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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花》的曲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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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北京的八分钟,好像听到的是“茉莉花”。今年北京奥运会颁奖时的音乐也是“茉莉花”。几次电视台外国人唱中国歌的场合,演唱的还是“茉莉花”。用时兴的说法,“茉莉花”好像成了一张中国的音乐名片。于是有关“茉莉花”的长长短短的文章不绝于报刊,或溯源到明代冯梦龙的《桂枝儿》,或追踪到《缀白裘》中的杂剧《花鼓》,或介绍《茉莉花》何时传入西欧,或追记此曲在哪些重要场合演奏过,或追怀几位江苏籍领导人如何钟情家乡的民歌,总之,都是这首民歌“挣脸”的事。而这支曲子的一段“倒霉史”却无人提及,或许是觉得此事早已过去无须再提,或许知道此事的人都垂垂老矣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大体都于此无闻了。

然而,这段故事还是不该使它湮没,因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思想史、艺术史的片段。

那是“文革”中间发生的,我还在上海。时间当在1969年二三月间。所谓“文化大革命”早已正名为“政治大革命”了。“夺权”、“武斗”、“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工宣队”、“军宣队”、“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革命造反派”兴高采烈,好像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真的就要诞生一样。报刊上都是全国人民满怀激情迎接“九大”的报道。其实,那并不是“全国人民”的节日,只不过中国的报刊一贯喜欢代“全国人民”立言。“全国人民”长,“全国人民”短,大家听惯了,随他说去。

为了表现“激情”,迎接“九大”的歌曲也喇叭里满街在放,其中有一首是部队两位作者写的,歌名忘记了,只记得歌词开头两句是“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是当时的老调,葵花呀,太阳呀,后面自然是满怀豪情迎“九大”之类的标语口号,虽然谈不到艺术性,却至少“政治上”挑不出毛病。这样听了一两个礼拜,“革命群众”也在组织学唱,不料忽然有江青的“旨意”传来。轮到我听到的时候,已经是该传达的传达的传达的传达了,所以原话不太了然,只知道“敬爱的江青同志”发现这首歌“很坏”。“坏在哪里”?据说是因为这首歌的曲调用了“黄色小调”。江青说,他们用黄色小调来唱我们的“九大”,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警惕。

我于音乐素来低能,听不出那首歌用了什么“黄色小调”。请教通音乐的朋友,说是有点《茉莉花》的味道。苏北小调《茉莉花》当然是唱男女情爱的,但也婉约含蓄,似乎同“黄色”搭不上边儿。但既然“江青同志”说是“黄色小调”,那就一定是了。于是,上海的报章上出现了“大批判”的文章,提醒大家注意“七个音符”里的“阶级斗争”。那首“长江滚滚向东方”在上海街头自然也就听不到了。《茉莉花》当然更不能唱。一切优美的音乐都被归之于“资产阶级”。倒是“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罢罢罢,罢他娘的官!”之类粗野的、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歌,传唱不休。“文化革命”革掉了什么文化,革出了什么文化,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这样“革文化的命”,在“文革”之前早已开始。我们年轻时喜欢唱的《外国民歌二百首》早已挨了批判,不敢再唱。就是我们觉得好听的“革命歌曲”也不时会遭受挞伐,弄得人们无所适从。1964年,我在上海郊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或“社教”)。那时,空政文工团刚演出了歌剧《江姐》,得到热烈的欢迎与赞扬。剧中江姐的一曲《红梅赞》,更因其曲调的优美和歌词的慷慨,备受欢迎。在农村的屋前田头女工作队员们也传唱不休。可是谁也不曾料到的是,没过多久,工作组长在会上传达了“上面”的指示,说《红梅赞》是“靡靡之音”,不要再唱了。谁的“指示”,没说;为什么是“靡靡之音”,没说,因此会后议论纷纷。于是,下一次会上又说:“不要唱,也不要再议论了。”我们这些读文科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非常敏感。1963年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接连不断,批鬼戏,批“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合二而一论”,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批《中间人物论》,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每一次批判,都有背景,都有“来头”,稍不谨慎,说话走板,就会带来麻烦。因此,领导说不要再唱,不许再说,也就只好闭嘴。

“文革”开始后,这样的事就更多了。贝多芬、斯特劳斯、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不去说他,就连同中国友好人士的作品也一样扣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不记得确切的年份了,反正是在《茉莉花》事件之后。那时,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住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热情周到的款待,被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在要离开中国的时候,多才多艺的西哈努克写了一首歌送给中国,词曲都很动情。记得歌词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啊,敬爱的中国呀,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后面还有称颂中国的语句:“你是一个大国,从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一律相待。”等等。在除了造反歌和语录歌几乎没有别的音乐的时期,西哈努克这支歌一下子在上海传唱开了,因为它的优美,也因为它的深情。但是,一切优美似乎都属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只能高呼万岁或打打杀杀。不久,当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就此事指责说:“有些人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分不清了。”我听到的当然又是传达的传达的传达,但是西哈努克的这首歌,在上海果然从此不见播放也听不到传唱了。这大概就是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了,连一首歌能不能唱,也要由上面钦定,只有他们(上头的江青和下头的徐景贤们)才把握着香花毒草的尺度。这也就难怪十年“文革”。中国的文艺,只剩下了八个所谓“样板”和语录歌、忠字舞了。

今天,人们称赞《茉莉花》,大概再料不到它曾同“黄色”连在一起。今天唱几首内容远不似西哈努克那样深情赞颂中国的外国歌曲,也不会担心分不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红梅赞》依旧唱响在舞台、依旧受到普遍的欢迎,当初下令不准传唱的人而今安在哉!时代毕竟在前进。对待文艺,尽管还有自认为有权判定作品生死的人,但民众已经不太理会他们的偏执,社会对于文艺的态度要宽松得多也宽容得多了。宽松和宽容,是文艺繁荣适当的土壤。从《茉莉花》的遭际看,彼一时,此一时,究竟哪个办法更符合艺术的规律和艺术的实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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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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