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藏两组石雕造像的来源及相关问题

　　吴军 罗瑶

　　内容摘要：本文就放置在敦煌研究院的两组佛教石雕造像的保存现状和展陈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来源及收藏时间进行了较详尽的查访，认为这批石雕造像均曾保存于清代一民国时期的敦煌岷州庙内，在20世纪上半叶被分别移存至莫高窟。通过对石雕造像风格和材质来源的分析探讨，认为其均是敦煌地区五代一北宋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作品，并进一步考证了它们应属同一组雕像。

　　关键词：佛教石雕造像；莫高窟；第224窟；岷州庙；曹氏归义军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1-0014-07

　　敦煌莫高窟第224窟和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陈列中心文物库房内分别存放和收藏有一组佛教石雕造像。第224窟内的石雕造像计3身，目前被放置在该窟佛坛上(图版16)，由于该组造像为石质雕刻，是莫高窟现存洞窟中以泥塑为主的塑像群中的特例，加之其造像风格与晚唐时期开凿的224窟在年代特征与艺术风格上有明显差异，故曾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并予以记述。特别是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1993年再版的《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对这组石雕造像的年代及来源附加了简略的备注说明(见表1)，同时这两条备注还涉及到收藏于文物保护陈列中心的佛教石雕造像并认定其与保存在224窟的为同一组，年代定为晚唐。

　　陈列中心文物库房内现收藏有与第224窟相似的佛教石雕立像两件，其中托塔天王石雕立像总收藏号1092(图版17)；菩萨石雕立像总收藏号为1093(图版18)，(注：该身雕像1994年至1998年期间曾在陈列中心第二展厅内展出)。除此之外还有一并被列入收藏的石雕头像两件，其中石雕佛头像一件，总收藏号为1089(图版19)，罗汉或弟子(?)头像一件，总收藏号为1090(图版20)。经过对收藏和存放在陈列中心以及洞窟内的这两组佛教石雕造像保存现状的调查得知，大部分雕像在移存我院收藏之前已破损或部分被毁，入藏我院后该组石雕造像保存完好。其中收藏于陈列中心的两件石雕立像于2002年6月经甘肃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专家鉴定为二级文物，时代定为唐。

　　本文就这一组造像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希望学界方家指正。

　　一 两组石雕造像的特征

　　(一)第224窟内的石雕造像

　　莫高窟第224窟是开凿于晚唐时期的小型洞窟，伯希和、奥登堡编号均为60号，张大干编号为第271号(南耳)。此窟平面呈方形，覆斗顶，正壁开一盈顶帐形龛。窟内现存壁画均为西夏时期重绘。三尊石雕造像目前放置于西壁马蹄形佛床上，正中为倚坐佛像，南侧为天王像，北侧为弟子像。

　　1　石雕倚坐佛像

　　圆雕，通高65厘米(含头光部分)，佛座高29厘米，长38厘米，宽21厘米，座基高8厘米。佛像的背光及头光部分均有残缺，头部顶髻雕刻出圆形窝状较低平的大螺旋纹；身着通肩袈裟，内着僧祗支，右臂上举，右手牵握衣角，左手放于左膝，作善跏坐于金刚座上；佛像腹部隆起，跣足踩在凹形基座上的一双椭圆形莲花脚垫上，面部特征呈上小下大状，面庞丰润，额部较窄，两颐较宽，眉棱凸起，两眉修长接鼻梁，双眉上挑，双眼细长，平视，神情凝滞，耳廓平扁，略向后倾，脸型则稍长，颈间雕有三道颈纹；佛的左手雕刻得柔润自然，表现手法细腻写实，富有真实感和肌肉感；袈裟部分的雕饰手法简练概括，均用熟练的刀法雕刻了数道平行的“U”形纹，衣褶断面为波浪式，圆润细腻，自然流畅，使袈裟显得轻柔贴体，有丝绸的质感。佛足、莲台、凹形基座的雕琢处理呈阶梯状，佛座周围土红底色上绘有“一整二半”莲花纹及花草纹装饰，与头光和背光两部分所绘有的纹饰相同，且头光和背光处部分有贴金装饰。

　　在佛像肩部有一道用胶粘连的痕迹，说明此像曾断为两部分，而佛身彩绘的土红色似后代重涂。(图1)

　　2　弟子立像

　　圆雕，头光残损，像高46厘米，仰莲座高6厘米，直径15厘米。从面部特征上来看为年轻僧人形象，脸型稍长，面庞丰润，五官布局合理，下颚部有残损；外著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拱于胸前，手捧似经卷状物；双足著方头履直立于仰莲座上，双肩及衣襟和背部均雕刻有弧形衣纹，表现出衣褶的曲折变化和疏密关系，其雕工简练，衣纹真实自然，显示出袈裟轻薄的质感。身上土红色亦为后代重涂，但部分处露出原来的石绿色。

　　此像颈部和足与膝之间也有用胶粘过的痕迹，说明弟子像曾断为三段，后经修复。(图2)

　　3　天王立像

　　圆雕，头光残损，残高52厘米。此像在制作手法上显示出比例不适，上身较长且臃肿宽大，双腿较短，形象粗短。头顶向后梳高髻，上系宝珠，怒目圆睁，鼻翼宽大，鼻尖残损；双手相叠于腹前，右手按剑柄，左手抚右腕。身着战袍，袍裙垂地，身上战甲分别为：掩膊、胸甲、圆形护心镜、身甲，战裙、行滕等；足蹬尖头靴，直立于石座上。座长24厘米，宽16厘米，座高10厘米，石座上斜刻有数道凹进的粗纹，以示脚踩山石。天王的服饰虽层次复杂，但雕刻得十分细致分明，服饰虽经后来装扮为土红色，但在胸甲上仍可以看出原来的花纹，铠甲的有些地方也露出了原来的贴金装饰和石绿色。

　　另外，该像颈部和脚腕均有用胶粘连的痕迹，表明天王像也曾断为三段，后经修复。(图3)

　　(二)陈列中心馆藏的石雕造像

　　1　托塔天王立像

　　圆雕，头光有残损，残高55厘米。束发向后梳高髻，上系宝珠，后有头光已残损。天王雕刻双眼圆睁，气势威猛，右手托举宝塔，左手下垂；身披战袍，肩有掩膊，胸甲上有圆形护心镜；下着短裙，下沿露出裙褶。双胫缚吊腿，足蹬尖头靴，直立于一石座上，石座长25厘米，宽17厘米，高9厘米，座上斜刻有凹形深纹，表示天王脚踩山石。

　　通过观察，天王腰部有一道用胶粘连的痕迹，说明此像曾断为两段，后经修复。(图4)

　　2　菩萨立像

　　圆雕，头光残损，残高55厘米。菩萨梳高发髻，其束发向后，宝冠残损；宝缯由耳后下垂于肩，双耳垂圆形耳饰，上身裸露，颈部有三道颈纹；脸形稍长，面庞丰满；眉棱细高上挑，双眼细长接鼻梁，鼻直嘴小，神态较凝滞；胸前雕有璎珞胸饰。披帛绕双臂下垂，横过腹、膝各一道，下着长裙垂及脚面；两腿自上而下刻出数道平行U形纹，表现出衣褶衣纹的自然流畅，使衣裙富有质感；菩萨右手曲肘上举至胸前，手持杨柳枝向后搭在右肩上，左手下垂提净瓶，跣足直立于仰莲座上，莲座高6厘米，直径15厘米。

　　该雕像腰部及左臂关节部亦有用胶粘连的痕迹，由此可以知，此像也曾断为两段，后经粘连修复。(图5)

　　3　石佛头像(见图版19)

　　头像残高21厘米，顶髻高耸，刻呈圆形窝状较低平的大螺旋纹。面庞丰满圆润，略呈方形。眉棱凸起，眉细长上挑，鼻直高隆，鼻尖残损。头

　　光大部分残损。

　　4　石弟子头像(见图版20)

　　弟子头像残高18厘米。面相丰圆，高鼻深目，额头有皱纹。此像表面虽分化严重，但仍可判断此为一年长僧人石雕头像。

　　(三)两组造像保存现状的比对分析

　　通过对这两组石雕造像保存现状仔细考察，我们发现这批石雕造像中，第224窟内的倚坐佛、弟子立像、持剑天王立像与陈列中心馆藏的菩萨立像、托塔天王立像等5身雕像，在风格特征和雕刻手法上基本相同。它们的材质相同，都是细砂岩。其中，菩萨像和弟子像的仰莲座造型、直径、高度均相同，菩萨像和两身天王像的高度相同，两身天王像所踩踏的石座雕刻手法相同，表面均斜刻有数道凹进的粗纹以表示天王脚踩山石。另外，这5身石雕像在损毁部位的修复手法方面也相同。根据以上对比分析，我们认为224窟内的倚坐佛、弟子立像、持剑天王立像与陈列中心馆藏的菩萨立像、托塔天王立像这5身石雕像，当为同时期的同一组石雕造像。《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将224窟内的雕像与陈列中心馆藏的石雕造像确定为同一组造像是正确的。而陈列中心馆藏的该组造像中的石佛和石弟子头像，是否与上述两组造像相同，还有待于深入考证和探讨。

　　二 石雕造像的收藏时间及来源

　　(一)收藏时间

　　关于该组石雕造像收藏于我院的时间，我们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了不同时代相关的记载，在此仅从中抽绎出有关内容并列表分析。(见表1)

　　1　根据《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记载：第224窟(伯希和编号60窟)“洞子很小，没有任何内容，属于常见风格”说明当时窟中没有该组雕像，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无此窟的照片，也说明了这一点。即：第224窟中的该组石雕造像被搬来的时间不早于伯希和来到莫高窟时的1908年5月。

　　2　1914年8月，奥登堡对该窟造像的详细记述，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224窟这组造像被收藏至莫高窟最早和最完整的记录，说明至迟于1914年8月前，该组造像已保存在此了，并且引起了奥登堡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关于奥登堡对此窟天王造像手中所持之物描述为“拿一类似书籍的东西”(应为剑柄)、对菩萨右手所持之物描述为“右手执金刚剑”(应为杨柳枝)，应该是误断。至于奥登堡在对224窟内石雕组像的描述中所谈及的另一身“蓝色荼吉尼(Dakint)”像，我们认为奥登堡的判断是正确的。“荼吉尼(Dakint)”即藏传佛教造像中“空行母”像的另一称谓，该像被放置在此，当属偶然

　　3　《莫高窟形》对224窟造像的记载，更进一步证实了该组造像的保存信息。石璋如先生调查此窟时，有四尊石雕造像在此窟中。因此可以断定，这些石雕造像是在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从别处移来的。

　　4　据李浴先生《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调查》记载，在第224窟曾放置过一尊石菩萨像，这尊石菩萨应该就是现藏于陈列中心的石雕菩萨立像。

　　5　《张大千居士遗著莫高窟记》和《千佛洞初步踏查记略》中所记此窟造像数量间或有变化。对此，笔者走访请教了目前健在的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前辈得知，是由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没有专门的文物库房，当时凡有收集到的文物，有时在洞窟里存放，有时则在位于中寺的原办公室里存放，这也就是我们在表1中所见到的，在不同时间里所记录到的224窟中的造像数量和内容不相同的原因。

　　6　《莫高窟石窟档案》中的所记录的224窟的内容，与此窟现存石雕造像内容一致。但在该档案中所附的此窟弟子和天王像的黑白照片，从照片拍摄时的背景看，均为素壁草泥墙，说明当时这两尊造像不是在此窟中拍摄的。

　　7　表。1中《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所记内容与此窟现存造像一致。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走访了原敦煌市志办公室副主任、《敦煌简史》作者张仲先生。张仲先生于1943年至1944年底，曾在岷州庙小学任教。蒙张仲先生见告：在他任教期间，岷州庙保存有一尊托塔天王石像，高约50厘米，此像曾供放在他当时的办公桌上，直到1944年底他离开岷州庙时，石像还在那里，以后就听说这尊托塔天王石像被搬到了莫高窟。据张先生所描述石像的大小及特征等，与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所藏托塔天王石雕像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推断，该身石像收藏到莫高窟的时间当在1944年之后。

　　(二)收藏来源

　　《重修敦煌县志》记载，岷州庙石佛：石佛二尊，高约三尺。土人云“是河水冲出”，无文字可考。

　　1933年5月至1937年春，时任敦煌县县长的杨灿，曾对岷州庙的文物作过考察。他在《敦煌金石文字存佚考略》一文中记载：“大造像塔：此塔现存西郊外岷州庙中，因破烂，今存半面，高二尺余，顶层刻佛像数尊；中层刻隶书经文一段，不知何经，亦五年代可考；下层又刻梵文一段。相传此塔于前清雍正年间，党河之水暴发以后，连同石狮子一对，托塔天王刻像一尊，并四尺高之石佛二尊，均得于党河中。查石狮子、石天王、石佛今尚完好，咸在岷州庙中云云。”(岷州庙在党河西，距城五里许，狮、佛像石质粗糙，均未刻宇，佛系立像，手和十，高四尺余；托塔天王像高一尺五寸，腰已折断，用胶粘连，雕工尚细。不知何代物。灿附识)

　　陇右金石名家张维的《陇右金石录》，记载：“梵文经幢，在敦煌岷州庙今存。按：此石今在敦煌西郊仅存其半高，约二尺余。分为三层，上刻佛相，中为隶书经文，下有梵文。相传清雍正时，党河暴发得之，水中同时并得石佛像二，石刻天王像一，至今俱存。不知其为何时物，姑列于此，以待考证。”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材料进行梳理，结合走访张仲先生所获得的材料，并对照实物特征进行比对分析，可以基本认定以下几点结论：

　　1　《敦煌金石文字存佚考略》中“托塔天王像高一尺五寸，腰已折断，用胶粘连”与张仲先生所描述的托塔天王像是一致的，并且与我院馆藏的托塔天王像的大小和状况一致，由此可以断定现藏于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托塔天王石雕像，与文献中所记载的曾保存在敦煌岷州庙的托塔天王石像为同一尊造像。

　　2　根据史料所记，敦煌境内只有岷州庙曾发现过有过石质佛教造像的存在。尽管上述文献资料仅谈到托塔天王像和石佛等，并无谈及其它几身的详细情况，但通过对所有这一组石雕造像在风格特征、雕刻手法、石质、尺寸大小：等几方面进行比对分析，可以推断现收藏于敦煌研究院的这组石雕造像的来源就是敦煌岷州庙内的文物。

　　3　在对上述文献资料的排列分析看，除反复被谈到的托塔天王像之外，尚未记载有本文所涉及到的菩萨立像和224窟内的天王像等其它石雕造像的问题。反之，奥登堡1914年在第224窟所见到的几身石雕造像中，也未谈到有托塔天王像

　　(见表1)，说明该批文物是在上世纪初叶的不同年代里，分期分批地被移存到莫高窟的。这一情况，同样也印证了上述推论在时代排序中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至于该批文物被移存到莫高窟的具体原因，何以被毁?何人粘接修复?目前尚无法考证，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就是同时代、同一批造像的结论。

　　4　目前我们知道该组造像来自敦煌地区的一座方神庙——岷州庙，此庙曾因放置、保存过著名的北凉石塔等重要文物而为敦煌学者提及，因此有必要对该庙的情况做一介绍。

　　据《重修敦煌县志》记载，岷州庙建于清雍正年间，是当时敦煌唯一的一座以绿色琉璃瓦盖顶的方神庙，俗称琉璃瓦庙。此庙位于沙州古城南的党河古道西岸，今党河乡杜家墩村二组，距沙州故城南城墙约一公里。岷州庙占地约十亩，原建有四个殿：正殿供有三大菩萨，配殿有龙王殿、土地神殿、牛王殿，另外有戏台和教室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张大干、于右任、向达都曾到过岷州庙参观考察。另据张仲先生回忆，岷州庙里还曾保存过石经幢残石两块、石和尚两身、石狮子一对、未雕完的石羊两个。该庙内曾设有岷州庙小学，1958年曾作为敦煌县农校校舍，文革期间被拆毁。如今岷州庙已荡然无存，庙址现已变成了农田。但是何以在该庙中屡屡发现重要文物，是否与该庙所处地理位置有关?该片地域在古代敦煌的历史情况如何?有待学界关注探讨。

　　综上所述，第224窟内的倚坐佛、弟子、天王三尊石雕造像与陈列中心库房藏菩萨石雕像，被收藏至莫高窟的时间当在1908年5月至1914年8月之间，而陈列中心所藏托塔天王石雕像是在1944年之后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批石雕到莫高窟后，曾辗转在多处存放。目前，除其中的三身已被固定地放置在第224窟内。其余几身没有留下详细的保存档案记录，直到1993年陈列中心文物库房建成后，有两尊造像被入库收藏，并且其具体入藏的时代变迁及来源仍未确定，给这批文物的统计和建档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我们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结论，会对填补这组文物收藏档案信息中的空白和缺省，起到一定的参考补录作用。

　　三 这组石雕造像的年代问题

　　由于敦煌石窟中没有石雕造像，所以对这组在敦煌地区保存下来的佛教石雕造像进行断代研究和考证，既能够填补敦煌地区没有佛教石雕造像的空白，同时也能够丰富敦煌佛教艺术造像的内容和题材。

　　2002年6月，经甘肃省文物局文物鉴定组专家鉴定，收藏于陈列中心的两件石雕立像为唐代文物，这就为我们在对这一组造像进行较为准确的年代判断和考证时，在时代分期上提供了对其上限年代推断的参考。下面我们就该组石雕造像的年代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造像风格和特点

　　这组造像中的倚坐佛像等，从其体态丰满，衣纹处理手法上看，显然是承袭了唐代造像的传统风格，与敦煌石窟中的唐代泥塑造像也基奉一致。但在造像的面部脸型特征、倚坐佛像肉髻的处理、人物神态及衣着样式等手法上与唐代佛像有所不同，表现出长脸型，眉和眼细长，额部较窄，两颐较宽，整个面部呈上小下大等特征。尤其从面部造像的特征看，不具备有唐一代佛教造像生动细腻、赋予传神的风格特点。因此，比较敦煌莫高窟第55窟宋代佛像、陕西延安石窟、四川大足、安岳石窟以及山西大同华严寺等地的宋(辽)时代造像的艺术风格看，该组造像更接近于这一时期的风格，而且该组造像中的菩萨像，脸型长圆丰满，双眉修长接鼻梁、眼似柳叶、嘴小，束发后梳；身体比例适度，双腿直立无曲线，其佩戴的首饰、衣裙样式及双腿自上而下刻数道平行U形纹等艺术表现手法，不仅与敦煌石窟中五代、宋时期壁画中的菩萨服饰基本一致，也与莫高窟第55、261窟宋代菩萨塑像的风格相似。

　　(二)装饰图案的时代特征

　　倚坐佛像背光和佛座上所绘的“一整二破”莲花纹及花草纹图案及其色彩，是敦煌莫高窟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洞窟壁画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装饰图案和色彩(图版21)。两尊天王雕像的服饰不仅与莫高窟五代至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兴建的洞窟中所绘四大天王的服饰基本雷同，并且其表面的图案纹饰也与莫高窟第427窟前室宋代曹元忠时期重绘的四大天王等彩塑身上的图案纹饰是一致的，说明它们具有同一时代的相同特征(见表2)。

　　(三)敦煌遗书和相关文献资料的查证

　　在敦煌遗书中有不少有关石匠的记载，其中：P.4697(AI).941～1001)：“酒半瓮，屈石匠用”、“酒壹斗送路石匠用”。S.5008(AD.920～980)：“白面口斗五升、油壹斤半，造食看石匠用。”S.5039(940～1000)：“麦贰斗，买胡饼屈石匠用。”S.5050(AD.920～980)：“又粟壹石贰斗，沽酒，屈石匠用。”“粟叁斗，沽酒，石场头人到来解火用。”等卷子中都有反映五代一宋时期关于敦煌地区石匠活动的记载；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敦煌莫高窟史研究》、《敦煌工匠史料》等诸多文献研究专著中，也有关于对敦煌地区五代、宋时期石匠活动和采石料场情况的研究成果，反映出在10～11世纪的敦煌地区确有石质造像的制作活动。

　　(四)材质的来源

　　关于这组石雕造像的材质来源问题，敦煌境内有与这组石雕造像所用材质相同的细砂岩，甚至在莫高窟的附近就有与此相同的崖体岩层，并且在古代还是一处采石场，根据我院孙毅华副研究员的判断，现保存于莫高窟的几方细砂岩材质的石碑，就出自这片采石场。笔者据此专门踏访了该处釆石场，从观察并采集到的岩样分析比对看，与该组石雕造像的材质基本一致(图版22)，说明这组雕像所用材料当在敦煌本地采集，而不是从外地运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组石雕造像的制作年代当在敦煌地区五代一宋时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佛教艺术作品。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樊锦诗院长、王惠民研究员的悉心指导。在对馆藏文物进行考察和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罗华庆研究员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并给与了不少帮助，一并谨表谢忱。)

　　(责任编辑 赵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