉得,老是觉得每个人都说三句半,总是一个很混乱的一种状态,那种混乱感觉是因为有很多的系统,那么像我们这样在职的人,在家修佛的人不可能专职去佛学院什么的,也不够资格,而且很容易陷入一种怪圈,包括刚才您所说的实修或者神通的东西里。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比较从系统地、或者说是从哪里先开始,或者是从哪里算是走正道呀?麻烦冯老师给指点一二。
  答:作为学佛的人有一个难处,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学修、实践,要简洁明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就像师傅教我们一门手艺一样,能三天学会最好,如果需要三十年学会,那我宁肯不学,学修、修证的事情是简洁明快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且真理肯定是最简单的,而不是最复杂的;另一方面,蛮修瞎练不行,要有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指导就是尽善尽美,“尽善尽美”四个字就是天罗地网。所以我们看到三藏十二部好庞大,但是如果你进入了这个尽善尽美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又怕形成了所知障、知见障,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又成了蛮修瞎练。我说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内的悖论,很难把它料理得稳当妥贴。所以我感觉,学佛首先要对佛教基本理论有所了解,“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中观”基本理论、“唯识学”的“百法明门”等,这些都是一般基本的理论框架,即使到西藏三大寺里去“九年学经”,还是学这些东西。所以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在“经律论”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绝大部分经典是相同的,有差异就是几部,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就是传承不一样,汉地传乘是天台、华严、禅宗、唯识宗、净土宗这些,西藏的传乘是格鲁派、噶玛派、宁玛派、萨迦派这些。汉地的佛法是和儒家、道家的思想打成一片,是与相当繁荣的、相当丰厚的汉文化的思想融为一体,这么传承过来的;藏传佛教只有一千来年,真正的发展从元朝到现在就是八百来年,比较兴盛,它是和雪域文化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再看南传佛教的,是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含金量最高的应该是我们汉族地区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看走眼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真的是悲哀。
  我在讲述信心铭的时候说到,现在人懒,看大藏经那么方便,不说请一部大藏经回家看,即使在网上下载也很方便呀,一个大藏经的光碟才多少钱?你要学,天台宗的三大部,慢慢去学吧;要学中观的,唐代三论宗祖师吉藏菩萨的东西非常精采,并不比现在应成派的差。袁焕仙的老师吴梦龄居士写了一本书叫做《法鼓》,当时没有人知道,就我那有一本,后来捐出来,在《维摩精舍丛书》第二函里印出来。吴梦龄的老师叫做张凤篪居士,写了一本书叫《片香集》,这本书把传统文化《易经》、《尚书》、禅宗、唯识用非常古奥的语言来阐述。我印好后,送过很多人,也包括南怀瑾先生,不知他老人家有什么评价,这是他的太师公的东西。他的师公吴梦龄先生写《法鼓》,是因为宗喀巴大师批评汉僧“支那见”,他坐不住了,要抗衡一下。他说宗喀巴大师已经是明代中期的人物,而在明代中期汉地佛教本来就是一塌糊涂、一潭死水,那个还有什么可批的呢?宗喀巴大师如果看到唐代汉地大师们的、看到天台菩萨们的、看到华严菩萨们的、看到三论菩萨们的一些著述,宗喀巴的这些书就要重新写了。因为宗喀巴大师没有看到汉传佛教唐宋时期的精采,看到的是明代汉传佛教的颓废。这有什么可比性?如果我们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上,现在我们政府也经常说要重现汉唐盛世,汉唐盛世不仅仅是国力方面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上的,更充分地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经济和文化都称老大,当然这也包括佛教。中华民族文化的几次高峰时期,第一次是先秦诸子时代,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玄学时代,第三次是隋唐佛学时代,第四是宋明理学时代,第五是民国初期那一代,但是民国初期那一代的高潮时间比较短,然后被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这样那样的给干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一次思想革新运动没有真正的延续下来,被内忧外患、救亡图存这样重大的生死问题,国家民族的生死问题所干扰,所困惑,所以思想上的发展就陷入困境。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了,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但是因为冷战的原因,我们不能说毛老人家没有受到冷战的影响,面对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这两边我们怎么办?当时也没有邓小平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那个时候如果“摸着石头过河”可能会好一点。
  这一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应该善于思考,善于用心,关键是要善于学习。要学佛法,那么你真正地对中国佛教、对佛教史留意过没有?很多人学佛的人连佛教史都不看,你不看佛教史,那不成了“瞎子摸象”吗?如果看看中国佛教史,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它就象一个导游图一样,一个很亲切的地图册,你就可以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你喜欢什么风景,你就在那个地方多盘旋一下,多养一养,这个自然就会有收获的。我们都是汉人,文字上看汉传的典籍没有障碍,要看《丹珠尔》、《甘珠尔》,首先文字就把你障碍了,看不懂。我在高原上呆了那么多年,跟很多活佛喇嘛们一起吃喝拉撒睡,一共六年多,很多人以为我在藏传佛教也是有传承、有学养的,我也不跟他们说那么多,我说你们要学藏传佛教,有几个先决条件必须要解决,第一,要与雪山草原打成一片;第二,要与酥油毡粑打成一片;第三,要与藏语藏文打成一片。没有这三关,不过这三关,你别去谈学藏传佛教。如果花三年学藏语、再花三年学藏文,这六年的时间,大藏经的几部大经大论我可能都研究差不多了,都已经是汉族的大“格西” 了。何需去走那些弯路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啃几本书,在汉传佛教里面认真地盯住几部大经大论下手,这个就是无上灌顶,是自己给自己灌顶,自己买自己的原始股,并不是炒别人的股票,别的股票有涨有跌,自己的股票管他的,我自己把它炒红吧!
  问:冯老师您好,请教您现在所有年轻人都有这种需求,去认识生命、认识人生。佛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路径,有禅宗、净土宗等很多不同的门。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要去读佛教史、读经,要去打坐、看经典、努力工作劳动、行万里路、和周围人打成一片。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好的老师,能不能有一个共通的方法?或者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根器不同来选择,比如我喜欢禅宗就一门深入就好了,比如净土宗很好,但有人说你每天念三万佛号,我算了一下得四五小时,我就有点困惑。有很多路在佛法里,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要真正去走向这种正信、真正去探索这个路径的时候,有哪些您可以提个建议嘛?
  答:两个字,“缘份”。这些都是要看缘份的,很多话说不清道不尽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八万四千法门,哪个法门不殊胜?各有各的正确性。唐代的时候圭峰大师写了《禅源诸诠集都序》,宰相裴休为之写序,序里写到,“以承禀为户牖,各自开张;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盛唐的时候是这样,何况是现在?东方的、西方的、教内的、教外的,不管他了,这个看缘份,自己找善知识,另外要特别注意,自己就是自己的善知识,所以我还是推崇要看《六祖坛经》,从这里入手比较好。
  问:冯老师,您好,我想问《太玄经》和《元苞经》有什么不同?您学的是易理,还是易术,还是兼修?
  答:这两个经肯定是不同,一个是六条杠杠,一个是四条杠杠,语言表述的形式也不同。这些都很难以看的,《太玄经》里面有很多字现在都不认识,康熙字典里找不到出处,《元苞经》里也有很多字在康熙字典里找不到出处,这些暂不去管它。对于我来说,《易经》里面讲“理气象数”,我认为作为入门人来说,最好还是以“易理”为上,但是现在关心“易理”的人不多,喜欢“易术”的人不少,为什么呢?看相、算命、看风水比较容易发财。被请到哪一个地盘上望一望就是一个大红包,少则几千,多则上百万,这个大礼包可以砸死人。另外,“早知三天事,富贵几千年”,能够预测命运,那当然也是一番美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迷惑,都想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年、未来怎样怎样。搞“易术”的这些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容易把自己搞乱心了,也乱了他人的心,在不明“易理”的情况下去玩“易术”,就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怎么太好。另外易术也有不同的门派,也要看你玩得是什么门派?看你怎么去玩?玩术是从私利去玩,还是以公心去玩?我觉得,中国最好的术数就是中医。中国古代的工程学,中国古代的医学,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术数方面用心一下。像唐代的一行和尚,密宗大师,又是神秀下面的高徒,禅宗北宗的传承,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工匠,自己造浑天仪去测子午线,又是翻译家,又懂梵文,帮助金刚智翻译密典,又是密宗大师,三十多岁的人,集那这么多精采于一身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再看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不知道你们卖科学技术书的图片,有没有挂一行和尚的像?祖冲之呀、一行和尚呀、郭守敬呀、沈括呀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自然科学里面的骄傲,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骄傲人物,其中有一个是和尚,而且是一个年轻和尚,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功夫,我说这个也就是神通,我们现在这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没有这些本事?没有这些功夫?所以佛法里讲五明,其中有“工巧明”、“因明”、“医方明”,但是多数学佛的人哪去玩“工巧”,哪去玩“因明”呀?多数在那里稀里糊涂地玩神通,这个“最好玩”。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冯老师精彩的开示,谢谢大家的参与。

 
 
 
前五篇文章

佛法习定入门

略讲观修三宝功德及其意义(1)

略讲观修三宝功德及其意义(2)

佛法僧三宝为信仰的根本

论青年学佛运动的再开拓

 

后五篇文章

佛法僧三宝详解

出家制度引误解:学佛灭人类 出家享清闲

谈好人与学佛

学佛人与常人的善行 (外一篇)

学佛的态度和目的-释妙华法师


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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