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禅史与禅法的分别
　　许志明
　　前 面 的 话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内，看到一本“春秋”杂志，这本杂志是名政论家丁中江先生及名专栏作家阮文达先生、丁燕石先生三人创办的。在台湾的杂志界，具有相当高的水准，也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其第十六期上有朱济先生撰的一篇“谈一贯道的虚虚实实”的文章。好奇心驱使，读了一这。读该文之先，本只打算了解一下“一贯道的虚虚宝实”，因为我没有读到过有关一贯道的文字，只听说“一贯道”目前发展迅速。由原来的地下传教，而至今日公开活动，并在如此大杂志上报导，故有一读该文的街动。
　　看过该文以后，觉得文中所说：“……由居士继承了禅宗这一派的道统，这也就是今日一贯道一脉相传的道统，这个道统既传给居士，照一贯道人士的说法，这就叫做：“释终儒起”。”这与所知禅宗史的记载不同，这种说法不无混淆视听之感；且朱先生文中强调“一贯道”将以“摊位众多的百货公司，压倒（佛家）专卖店……”、“使传统的佛教庙宇无人进去。”这些的论说，对佛教不无贬损之处。
　　我既然是个受了菩萨戒的佛弟子，当佛教被如此不合史实的眨损，岂有视而不见之理，故也写了一篇“谈禅宗的“道统”继承”一文试投“春秋”杂志，以为说明禅宗血脉传承的历史事实，同时也用二千年来，佛教在中国曾遭遇过数次的教难，佛教寺庙仍然“有人进去”，“一贯道”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使佛教寺庙门堪罗雀，历史可以信任。因为佛教是经得起考验的正信宗教。
　　“春秋”杂志收到拙文后，其编者先生即影印一份交朱济先生阅览，朱先生看过拙文后，又写了“再谈一贯道的虚虚宝实”一文，与拙文一同在“春秋”十八期刊出。朱先生因不能用史料来作为论证，对拙文所提出的历史证据无法推翻。他一方面采取对历史证据的怀疑态度，而同时又用禅法上的“无念、无住、无相”来否定历史证据。用这种方法来讨论问题，是不堪识者一驳的。
　　所以，我又写了“谈禅史与禅法的分别”一文送“春秋”。“春秋”杂志收到拙文之后，创办人之一的丁燕石先生来了一封限时信，很慷慨地要长期赠送“春秋”一份给我，而且对我赞誉备至，读了丁先生信以俊，心内既感激又温暖，可是“春秋”十九期并未将拙文登出。
　　“春秋”二十期寄来后，上面又无拙文，但有名作家“高阳”先生写的一篇“剖析一贯道的脉络”大作，“高阳”先生是清史学家，他依据清代史料，说明清代是如何派兵围剿“一贯道”，认为“一贯道”至“光绪年间演变为义和拳。……”他用清史来否定朱济先生的一切说法。
　　“春秋”的编辑先生可能也将二尚阳”先生大作影印给朱济先生看了，朱先生又以同样的方法，写了一篇“先理脉络再作解剖”的文章，与二南阳”先生文章同期刊出。
　　“春秋”二十一期收到后，拙文又没列出，却有“一贯道”的“作家”苏呜束先生写的一篇“一贯道中人谈一贯道”，苏先生在文中对我刊在“春秋”十八期“谈禅宗的“道统”继承”一文，大加挞伐，并语多粗话。于是，我又根据史料写了一篇““道”、“统；”不可扭曲”的文章，送“春秋”以为辩正。
　　“春秋”二十二期收到了，上面也没有拙文的列出，我觉得该二文可能不采用了，所以写了一封信给丁燕石先生，如“春秋”不再列出拙文，则请掷回以留纪念。丁先生接到我的信以后，立刻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本刊编委会在讨论编辑内容时，以一贯道问题已连续讨论多期，甚多读者亦投函以为应暂停讨论。故决定将此一问题暂予搁置……”等语，并将我写的一一稿退了回来。
　　接到退稿以后，原已“束之高阁”，但过了几天，又想到这二篇文章是为护法而写，也是为真理而写，若不列出，岂不是护法不力，真理也不明了吗?几经考虑，认为该二文仍有另投的必要。
　　国内的报章很少报导“一贯道”的消息，其他杂志有没有如“春秋”一样讨论过“一贯道”，因我不大喜欢看市面杂志，故所知有限，不敢贸然投稿。于是，想起我是“内明”长期作者，“内明”或者会接受，经先函沈九戍大居士要求，经征得其同意，愿在四家堂列出，内心既高兴又感激。
　　因恐“内明”读者们不明了事情原委、经过，特将此二文之因缘予以说明，请“内明”读者大德们多多指教。
　　看了“春秋；”十六期朱济先生的大作“一贯道的虚虚实实”俊，因对其中“一贯道原出禅宗一脉，……由居士继承了禅宗这一脉的道统。”觉得有点与史实不符，故写了“谈禅宗的“道统”继承”一文，试投“春秋”。春秋编者先生乃影印一份送与朱济先生，朱先生看了拙文，乃又写“再谈一贯道的虚虚宝实”，与拙文同刊在“春秋”十八期。
　　朱先生在“再谈……”文中说：“从其大文（指拙前文）中更证明许先生是认真读书的读书人。”我看了这句话，真是自觉惭赧不已，我不但不是“认真读书的读书人”，甚至也不是“读书人”，我是一个不折不扣为五斗米而沂腰的人。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绶而去，安贫乐道，诗酒自娱。我却没有他那份洒脱，每日得兢兢业业，沂腰不已。这，已足证明我不是“认真读书的读书人”。只是在公余之暇，看看书而已。朱先生在“春秋”的第一篇大作，就是在公家订的“春秋”上看到的（现在不订了，心内怅怅然）。所以，这句过誉之词，实不敢当，但蒙错爱，衷心谢谢。
　　为了与朱先生再一次讨论（非辩论，请勿误会）有关禅史与禅法的分别，同时也讨论有关史料的处理问题，所以冒昧地再写此文，我想：应该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愿编者先生不要投之垃圾桶。
　　禅宗的研究方法
　　研究禅宗的人很多，其研究的方法，大别可以分为二途，一是研究禅史；二是研究禅法（学）。我前文的标题是“谈禅宗的“道统”继承”，由这个题目，不难了解是属于研究禅史的范畴。因其是研究禅史，所以对禅法的中心思想问题不谈。
　　既然不谈禅法的中心思想问题，为什么又用“道统”一词呢？那是由朱先生大作中“移植”而来，这是为了使读者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因为“春秋”的读者不都是懂得禅的人，如朱先生用“道统”，本人却用“法统”、“法脉”、“血脉”等禅宗惯用的历史名词，就会使读者产生迷惑之感。
　　朱先生在“再”文中，用禅宗的无念、无相、无住等来否定禅史，认为执着于禅史的史料而不谈禅“道”即是“缚”，这在方法上，就有点出入了。
　　谈史须执著史料
　　谈史必须执著史料，以为立论的基础，这是任何研究史学的人所肯定的方法。除了执着现存的史料以外，还得到处搜集史料。地面上的史料搜集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时候，就到地面下去找。所以才有考古之学的产生。
　　若谈历史而扬弃史料为依凭，而用传说、臆测、想像、理论来写，那末，所写出的历史，无论作者梳理得如何有条不紊，那也只能作为野吏、小说看，没有历史价值，譬如“西游记”，写得那么生动、活泼，可读性那么高，但它终不能取代“大唐西域记”的历史地位。“大唐西域记”的文字是那么艰涩，但它在中国佛教史甚至中国史上，却有着不可替代、不可漠视的历史价值。如果要研究玄奘大师前往印度取经的历史，不执着于“大唐西域记”，而用玄奘大师所译的“大乘唯识论”去研究，那就文不对题了。因为“大乘唯识论”是思想问题。所以，朱先生说：“这样，我们就用不着循渐悟、依顿悟去作抽象思想中的思………只须凭籍我们对历史的知识，就可以来讨论有关禅宗道统的继承问题了。”这，一点也不错，研究“禅宗道统继承问题”，是属禅史问题，要“凭籍历史知识”，依据禅宗史料处理。是不能用“抽象思想中的思”作禅史处理的基础的。因为禅宗“抽象思想中的恩”是不可以形诸文字的，它只是一个“空”的“佛性”。要达到这“空”的“佛性”，方法却有八万四千。方法则可以作为史料，如拙前文引用北宗神秀的“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是渐修法，这渐修法由其弟子普寂“继承”了下来。而南宗神会却用“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这是顿悟法，这由达摩一直传至六祖而由神会“继承”下来，都可作史料处理。
　　一贯道如果肯定自己“继承”了“禅宗这一脉的道统”，当然要从史料方面的法（经）、衣、钵及教法上下功夫，去寻自已的“根”，就如同一般人凭藉族谱或父母遗下的信物去追认血亲关系一样，这是不能错乱的。
　　中国是一个崇尚儒家宗祧伦理观念的民族，禅宗中国化后，完全吸取了儒家宗跳伦理观念。在这方面，他们是很认真的，只要对禅宗暑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这一点。
　　禅法的中心思想与禅史是对立的，虽然如此，在禅籍中，禅史与禅法却同时存在着。如二八祖坛经”的“行由品”就是禅史部份，其他论禅（法）的各品中，仍夹杂了史料。所以，谈禅史只能取其中的史料来谈，不能取禅法来谈。如果用禅法的无念、无相、无住来谈，不但禅史要舍，即是任何事物都得舍，舍得干干净净，才能见到佛性。如此一来，禅史就不存在了，还能谈个甚么?
　　胡适与铃木大拙的立墙有异
　　拙在前文中引用了胡适先生的一段史料做参考?朱先生认为：“胡适的考证，当然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但日本禅学权威铃木大拙，又指出胡适一大堆错误，我们究竟该信谁呢?”这就是对待禅史奥禅法的认知问题了。
　　铃木大拙先生因其是“禅学权威”，所以他有丰富的禅学知识和浓厚的宗教情感，他对禅史的看法，重在思想的连贯。而胡适先生，无宗教信仰，不受宗教感情的约束，他只是一位史学家，所以他对禅史的看法，重在史料的考据和考证。由这，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选择“信”的目标了。如果想了解禅学，应重铃木大拙，如果想了解禅史，则应重胡适，这方法应不太困难。
　　因铃木大拙与胡适立场的不同，对史料处理的角度当然也有所不同，——（这里不能深述），因此，不能因铃木大拙指出胡适“一大堆错误”，就认为胡迈真的错了。研究禅史，是要依史料来处理的，“禅宗道（法）统”的“继承”更应依史料，这是无须怀疑的。时至今日，仍有些禅者以一本禅法为传承的信物哩!他们的弟子都是有辈份的啊!
　　这种以信物为传承法脉（血脉）的方法，来自于初祖菩提达摩，达摩在生时所说的禅法，其弟子昙林集之成书，其书名就叫“达摩血脉论”。由此可证，禅宗是如何地重视传承的信物以确定其“血脉”了?
　　因为有信物为据，神会和尚才敢于单枪匹马到北方去抢法统。否则，神会凭什么与普寂相争呢?普寂是当朝的国师，北方是他的势力范围；。以他国师的地位，不但有擅斥出家人之权，甚至有生杀大权。神会和尚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如此猖狂，为什么普寂不发一语呢?它不是怕神会和尚的“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的教法，因为六祖惠能虽倡顿悟，但也不排除渐修，普寂只要用惠能的渐修语录就可以将神会击倒。普寂之所以不发三目，是他手中没有袈裟的信物。而神会却以“袈裟”现在曹溪为武器，使普寂屈服。由此，也可见信物在禅宗道（法）统继承过程中，是多么的重要。
　　我想再举一个禅宗的历史故事，来帮助我们对禅史史料的认知而有所选择：在禅宗史上，有两个“神会”和尚。一个当然是六祖惠能弟子并为他争法统的东京荷泽寺的神会。另一个是成都净众寺无相禅师门下的“神会”。那个成都净家寺的“神会”和尚，收了一位在禅宗史上顶顶大名的宗密圭峰禅师为弟子，自从南宗东京荷泽寺的“神会”和尚被敕为南宗第七祖以后，南宗的势力大增，许多禅者攀龙附凤地说白已是南宗的血脉。宗密也不例外。他竟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抛弃了成都净象寺的师父“神会”和尚，而认东京荷泽寺的“神会”和尚为师父，而传南宗禅法。这个故事如以禅法的思想继承来处理，说宗密是东京荷泽寺的“神会”和尚的儿孙，是可以的。但依禅宗严格的法统血脉传承的方法来处理，那宗密根本就不能算是南宗血脉了。这就是禅学家与禅史家的立场不同，以致观点也不同的地方。依禅宗的惯例，他们处理血脉的传承，是采取从严的方法，否则，不就天下大乱了吗?
　　一贯道人士的“传说”应存疑
　　说明了禅史史料对道（法）统继承的重要性以俊，再来看一贯道人士的“传说”是否可以信赖。朱先生在文内说：
　　“一贯道的人士，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前代祖
　　师，并未自六祖手中承受过那件袈裟，他们的七祖白农居士
　　白玉蟾，只在六祖惠能圆寂前，受到另一件信物——钵。
　　……与白玉蟾同时领受这个钵的，另外还有一位俗枣弟子号
　　“道一居士”的马端阳，大概因此机缘，被一贯道的后学并
　　尊为七祖，所以一贯道的教史中，有两位七祖。
　　另一说是：在六祖圆寂前；应俗家弟子们恭请，最后一
　　次回到昔日与猎人共处的故居，再为他们说了一次法，临走
　　不发一语，留钵而去。此后，这个“圣钵”，自然成为一贯
　　道的信体，据说早期的一贯道，在每个私人佛堂中，都供有
　　一个铁钵，为什么要使此铁钵，年代愈久，传说愈多，也就
　　愈加神秘了。”
　　由这段文字看来，一贯道人士对自己的“七祖”有几位，都不能确定，这些位“七祖”如何自六祖惠能处传承那个铁钵，也语焉不详。这种“传说”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朱先生既然看过“六祖坛经”，并且在“坛经”中摘录了一些经文以为立论的依据，那末，我也由“坛经”中录几段经文，来证明六祖惠能是否真真的将铁钵传给了一贯道的“七祖”们。
　　一 、
　　“（惠能）一日恩惟：“时当弘法，不可久逊。”遂至广州
　　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日：“
　　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
　　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象骇然，印宗延至上座，征
　　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
　　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日：“不敢。
　　”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农钵，出示大家。”（行由晶）。
　　由这段经文，可见惠能在十五年的陪猎期间，并末将钵传给
　　任何人。
　　二、
　　“（宝林）寺殿前，有潭一所，龙常出没其闾，触扰林木，
　　一日，现形甚巨，波腹汹涌，云雾阴翳。徒家皆惧。师叱之
　　曰：“你只能现大身，不能现小身。若为神龙，当能变化，
　　以小现大；以大现小也。”其龙忽没，俄顷，忽现小身，跃
　　出潭面。师展钵试之曰：“且不敢入老僧钵盂里。”龙乃游
　　扬至前，师以钵臼之，龙不能动，师持钵归堂上，与龙说法
　　，龙遂化骨而去。”（法海“六祖坛经”序）。
　　惠能既口称“老僧”，可见其老年时，铁钵仍在他手中，并以之化龙，未曾传给别人。
　　三、
　　“忽有一僧来礼拜，云：“方辩”，是西蜀人。昨于南天竺
　　国见达摩大师，嘱方辩速往唐土：“吾传大迦叶正法眼藏及
　　僧伽梨（注：即袈裟），见传六代，于韶州曹溪，汝去瞻
　　礼。”方辩远来，愿见我师传来农钵。师乃出示。”（机缘
　　品）
　　由这，可见在惠能暮年，该铁钵仍在其手中，并未传给别人。
　　四、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洎门人僧俗，争迎真身，
　　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
　　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
　　（付嘱品）。
　　由此可见，在惠能死后，衣、钵同归曹溪，并末传给别人。
　　五、
　　“上元元年（西：七六O）肃宗遣使，就请师农钵归内供养
　　。至永泰元年（西：七六五）五月五日，代宗梦六祖大师请
　　农钵。七日，敕黥史杨缄云：“朕梦感能禅师请传农袈裟，
　　却归曹溪，今遗镇国大将军刘崇景顶戴而送。肤谓之国宝，
　　卿可于本寺如法安置，专令僧象亲承宗旨者，严加守护，勿
　　令遗坠。”后或为人偷窃，皆不远而获，如是者数四……”
　　（付嘱品）。
　　由这，可见惠能死了以后，其衣钵曾由肃宗请入宫内供养，过了五年未送还。惠能尚且念念不忘，托梦代宗，才敕人顶戴送还。这个钵并未传给别人。
　　由以上所录五段经文，足以证明惠能没有将铁钵自其生至死、死后传给任何人。如果有人说得到了惠能的钵，除非用“偷窃”的办法，否则永远得不到。
　　我们对史料的认知，无论其为“经”也好；“律”也好，只要是真实的，都得信。不是真实的，就都不信。像上录的史料，在“坛经乙中斑斑可考。若舍之不信，反去相信一贯道人士望空信口的“神秘”、“传说”，我想，任何知识份子或读书人都不敢认同。
　　一切的历史，都是人类经验的累积和生命的延续。人类靠这累积的历史经验而反省、而吸收、而进步，如果对历史的真伪不分，对真实的历史不信，这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禅法的中心思想
　　禅法（学）的中心思想，是求解脱的“般若”智。五祖弘忍传六祖惠能的信物之一“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就是传授“般若”智的。凡是“般若”，都谈空性，所谓“万法一相，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即空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几句话，即是“般若”的注解。龙树菩萨在他浩瀚的“大智度论”中，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示学者的。
　　“金刚经”因其是谈“般若”空性的经，修空性（注：这个“空”，非第一空、第二空，乃第三空）就要行无念、无相、无住，这种无念、无相、无住的禅法，六祖在其“坛经”中说得很详细，若以这种禅法去处理禅史，那禅史就变成了缠缚的、多余的东西了，所以有许多功深的禅行者，不但不留传记、法语，甚至连姓名都不肯留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妄的，有什么好谈的、好留的。朱先生引用坛经中的无念、无相、无住的禅法来否定禅史的可靠性，那就能使人无话可说，不但不能谈，甚至不能动心，因为动心即妄；起念即乖，到了那如如不动的境界，所谓禅史其可云乎哉?
　　因此，禅史与禅法有所分别，；禅史是谈现实世界的事，而禅法是谈空性中的事，二者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阳明不体佛法深旨
　　禅的中心思想是般若空性，一个修到无念、无相、无住境界的禅行者，还是要回头的，故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因为大乘的禅行者，以救度众生为职志，如法藏比丘发四十八大愿度众生，他是不能像小乘行者、一样独善其身的。
　　因其是无住生心，所以运水者仍得运水，搬柴者仍得搬柴。对父母仍得孝养，对师长仍得敬奉……不仅如此，还得发愿度众生，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心愿。虽然入地狱救了众生，但不着救众生的功德相。故经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这种禅学中心思想，阳明先生是不曾体会到的。朱先生用阳明先生的话说：
　　“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
　　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君臣、父子、夫妇着
　　了相，便须逃……。”
　　这是多么肤浅的看法，孟子不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佛是先老人之老，幼人之幼而后老吾之老，幼吾之幼卜佛成道以后，救度了无数众生，然后将末成道前的父王净饭大王、姨母（生母早死，由姨母养大）、妻子（那输陀罗）、儿子（罗喉罗）以及满朝的文武官员都度脱出家而成为佛僧团中的眷属。这只是将君臣、父子、夫妇的世俗关系变为法侣关系而已，佛何曾逃了?
　　阳明那首“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偈子，是由六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演化出来的。因为儒家孔予倡性仁，孟子倡性善，苟子倡性恶，杨雄倡性善恶混，除佛家倡性无善恶外，儒家没人曾倡性无善恶的，故阳明之性无善恶说，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得自于佛教精义，尤其得自于禅宗。胡迩在其“敬与静”一文中说：“颜李之学，始大声疾呼地指出：宋儒的主敬，只是佛家打坐的变相。”又在“反玄学”一文中说：“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但当日的“反玄学”大革命，简单说来，不出两个根本方暑：一是证明先天象数之学是出于道士的，一是证明那明心见性之学，是出于禅宗的，两者都不是孔家的本色。”所以阳明之学出自于禅而又反禅，这是末以来各理学家的通病，不足为怪（纸短，不能深说）。
　　禅家思想就是求解脱，求不生不死。如果每日在君臣、父子、夫妇的圈圈内纠缠不已，何日才能得其心性的平静、解脱。一贯道若真是宏扬禅教，而又以禅宗道统之继承者自居，所行则是阳明的、儒家的那套，表里不一，其之所以遭人物议者是自取之，非人与之也。宗教长于反省，一贯道无论在教史、教义、教规、教仪等各方面，宜作相富深度的反省，人有人格，教亦有教格，一贯道宜发挥高度的智慧，建立自我的独特教格，使大家尊崇，我这样忠义的建言，谅不致引以为忤吧!
　　我不曾与一贯道人士接触过，更不曾参观、访问过他们的“坛”、佛堂，宜传师……因其如此，我的意识内对一贯道原无善、恶的价值判断，当然也没有正、邪的分别心理。我只是由朱先生前后两文内得到一点一贯道的知识。我是一个真、善、美的追求者， 一贯道是中国人创立的“宗教” ，如果合符真、善、美的标准，自必得到国人及友教的尊敬。但若要要以“百货公司压倒专卖店”的姿态，使友教的寺庙无人上门，那这起步就错了。如果一贯道真想继承禅宗道统，那就一心地依六祖的禅法来宏扬其思想，也依正确的方向搜集禅史，以肯定自己道统继承的地位，这样做，此“神秘”的“传说”要有效得多。
　　摘自《内明》第1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