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也就是在近一两年，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从环境保护中跳出，与反恐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一道，成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政治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令世界关注，可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一句话做解释:“如果你的肝功能正常，你就会忘记你还有肝脏。”
　　地球的“肝脏”出了问题，这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其病症表现为暖冬酷暑、海平面升高、岛屿消失，兼之飓风、海啸肆虐、山火熊熊……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相信谁都可能读过那么一两条的。最新的气候研究报告说，当前的气候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灾难也许在未来50年或更短时间内就会暴发。
　　生态已经变坏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控制污染、修复生态系统也是全球共识，这似乎毋庸赘言。不过，治病是要花钱的，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要治好地球的生态病，成本可远比修核电站高多了。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在华盛顿看来，加入这个议定书，不仅要损失众多工作机会，还不知得拿出多少钱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不过，最近美国态度已有所改变，这是题外话了。
　　几年前，和两位美国朋友探讨绿色产品的使用这个话题，记得当时美国制造业推行的3R理念(减少原料、重新利用和物品回收)尚热。其中一位很明确地说，“我很赞成环保的观点，但如果不是强制要求使用绿色产品的话，我既不会去买环保汽车也不会去买环保冰箱什么的。”问他为什么，他干脆地说:“因为那意味着要多花很多钱。”
　　

环保的问题总是这样，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需要国家、民众同心协力。但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行动起来都是要见真金白银的。于国家而言，需要制订宏观的目标和标准，需要巨大的投入；对个人而言，需要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做或多或少的改变。这意味着，要么牺牲一些生活的舒适程度，要么在日常生活中为环境意识“埋单”。前者面临的问题是，尽管政府斥巨资用于此，但据专家的估算，对气候恶化的势头也只能停留在控制阶段，离修复还差得远哩。要花多少钱才能找到投入和回报的平衡点，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这恐怕就像精确预测股市上升和下跌的拐点一样困难。在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下，全球变暖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将在本世纪下半叶或许在未来100~200年后才凸显出来。如此漫长的延迟效应，使得破坏程度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的报告认为，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GDP。不过，这个结论因其选择的贴现率受到了普遍质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花多少钱、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笔算不清楚的大账。至于后者，简单地说，在现代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发生逆转的情形下，要平衡生活的质量和环保投入的程度，也是一个令人时常困惑的问题。
　　既然谈不上防患于未然，人类花大钱给地球治病，这是顺理成章、叫人赞成的事儿。感觉困惑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对生态问题及其治理的投入关注得太多，对环保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关注得则太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投入都应该是注重回报的，生态的投入如此巨大和广泛，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