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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浅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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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119~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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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明代尤其是明中期皇帝,多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还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表现出对藏传佛教的极度崇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有,藏传佛教宣扬“即身成佛”、重视仪式巫术、强调男女“双修”等。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加剧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明代中期以后的财政危机,消极影响很大。但是,它对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也有一定积极意义,而且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北京等内地的传播,加强了汉藏文化交流。
  【关 键 词】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原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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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他们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不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一定影响。对此,前辈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曾做过一些研究,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广度都显不足(注:关于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有日本学者龙池清《明代北京……喇嘛教团》(载日本《佛教研究》1941年第4卷第6号)、佐藤长《明廷的……佛教崇拜》(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二文。中国学者尚无专文,陈庆英《论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载《中国藏学》2000年第3期)、拙文《明代佛教政策述论》(《文史》2004年第3辑)等对之有所涉及。这些论著,主要采用《明实录》史料,而对北京等地的碑刻资料、藏文史料利用较少;主要考察明代皇帝在京师封授和供养藏僧的情况,而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其他表现则多未论述,对他们崇奉藏传佛教的原因、影响也缺少探讨。)。本文以《明实录》为基础,参考碑刻资料以及藏文史料等,试图较系统地论述明代皇帝崇奉藏传佛教的表现,分析其原因,探讨其影响。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明代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按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阶段来叙述。
  (一)洪武至宣德时期
  洪武至宣德年间,各朝皇帝多英明勤政。他们崇奉藏传佛教,但比较有节制。
  明朝从太祖开始,就在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针对当地政教合一的现实,“广行招谕”,“多封众建”,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扶持藏传佛教,建立朝贡贸易和茶马互市,设置卫所和驿站,确立了中央和藏区地方的领属关系,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不过,基于“多封众建”政策在藏区的封授是明朝治藏政策的重要方面,即明王朝通过在当地封授藏僧等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实现对藏区的统治和管理,其中寓含的皇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色彩还较少。
  《明史》称:“初,太祖招徕番僧,本藉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577页。) 按《明史》的记述,似乎明代皇帝至成祖才崇奉藏传佛教。当代著名的中国佛教学僧印顺法师也说,“明太祖逐元而还我河山,严禁秘密教之流行,中国佛教及社会,赖以清净,可谓真能护国护教者”(注:释印顺:《佛教史地考论》,正闻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实际上,明太祖也崇奉藏传佛教。史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十一月,太祖授先后来朝的印度僧班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均为全国最高僧官,“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注:《明太祖实录》卷九四,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一《授善世禅师诏》,明文书局1980年版。)。撒哈咱失里“习通五明经律论之学”,“复精修禅定”(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是一位印度高僧。我们知道,印度佛教自八九世纪以后主要是密教及其末流,后弘期的藏传佛教正是继承印度密教及融合西藏苯教而形成的,因此可以肯定撒哈咱失里是一位密教僧人。明太祖对他十分崇信,命于钟山创庵居之,每“驾幸钟山,必造师室,咨问法要”(注:释来复:《西天善世禅师班的达公塔铭有序》,第17页。)。和林在元代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所,明初为元朝残余势力屯聚的政治中心,和林国师朵儿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无疑是藏传佛教僧人。太祖授二人为全国最高僧官,统辖以汉传佛教、汉僧为主体的中国内地佛教,也反映了他对藏传佛教及密教的认可。南京鸡鸣山下有万人坑,明初建国子监其上。但据说其地阴魂不散,妖气出没,“人有触之者,则昏迷僵仆,甚至殒命亡躯”。太祖“思以神道治之”,“敕使迎取西番有道僧”,得惺吉坚藏等七僧,来结坛场,做法事七昼夜,“妖气始灭”。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日命光禄寺厚馈饮馔”(注:《金陵梵刹志》卷一七,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
  前引《明史》称,成祖对藏传佛教“兼崇其教”,在藏区封授了大批藏僧。但是,如前所述,这种封授政治色彩浓厚。而成祖召请藏僧来京、讨问法要、接受灌顶及任用藏僧举行法事等“崇其教”的真正表现,汉文史籍中记载很少,兹据藏文史料补之。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明太宗实录》作“哈立麻”)“道行卓异”,成祖为燕王时已知其名,即位后派人往征,希望他“来此中土,以弘扬世尊教法”(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001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噶玛巴应召到南京后,“日日为皇帝次第说法”,“又译经呈上”,并被“延请进宫,建立坛城,为皇帝授无量灌顶”(注: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第1001—1011页。转引自邓锐龄《〈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载《中国藏学》1992年第3期。)。他还受命在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明太祖、马皇后,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荐”刚去世的徐皇后(注:《明太宗实录》卷六四,永乐五年二月庚寅;《明太宗实录》卷六九,永乐五年七月癸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三月,成祖封噶玛巴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萨迦派故元帝师后裔贡噶扎西(《明太宗实录》作“昆泽思巴”)“有道术”,成祖也派人往征。永乐十一年二月,贡噶扎西应召到达南京,为成祖“讲授诸多佛法”,“传给吉祥喜金刚坛城深奥成熟灌顶、大黑天护法神加持等诸多深奥之法,使其如愿以偿”(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8页。)。五月,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领天下释教”(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其后,贡噶扎西又为成祖“传授灌顶和经咒加持、教诫、随许等诸多佛法”(注: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231—239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09页。)。成祖仰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先后两次召请。但宗喀巴因格鲁派初创,且身体不好,婉拒征召,由弟子释迦也失代替入朝。永乐十三年四月,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注:《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永乐十三年四月庚午。)。据说,释迦也失用医药和传授灌顶为成祖治好了重病(注:参阅杨贵明、马吉祥《藏传佛教高僧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为成祖所崇信。释迦也失归藏后,二十二年成祖再次召请,但没等他到达明朝新都北京,成祖已逝于亲征漠北途中。藏僧班丹扎释“早传秘密”,“芳誉四驰,达于朝野”,成祖征至,“馆留京寺,对扬称旨”(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9页。)。
  成祖迁都北京后,还在宫中设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厂中“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注: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番经”,就是藏传佛教经典,所谓“番经来自乌斯藏,即今喇嘛教,达摩目为旁支曲窦者也”(注:张居正:《番经厂记》,见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三九《皇城·番经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番经厂作为宫中的准藏传佛教寺院,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会(称“做好事”),届时“悬挂幡榜”,宦官们则打扮成藏僧模样,“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番经厂最初的教师,是出生于印度而又从学于僧智光的桑渴巴辣。他“教授内臣千余员,学习梵语真实名经诸品、梵音赞叹以及内外坛场”。“凡遇朝廷修设秘密斋筵”,桑渴巴辣等“或得掌坛,或辅弘宣”(注:释道深:《敕赐崇恩寺西天大剌麻桑渴巴辣实行碑》,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0页。)。新盖宫殿,成祖也令藏僧设坛作“庆赞”(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言,“宫殿新成”,令藏僧举行“庆赞”,“亦先朝永乐以来旧典”。)。此外,成祖还派人取来奈塘版藏文藏经甘珠尔加以翻刻,计一百零八函,这就是明代初刻“番本”大藏经(注:参阅《中国佛教》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
  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崇奉藏传佛教的记载较少,但也非无踪可寻。僧智光从学于印僧撒哈咱失里,“传天竺声明记论,遂受心印玄旨”(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76—78页。),是一位“博通显密的大师”(注:邓锐龄:《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仁宗即位后,加封为灌顶广善大国师(注:《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宣宗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释迦也失到京后,长期居留下来,被宣宗封为大慈法王(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一,宣德九年六月庚申。)。对僧智光,宣宗下令建大觉寺以居之,“并敕礼官度僧百余人为其徒”(注: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一《明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班丹扎释,加号净觉慈济大国师,“敕修大隆善寺师所居丈室,遂撤而一新之”(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藏僧绰巴扎释,“凡三藏显密玄言,莫不遍学精究,唯无上瑜伽□□秘密宗乘,尤得其旨”,宣宗征至,赐号妙济禅师,“恩遇甚优,馆于京师大隆善寺”(注:释圆净:《妙济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第63页。)。其时,京师有“番僧数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国师,曰国师,曰禅师,曰都纲,曰剌麻”。他们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禄寺支待,有日支酒馔一次、三次,又支廪饩者,有但支廪饩者”。宣宗去世后,驱遣京中藏僧,“减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继回还本处”。“其余未去者”,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五月,有关官员又提出,“慈恩、隆善、能仁、宝庆四寺番僧,当减去四百五十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正统元年五月丁丑。)。二者相加,达一千一百四十一人,而这尚非全部。显然,宣宗在京师封授、供养如此多的藏僧,决不是让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以其诵经念咒、举办法事等,以满足宣宗崇奉藏传佛教的需要。可见,至宣宗,渐开明代皇帝过度崇奉藏传佛教之门。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正统至正德时期,诸帝多平庸佞佛,且生活腐化,崇奉藏传佛教日甚。
  第一,在京师大量封授、供养藏僧,皈依崇信藏僧。
  英宗即位初,对京师藏僧“多遣斥”,但“其后加封号者亦不少”(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如,僧智光、班丹扎释、哑蒙葛等先后加封为西天佛子(注:杨荣:《圆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光范衍教灌顶广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塔铭》,第76—78页;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明英宗实录》卷五五,正统四年五月己巳。)。至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五月,大慈恩等寺分住国师、禅师、喇嘛等计三百四十四人(注:《明英宗实录》卷七九,正统六年五月甲寅。)。当时,藏僧“逐日光禄寺酒肉供给,所费颇繁”(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英宗尊崇国寺杨禅师为“上师”,其“仪从同于王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子。)。“上师”,即喇嘛的意译,为藏传佛教对所谓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轨范者的尊称。可见,英宗遵从藏传佛教的四皈依说,为自己确立了宗教导师。
  景帝封居京藏僧为法王。本来,法王作为藏僧最高名号,都封给藏传佛教领袖或重要人物,使其在藏区化导弭患。但景帝给自己崇信的居京藏僧也封以法王。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十月,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二二,景泰三年十月壬子。)。七年七月,又封沙加为大善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此外,他还封授一大批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国师、禅师,有些藏僧被加上讲经、觉义等僧录司官职。这些藏僧初沿正统旧例供养,寻因官员疏谏,“止给食米柴薪,暂止酒肉供亿”(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己未。)。但不久,景帝又“命光禄寺照旧日支国师、禅师、僧官、剌麻五百八人下程酒肉等件,国师加倍”(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七,景泰二年八月甲申。)。景帝皈依藏僧道坚。道坚,“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注:沉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天顺初元盛德》,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这里的“西域”,实际是当时对藏区的误称,《明史》记载藏区史事均列于《西域传》。)。后除僧录司右阐教,住持隆福寺。
  英宗复辟后,“务反景帝之政”,“降法王为大国师,大国师为国师”(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五,天顺元年二月癸卯。)。但他仍崇奉藏传佛教,并没有将藏僧遣回,而是复加征召、封授。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八月,他“命大能仁寺左觉义乃耶室哩为灌顶国师,赐诰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一,天顺元年八月戊申。)。六年十二月,英宗“召净觉慈济大国师锁南领占至京师,馆之大隆善寺”(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寅。)。英宗“恩泽”甚至及于已经故去的藏僧。天顺四年二月,追封僧智光为大通法王(注:《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二,天顺四年二月庚申。)。六年六月,追封僧端竹领占为西天佛子(注:《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一,天顺六年六月戊寅。)。僧道坚为景帝所皈依,英宗复辟后谪戍辽东。天顺元年九月,英宗又将其“召还,复其职”(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九月乙丑。),崇信如故。
  宪宗对佛教、道教“俱极崇信”(注:沉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七《僧道异恩》,中华书局1959年版。)。他极度崇奉藏传佛教,仅法王就封了十三位(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载日本《鹰陵史学》1982年第8号)一文尽列各朝在京中封授的法王,其中成化年间十一位,遗漏了札实藏卜、舍剌星吉。):1.札巴坚参,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十二月有法王名号,次年四月封为大悟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四九、五三,成化三年十二月辛丑、四年四月庚戌。);2.札实巴,成化四年九月“加以法王名号”,九年七月有衔大应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一一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九年七月癸巳。);3.领占竹,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封为大济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成化十七年十二月壬戌。);4.札实藏卜,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5.札实坚剉,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6.乳奴班丹,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7.锁南坚参,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8.结斡领占,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按,明宪宗同时封札实藏卜、札实坚剉、乳奴班丹、锁南坚参、结斡领占五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八,成化二十年十一月丙戌。),《帝京景物略》称其为大兴法王(注: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9.舍剌星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0.著癿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11.朵儿只巴,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封为法王(注:按,宪宗同时封舍剌星吉、著癿领占、朵儿只巴三人为法王,见《明宪宗实录》卷二八三,成化二十二年十月庚辰。);12.端竹领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追封为大敏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万历《临洮府志》卷二一《喘(端)竹领占》。);13.卜剌加,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封为法王(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成化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至于西天佛子、国师、禅师、喇嘛以及僧录司官等,往往一次封授数人至数十人。据统计,成化年间,京城大慈恩等寺共有法王、佛子、国师等四百三十七人,喇嘛七百八十九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法王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服食器用僭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
  孝宗即位初,因群臣力请,下令藏僧皆降职、驱遣,京师仅留大慈恩等寺住持者五人,随住者十人(注:《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但是,孝宗也崇奉藏传佛教。一些藏僧,如锁南坚参等迁延不去,孝宗许“留居京师大能仁寺”(注:《明孝宗实录》卷二二,弘治二年正月丙寅。)。投孝宗之好,藏僧“多潜住京师,转相招引”。言官论劾,孝宗才下令,“番僧留一百八十二人,余悉遣之”(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八,弘治四年二月丁巳。)。不仅如此,孝宗也对在京藏僧复加封授。如,他先后升藏僧札巴坚参、释迦哑而塔等为西天佛子(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一五一、一八二,弘治九年正月壬午、十二年六月丙辰、十四年十二月丁巳。)。孝宗的“恩泽”也及于去世的藏僧。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十一月,藏僧乳奴班丹死,赠为法王(注:《明孝宗实录》卷六九,弘治五年十一月甲申。)。十四年十月,一西天佛子去世,追封为大智法王(注:李纶:《敕赐西域寺重修碑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08页。按,该僧之名,因原碑文磨泐,难以分辨,追封之事亦未见实录记载。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九六收录该碑文节略,亦无僧名。需要说明的是,景帝时,曾封班丹扎释为大智法王(详见前文)。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介绍西域寺时,即以该僧为班丹扎释。而据陈楠《大智法王考》(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班丹扎释生于洪武十年。仅从年寿判断,弘治十四年去世而被追封为大智法王者似乎不可能是班丹扎释。另,弘治年间封授的两位法王,[日]佐藤长的文章均未提及。)。孝宗尤其崇信藏僧领占竹。领占竹,成化年间封为大济法王,孝宗即位初“降为国师,斥令远去”(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但弘治六年九月又下令行取,“来居大慈恩寺”(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己亥。)。由于官员们反对,孝宗改令其“自备脚力来京”(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弘治六年九月癸卯。)。但官员们仍“论列不已”,孝宗只好“罢行取之命”(注:《明孝宗实录》卷八一,弘治六年十月辛未。)。然十五年四月,孝宗再次下令行取(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六,弘治十五年四月丁卯。)。
  武宗在明代皇帝中是最崇奉藏传佛教的。即位初,官员疏请“屏逐法王、番僧”,武宗“不听”(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卯。)。其后,他自封为大庆法王外,还先后封授了八位法王(注:[日]佐藤长:《明廷……教崇拜》一文罗列正德年间封授的法王共七位,遗漏了领占班丹,且未引用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无法标出诸法王名号。):1.著肖藏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八月升为法王(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亥。)。正德七年十月刻《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觉法王(注: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三册,第179页。);2.那卜坚参,五年四月升为法王;3.札巴藏播,五年四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那卜坚参、札巴藏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戊戌。);4.乳奴领占,五年六月升为法王;5.舍剌札,五年六月升为法王(注:武宗同时封乳奴领占、舍剌札为法王,见《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悟法王;6.领占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庆法王;7.绰吉我些儿,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德法王(注:亦见于《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8.星吉班丹,封授法王时间不详。《护国寺僧众职名碑》称为大善法王。其余封授佛子、灌顶国师等名号者还有很多。武宗特别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先是,黑帽系编造神话说,武宗为其第七世活佛却扎嘉措的转生(详见后文)。藏僧又宣传说,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能知三生”,引得武宗心动。十年十一月,武宗派太监刘允打着“往乌思藏赍送番供等物”旗号,“以十年为期”,“乘传往迎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按,《明武宗实录》及《明史》记载该藏僧为“西域胡僧”,“土人谓之活佛”,未言其名。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该僧即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大宝法王弥觉多吉。)。据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弥觉多吉与刘允相见后,表示“于今我前去之兆象不吉”,希望稍后几年入朝。刘允强请,弥觉多吉遂藏匿不出(注:参阅[日]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载日本《东洋史研究》1962年第21卷第3号。)。刘允部下乃与藏人发生冲突,死伤大半,刘允逃回成都,时武宗已经去世。
  第二,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迷恋藏传佛教中“秘密教”即房中术。
  宫中番经厂等地频繁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正统至天顺年间,番经厂法事掌坛和教习者是智光的徒弟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正统年间,“命启秘密各色坛场”,多由禅牒室哩“掌坛”,“约千余坛”。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禅牒室哩受命“教中贵百余西天坛场,与受灌顶诸戒”(注:释道深:《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99页。)。三曼答室哩于正统初年“督启各色坛场,念诵真乘”。天顺二年,三曼答室哩又受命“于内府番经厂,管教中贵百余员,习授西天各佛坛场好事”(注:释道深:《大明诰封圆修慈济禅师塔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二册,第142页。)。宪宗即位初,就召请藏僧“入内诵经,至晚乃出”(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主上崇异教》。)。其后,札巴坚参、札实巴等“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孝宗时,宫中藏传佛教法事一直没有停息,“西天厂诵经供应太侈,费财害民”(注:《明孝宗实录》卷四六,弘治三年十二月壬戌。)。新盖清宁宫成,孝宗“命大能仁等寺灌顶国师那卜坚参等设坛,作庆赞事三日”(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孝宗去世,武宗令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各率其徒,假以祓除、荐扬,数入干清宫几筵前”,“滥设斋醮”(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番经厂破损,武宗“给修盖经厂工价银四千两,与司礼监自行修造”(注:《明武宗实录》卷五三,正德四年八月癸酉。)。
  在京中各寺,诸帝也令藏僧频繁举办法事。前述禅牒室哩、三曼答室哩“掌坛”、“督启”的各色坛场,可能有很大部分是在宫外各寺举办的。景泰年间,“在京各寺、观,既有斋粮以饭僧,复有灯油以供佛。一月之间,修斋几度,旬日之内,设醮数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乙丑。)。景帝“逐日修斋设醮,轻用钱帛”(注:《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八,景泰五年十二月乙巳。)。孝宗时,“启建禳荣斋醮,动经旬月,所费不赀”(注:《明孝宗实录》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癸酉。)。
  宪宗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札巴坚参、札实巴、领占竹等“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他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沉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札巴坚参》。)。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中。
  第三,为藏僧建寺造塔,违制给赐印章、土地、佃户等。
  明代中期以后,虽然国家财政危机日甚,但诸帝仍不断地为崇信藏僧建寺造塔。成化前期,“京师连年创建寺宇不绝,报国寺之工甫毕,崇国寺(即大隆善寺)之役又兴,所费动数十万计”(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九,成化七年十二月庚寅。)。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二月,宪宗又命襄城侯李瑾“统军夫万人修大慈恩寺”(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甲戌。)。成化二十一年建兴教寺,“以居大兴法王结斡领占”(注:《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域双林寺》。)。遇崇信的藏僧死亡,宪宗多为造塔。如,灌顶大国师锁南领占死,宪宗“命工部建塔葬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甲辰。)。大应法王札实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例葬之”。为了造塔,宪宗“命拨官军四千供役”(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二六,成化十年三月庚子。)。孝宗时,当崇信的藏僧死,常赐葬费。如,西天佛子著癿领占死,赐葬(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灌顶国师班丹远丹死,“命如著癿领占赐葬例,减半给予工价”(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二,弘治十四年十二月丁未。)。武宗为藏僧修建寺院,如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十一月,大慈恩寺法王“乞修造僧房,许之”(注:《明武宗实录》卷九四,正德七年十一月戊戌。);次年四月,大慈恩寺藏僧乳奴领占“奏修本寺方丈”,武宗“命工部会年例、物料修理,兵部拨官军三千人,锦衣卫军士三百人赴役”(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己酉。)。造塔、营葬如灌顶大国师也舍窝死,“命工部造塔葬之”,“且令遂著为例”(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八年十月丁酉。);大善法王星吉班丹死,“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五,正德十年五月辛亥。)。
  在京藏僧无地土可辖、政务可理,按制无印章。但诸帝往往违制给赐。至成化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等奏准,“番僧受职,不系本土管事者,不与印信”(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一五五,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十二年七月癸亥。)。但十四年六月,大慈恩寺禅师喃渴领占等乞给银印。礼部“未敢擅拟”,然“有旨与之”(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九,成化十四年六月丁未。)。其后,“法王、佛子、大国师例给金印”(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此外,宪宗、武宗还曾违制给藏僧赏赐地土、佃户等。成化四年正月,藏僧札实巴“奏乞以宛平县民十户为佃户,并静海县树深庄地一段为常住田”。宪宗“诏许之,不为例”(注:《明宪宗实录》卷五○,成化四年正月庚寅。)。只是后来由于官员们的反对,以及札实巴所乞土地“皆民间地”,宪宗才下令“追回”(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正德五年六月,武宗自命为“大庆法王”。藏僧乘机邀利,“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礼部尚书傅圭执奏,“诏勿问,田亦竟止”(注:《明史》卷一八四《傅圭传》。)。护国保安寺原有佃户四户,“以供洒扫”。正德八年四月,武宗命宛平、大兴二县再拨佃户二十户(注:《明武宗实录》卷九九,正德八年四月癸亥。)。
  第四,大量开度藏僧行童,纵容内地汉人习学藏传佛教。
  由于朝廷厚待藏僧,不少藏人相随来京,为行童居于各寺。而一些内地汉人,或因信奉藏传佛教,或因羡慕藏僧荣宠,或见为藏僧“可以躲避差徭”,也纷纷投入京中各寺,“从学番教”(注:黄训:《名臣经济录》卷四○,余子俊《灾异陈言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初度僧,皆针对汉传佛教行童。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四月度僧,规定“行童令背《法华》等经并诸品经咒”,“番僧审通场坛十个”,“方许申送礼部,覆试中式,然后具奏请给(度牒)”(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七七,正统十四年四月甲戌。)。可见,当时内地度僧考试中已有了藏僧行童(注:何孝荣:《论明代的度僧》,《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成化初年,京师的藏僧行童,尤其是内地汉人为藏僧行童者大量增加。二年(公元1466年)度僧,其中开度藏僧行童达到三千四百名(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剌麻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上命礼部遣官督僧录司,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成化四年九月,因京师藏僧过多,“其间有中国之人习为番教,以图宠贵”(注:《明宪宗实录》卷五八,成化四年九月己巳。)。当礼部准备“清理番僧及中国人冒充者”时,法王札巴坚参“引永乐年间事例陈请”。于是宪宗改令,“中国人先习番经、有度牒者已之,无度牒者清出,今后中国人不许习番教”(注:《明宪宗实录》卷五九,成化四年十月庚戌。)。宪宗的姑息纵容,使更多的内地汉人投入藏僧队伍。二十一年正月,礼部尚书周洪谟等又提出,京师藏僧千余,“其间又多中国人冒滥为之”。但宪宗仍拒绝清理,只是下令“今后汉人冒为之者,必罪不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由于宪宗一再姑息纵容,礼部也对此习以为常。此年十二月,国师札思巴宗奈“奏乞度番僧”。礼部“欲遵成化二年例,以三千四百名数度之”。宪宗却命“验其果系番人者给度,毋容冒滥”(注:《明宪宗实录》卷二七三,成化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卯。)。
  武宗“习番教,欲广度习其教者”(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月,他“准给番僧度牒三万,汉僧、道士各五千”。当时,“所司度不可诤,因如数摹印。然竟贮于文华殿,而实未尝用也”(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八,正德五年十月庚寅。)。正德八年十一月, 武宗再次下令“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但“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于是武宗赐其度牒三千,“听自收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
  第五,武宗亲自习学藏传佛教,建寺禁中,身着僧衣,与藏僧诵经演法,甚至自封为大庆法王。
  武宗对藏传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史称,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以后,武宗“颇习番教”(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到正德五年六月,他“佛经、梵语无不通晓”(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壬亥。)。
  为了与藏僧一起诵经演法,正德五年,武宗在西华门内豹房创立“护国禅寺”,“延住番僧,日与亲处”(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群聚诵经,日与之狎昵”(注:《明武宗实录》卷二四,正德二年三月癸亥。)。武宗迷恋的实际也是“秘密教”即房中术,所谓“西僧行秘密(教)者,夤缘而进居其中”。而武宗的打扮及日常生活,据《实录》记载:“上诵习番经,崇尚其教,常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时宫人“有愿祝发为尼者”,武宗“作剃度师,亲为说法,置番经厂中”(注:毛奇龄:《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页。)。可见,武宗活脱脱是一位藏传佛教僧人的打扮和做派!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大宝法王却扎嘉措曾说,“于我后来之转生时,噶玛巴一派因教法之大义无所成就,将分两派”。武宗即位之年,正是却扎嘉措去世、第八世活佛弥觉多吉出生之年,黑帽系遂编造神话说,“天子正德皇帝与御身之化现同时,即尊者第八代(弥觉多吉)之诞生,与天子之登狮子座同时。此天子遂冠黑帽云:‘朕乃噶玛巴(活佛)也。’”(注:转引自佐藤长《明代八大教王》(上)。)当时,藏僧频繁往来于西藏及京师间,因此武宗应知悉黑帽系编造的他是该派转生活佛的神话。于是,正德五年六月,他自封为大庆法王,以藏传佛教领袖自居,并令有司铸金印,“定为天字一号云”(注:《明武宗实录》卷六四,正德五年六月庚子。)。
  明武宗如此崇奉藏传佛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绝无仅有。
  (三)嘉靖至崇祯时期
  明朝后期,诸帝仍多崇奉藏传佛教,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
  鉴于武宗崇佛之弊,世宗即位后,查革、驱遣京中藏僧,“法王以下悉被斥”。世宗尤重道教,“益黜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注:《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嘉靖初,世宗一度在宫中任使藏僧做法事,“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但在被群臣批评后,世宗“将内(汉、番、道)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注:《明世宗实录》卷七八,嘉靖六年七月己巳。)。世宗在位四十余年,总的来说是禁绝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为明代皇帝中的特例(注:何孝荣:《论明世宗禁佛》,载《明史研究》第7辑,黄山书社2001年版。)。
  穆宗以后,诸帝又多崇奉藏传佛教。不过,或许是吸取前朝极度崇奉藏传佛教的教训,或许是国事日非、财政日绌,他们很少再大量征召、封授藏僧,以及在京中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事等,而只是经常在宫中举行藏传佛教法事。番、汉二经厂“年久颓圮”,穆宗“命重修”(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七《京师敕建寺》。)。番经厂有韩长老,神宗“极所信礼,称长老而不名”(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遇皇帝生日、元旦等节日,各帝令于番经厂、隆德殿或英华殿“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跳三四个时辰方毕”(注:《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崇祯前期,思宗有意于皈依天主教,拆毁宫中的佛、道神像。但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皇五子病死后,思宗恢复崇奉佛教,令人把以前搬出的佛像搬回,并大作法事。《崇祯宫词》咏曰:“鸣螺叠鼓觉凄凌,今岁盂兰法事增。不是云笼星斗暗,移来金海作河灯”。其注曰:“番经厂内官习西方梵呗,中元节例作法事,放河灯于玉河桥”,“是年(指崇祯十三年),法筵倍盛于旧”(注:王誉昌:《崇祯宫词》,载《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综上所述,明代皇帝除个别人以外,多崇奉藏传佛教。尤其是明代中期诸帝,大量封授和供养藏僧,频繁举办藏传佛教法会,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崇奉藏传佛教尤甚。时人所谓“皇明启运,列圣相承,尊奖像教,尤重密乘”(注:佚名:《西天佛子大国师班丹扎释寿像记》,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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