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的义净
　　义净在中土所学，精于律宗，后又兼学唯识，但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更在于译经，在四分律盛行之时，译介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典，被誉为四大译经家之一(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为四家之说)。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历城)人，一说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义净童年时代就出家，并遍访佛学名家，广读经论，十八岁时，仰幕法显、玄奘西行之举，立志游印度(此据《南海寄归传》，《宋高僧传》本传作十五岁萌志西游)。受具足戒后，学习道宣、怀素两家的律学长达五年之久，又先后在两京(洛阳和长安)学习各种经论。唐咸亨元年(670)，义净在长安邀同学处一和弘袆等西行，但这两人都未能坚持。他们走的是海路，须到南方去坐船。处一根本就没有出长安，弘袆陪义净走到江宁就不走了。义净一个人走到丹阳时，遇到一位同行者。同年在扬州坐夏，又遇到一位将赴龚州(今广西平南县)做官的冯孝铨，三人同行，次年至番禺(今广州)。在番禺又遇上几十位志同道合者，但等到要登船时，他们又都退却了，仅有弟子善行相随。此行得到州官冯孝铨的大力资助。在海上航行二十天后，到达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在此学习声明五个月，这时弟子善行因病不能再陪义净远游，乘船回国。义净一个人继续走，于咸亨四年(673)二月到达东印度的耽摩梨底国，在此遇到另一位已住了一年的唐国求法僧。义净学习了一年梵语，就前往中印度，遍礼圣迹，“鹫峰、鸡足，咸遂周游，鹿苑、祗林，并谐瞻瞩”(《义净传》，《宋高僧传》卷一)。先后游历三十多个国家，曾经在五印佛学的中心那烂陀寺学习十一年，当初玄奘就是在这里学习过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在这十一年中，义净学习了大小乘各种经论，又搜求到梵本经典近四百部，这才饱学满载而归。归国时仍走海路，垂拱三年(687)，又经室利佛逝，在此译经、写作，期间因为缺少纸墨等品和笔受等助译人员，又派人北上回国求取。译出经典后，又派人送回国，同时送回的还有义净所撰的《南海寄归传》。证圣元年(695)，义净一行回到洛阳，武则天率众到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
　　回国后，义净就从事译经工作，起初，他和从于阗来的实叉难陀共译《华严经》八十卷本，自久视元年(700)之后，他就另组译场，亲自负责译经。所译可分三阶段，从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703)的三年中，译出《金光明经》、《能断金刚般若经》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律，《掌中论》等论，共二十部，助译者有中印僧人十四人，武则天专门为这些译典作了《圣教序》。自神龙元年(705)到景龙三年(709)，译出《孔雀王经》等四部经，助译者有僧俗七人，驸马杨慎交亲自监译，唐中宗则为这此译作写了《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自唐隆元年(710)到景云二年(711)，又译出二十多部。
　　先天二年(713)，义净卒于长安，葬事均由官方出面办理，建塔于洛阳的龙门之北。
　　义净一生译经，据《宋高僧传》卷一记为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据《开元释教录》卷九载为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义净另外还撰有《南海寄归传》四卷、《求法高僧传》二卷和《说罪要行法》、《受用三水法》、《护命放生轨仪法》等作品。
　　从义净的译籍看，“虽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同上)。所译律藏，又专于根本说一切有部之律。说一切有部的律藏，是罗什等译的《十诵律》，根据清辨的观点，根本说一切有部是后来从说一切有部中分化出来的，义净接受了这种看法，所以义净认为，《十诵律》不是代表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藏。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仪大旨，与《十诵律》基本相似，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从其所译来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五十卷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慈刍尼毗奈耶》二十卷分别相当于《十诵律》中的比丘和比丘尼戒法，为比丘和比丘尼的根本大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四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受具足戒法，说出家受戒之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事》一卷相当于《十诵律》的安居法，说安居时所守的戒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随意事》一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自恣法，讲自恣时所守戒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皮革事》二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皮革法，讲皮屐、皮卧具等制作使用之戒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十八卷和《十诵律》中的医药法相当，讲食物方面所守之律，以一切食物为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羯耻那衣事》一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迦絺那衣法，讲安居完后受袈裟时应守之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四十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杂法，除了说些受戒、安居之律外，还讲其他细杂之事应守之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二十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调达事，讲提婆达多以邪法分离僧众之事；《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十卷相当于《十诵律》中的增一法，讲律的缘起本生。相对照而看，义净所译和《十诵律》属于同一系，而非别的部派之律，只是两者之间内容上稍有出入，义净所译有《十诵律》中未记者，《十诵律》中所记者，义净也有缺译者，这两种律可能是同一部派的律在不同地区的流传本。
　　义净对于律的看法，要求律典简明扼要，特别是对律进行讲疏的律师，更应坚持这个原则，“论断轻重，但用数行，说罪方便，无烦半日”(《南海寄归传》卷一)。但中国所传律法，“诸部互牵，而讲说、撰录之家，遂乃章钞繁杂”(同上)。这样做就根本不能吸引众僧，律学的衰败落漠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反对国内律法的繁杂，专门撰写“内法四十章”，介绍了印度僧众常守的基本律仪共四十条，实际上把印度有部律简化了。他还专门译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一卷和《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戒经》一卷，这两种经是大部比丘律和比丘尼律简化。义净的这一思路，是符合国人的传统思惟习惯的。
　　义净在义学方面，偏重于瑜伽系的学问，这一系的经典，他译有护法的《成唯识宝生论》五卷、陈那的《掌中论》一卷、《观所缘论》一卷、《观所缘论释》一卷、《观总相论颂》一卷、《因明正理门论》一卷和《集量论》(此译本已佚)。于般若部，义净译出《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
　　对于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系的思想，义净主张两家没有水火不相容之处。中观讲俗有真空，体虚如幻；瑜伽讲外无内有，事皆唯识，这两家“咸遵圣教，孰是孰非？同契涅盘，何真何伪？……依行则俱生彼岸，弃背则并溺生津”(同上)。这也是对国内性相二宗互相排斥而提出的中肯批评。
　　义净还译有密教类经典，如《佛说大孔雀咒王经》三卷、《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一卷、《佛说庄严王陀罗尼咒经》一卷等。
　　义净的译风，偏于直译，由于他精通梵、汉两种文字，所译非常准确，赞宁把他与玄奘并论，说他“传度经典，与奘师抗衡”(《义净传》，《宋高僧传》卷一)。并称他为释门之“象胥”(象胥是《周礼》中所载通异邦语言者)。义净的门人虽然很多，但他所传的律典，后世影响不大，未能改变律学界的律繁以及四分律一统天下的状况。作为求法高僧，他在中印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南海寄归传》和《求法高僧传》有很高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