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巩义石窟寺及其石刻价值 |
|
巩义石窟寺及其石刻价值 姚璐甲 [摘 要] 创建于北魏年间的巩义石窟寺,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保存了许多碑石资料,记录了活动在巩义的各色人物。上至皇室下至平民,都在这个寺院里留下了不灭的足迹。因此,考察巩义石窟寺的石刻材料对石窟寺以及巩义的历史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巩义;石窟寺;石刻;价值;巩县志 [中图分类号] K87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38(2010)02-0059-04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 姚璐甲(1984-),女,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巩义石窟寺位于巩义市西北方向,背依邙山(此段被称为大力山),面临洛水,是“溪雾岩云的幽栖胜地[1]33”。目前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也为带动巩义市的旅游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 巩义石窟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当时称希玄寺,唐代改称净土寺,清代改称石窟寺,相沿至今。现今留存五个石窟、三尊摩崖造像、一个千佛龛和二百多个小龛,另外还有很多历代造像题记和铭刻。据陈明达考证,第一、二窟是为宣武帝和胡太后所造,开凿于熙平二年(517年)至正光四年(523年)。第三、四窟是为孝明帝、后所造,开凿于熙平二年(517年)或稍后至孝昌末年(528年)。第五窟很可能是为孝庄帝所造,开凿于永安二年(529年)至永熙年间(532—534年)[2]19-20。 巩义石窟寺现存的各个石窟,向人们展示了北魏时期的雕刻艺术。其“雕刻规模虽小,雕刻内容的丰富、精美,并不亚于云冈、龙门……云冈、龙门、巩县石窟寺,实在都是北魏一代集中国家人力物力所开凿的石窟,起于大同云冈,继以龙门宾阳洞,终于巩县石窟寺。年代蝉联,一脉相承。把三处雕刻联系起来,才能完整地了解此一时期的雕刻艺术,探明它继承发展的历程[2]1。”北魏时期的巩义石窟寺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而寺中的石窟造像大多成型于宋代之前,明清有过重修记录,至民国年间,毁坏已经比较严重,当地士绅引起注意,于1937年树立了一块石碑来保护残破不堪的石窟寺[3]。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了专业全面的整理和维护,从而使石窟寺得以重现其光辉与魅力。 雕塑出来的佛像、人物、花饰,铭刻在碑石上的愿望、名字、事件,都为石窟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洗礼,其间的人来人往依然可以明晰。在北魏皇室的造窟活动以外,有其他朝代的整修碑记,还有名流雅士的游玩题记。而诸多造像碑记中,就造像功德主,有僧侣、官员、平民,男女老少没有显著界限。就造像目的,有为皇室官员歌功颂德,有为父母家人祈福求安,表达或真诚或虚伪的祝愿。从铭记中可以看出石窟寺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考察这个小小的寺庙对人物意识的记录,从而可以窥探石窟寺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变迁,信手拈来的也是千年以来巩义历史的小片段,亘古的石刻文字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一、 寺中人际关系的牵连 巩义石窟寺保存了很多碑铭,其中有些篇幅较大或较为突出的记录,描述了寺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仅可以看出个别人际关系的表现,而且折射了石窟寺在当时的地位和重要性。 有北宋绍圣三年(1096)的“宋西京巩县大力山十方净土寺住持宝月大师碑铭并序”,记录了当时寺中住持宝月大师的经历。“师法讳惠深,姓杨氏,赵州柏乡人……嘉祐初入洛,礼囗囗囗为僧,云宝等与巩之官属邑众请住净土……至皇祐四年,囗囗敕赐十方之额。初有广和尚者住持,未久迁谢,师继之,慨然有志兴葺。檀信之士闻风乡臻,始营前后僧堂并厨共二十八间①”。“巩之官署邑众”专门邀请宝月大师来住持净土寺,带领众人在前人基础上将净土寺重新整修,一待就是三十年。他在当时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大师,能够与民众和官署和谐相处,并不负众望,得到北宋皇室的重视。熙宁六年(1073)慈圣光献皇后“赐铜钟大小二颗,付西京巩县十方净土寺僧惠深②。”元丰七年(1084)宋神宗派遣二中使与内典宾樊夫人给他一个御前劄子:“劄子付僧宝月大师惠深。西京十方净土寺山主僧宝月大师惠深为年高,今后每遇赴京师同天节斋会,特许乘坐兜轿往来。付惠深准此。元丰七年二月日③。”宝月大师先后得到皇后与皇帝的馈赠,在当时可谓是荣耀至极。他的特权被皇室明文批准,他与皇室关系的密切程度显而易见。由此可知北宋时期净土寺的地位是很高的。除去宝月大师的个人功劳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理位置上的优越性:当时的巩县被称之为西京,距都城开封较近。而它更是北宋皇陵的所在地,引起各代皇帝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了。 巩县净土寺继之在金朝统治下,依然延续了其旺盛的香火。金大定十九年(1179)碑文记录了巩县县令牛承直的《题石窟寺韵》:“老去寻山意渐便,兴来登览独怡然。僧归禅榻香凝帐,人唤渔舟晚济川。清洛冷光浮巨栋,灵崧积翠拱中天。公余底事频来此,民远官刑不用鞭”。诗中写道牛承直经常来往于净土寺中,他与寺中僧人应该比较熟识,从而才有寺僧一并五人为其立碑铭诗④。兴定四年(1220)也有几位官员来到寺中,留下了“金石窟寺摩崖碑记⑤”。还有一位方丈住持叫祖昭,他同样受到金代皇帝的尊重,同样享有坐轿出入内宫的特权⑥。兴定三年(1219)祖昭受到金帝邀请到中京参加祝祷⑦。两年后(1221),祖昭又在奉国将军巩县主簿权县事纥石烈的主持下,在净土寺立了“十方净土禅寺方丈遗轨”,记录了对净土寺的部分修整⑧。作为少数民族的金朝,统治北方的时间较短,民众的思想意识并不会急速扭转,况且其延续了北宋的一系列政令和作为,礼佛尊佛不仅成为金人学习的一个方面,同样可以作为金朝安定民心的一项措施。 皇室和官员通过与僧人交往,表现出了接近民众的倾向,尽管有些并非出于本意,但是毕竟有过一些政令和行为下达到了寺院中。此种关系里,僧人作为一个中介,石窟寺则是一种载体,承载了古代社会里上层与下层之间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影响。对于信徒和民众给予心理慰藉和物质刺激的同时,也对寺院的维护与保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 巩义石窟寺的碑石文字中,女人是不可忽视的。作为虔诚的佛家弟子,她们是很多造像的功德主。当时的简明愿望被刻在石头上——或为亡灵祈祷,或为家人祝福,或为祛病除灾,或为自身安然。 如有东魏天平三年(536)巩县尉妻为其父造像⑨,北齐天保二年(551)六月二十三日,“清信士女佛弟李奴造像一区,愿弟子早得解脱忧苦,愿愿如是⑩。”唐龙朔元年(661)四月八日“巩县河滨乡杨元轨妻王,上为皇帝陛下,并为亡考妣及兄弟姊妹等敬造释伽无尼佛一区,合家供养佛时(11)。”有不明年代的干妻张氏造像由她和两个儿子一起供养(12)。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巩义石窟寺中造像祈福,她们让人刻下这些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留名千古的,仅仅想要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真诚简单地诉说给佛听而已。 唐龙朔二年(662)四月十日“曾廓仁母游婆为男廓仁入辽,愿平安[1]9”。其后不久四月十八日,也有陈婆带领女眷为其夫入辽造像祈求平安[1]9。从这两条题记来看,在唐代的龙朔年间,巩义的男性有征兵入辽的,可能与当时唐朝同高丽、百济在朝鲜半岛的战役有关(13)。而男性在征战沙场的时候,留在家中的女性心理可想而知,她们思念担忧之外,唯一能做的只是祈求平安,然后默默地等待。 在《巩县石窟寺石刻录》收录的94种唐代碑记中,有关女性的记载就有如下30种:韩万迪妻,杨元轨妻王,史行威母侯婆,曾廓仁母游婆,陈婆带家眷,慕容怀安及妻,魏处旻家,左禅师妻马,囗玄囗母戴及家人,孙奉义妻靳,张养妻史,苏承林及妻,元大娘,种玄囗妻,严妻囗囗,苏冲生与妻,路厉节妻,韩万迪及妻,李光嗣妻王,魏师妻张,囗囗瓒妻,魏师妻王,成思齐兄弟及姊妹,种行高妻朱,魏师德妻田姊妹三人,囗囗尉妻,刘囗囗妻郭,王二娘,女弟子苏氏,女弟子李氏。其中,龙朔二年(662)魏处旻一家十四个人的造像题记中提及的女性就有七位。 历代的造像题记中,唯独唐代铭记的女性最多。她们通过在石窟寺中造像,从而借助信仰的力量来表达自身愿望,为亡人超度,为生人祈福。在造像署名时,有三种情况:为人妻者,为人母者,自己的称呼。可见在开放的唐代社会中,很多女性可以走出闺房,与家里的男性共同进行一些社会活动。男性也有辅助女性实现愿望的意识,所以他们才出资赞助自己的妻子或母亲或姊妹在石窟寺造像立碑。也有少数女性,她们的造像题记与其他有所区别,如上文提到之元大娘、王二娘及两位女弟子,仅是以女性个体出现的,祈求的多是全家平安,没有刻意提及男性及其关系。从这些角度来说,唐代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主的意愿。 通过石刻的文字,女性们主动地将内心的感觉外化出来,有不安和担忧,也有满意和知足。除了佛教徒的大慈大悲之外,女性的意识都局限在自己身上,再者就是围绕着家庭,从来没有走出这个小集体而放眼更广。只能说在男性话语权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女性即使有个别阶段表现得积极或开放,却依然摆脱不了依附性的社会地位与角色。 三、 石窟寺社会功能的转变 上文已提到寺中几个石窟都成型于北魏时期,北魏当时已经迁都洛阳,巩义是其重要的军事据点[2]17,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阅武于小平津[4]180”,景明二年(501)宣武帝也曾“幸小平津[4]538”。这里所指小平津即在巩义西北地区①,北魏皇室在此周围建造石窟寺也是理所当然了。因此石窟内雕刻有规模宏大的帝后礼佛图,其风格与洛阳龙门石窟的北魏风相承相袭。再者,现存的北魏石刻中,仅出现个别寺僧的题记,平民造像题记寥寥无几。由此不难推知,巩义石窟寺在北魏时期,应该是皇室贵族礼佛祈愿的场所,民众对此只能望洋兴叹。 随着北魏政权的衰落,巩义石窟寺的受众开始扩大,平民信徒开始频繁地光顾,于是出现了很多平民寄托愿望的碑石。如北齐天保二年(551)四月三日左宣等兄弟三人造像,祈求“聪明知惠②”。 同年四月十一日,惠凤造像“愿弟子聪明知慧③”。还有“学心开,问一知十④”的愿望。以上是祈求聪明才智的记录。北齐天保二年(551)四月八日比丘法训造像,“愿患速得除⑤”。有不明年代的郭师威造像祝愿妻子及其妻妹早日病除[1]35。以上是祈求治病健康的记录。另外还有很多是为已故亲人造像,希望亡魂能够及早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例如北魏普泰元年(531)比丘法云为他去世的父母造像。有秋进和为亡媳造像的⑥,有魏显明为亡女造像的⑦。东魏天平三年(536)三月三日幽州北平人杨大升为亡父母弟妹妻子眷属诸人造像,祝愿他们“托生西方妙洛国土,现在得富,灾永消除,业障永尽⑧”等。东魏天平四年(537)九月五日惠庆为亡弟僧贤造像,同时希望尚在的“一切内外眷属蒙佛普及,法界众生速成佛道[1]4。”北齐天保八年(557)十二月二十五日怀州武德郡人梁弼“为亡考造观音像一区,愿使亡父托生西方妙乐国上⑨”。 唐代之前,巩义石窟寺已经成为平民化的寺院,它承载了民众的信仰寄托和心灵慰藉的作用。各种造像题记纷纷涌现,同样出现了零星的女性造像,如东魏天平三年(536)的巩县尉妻和北齐天保二年(551)的女佛弟李奴。到了唐代,可以看到来往于巩义石窟寺的人物更加趋向多样化,造像题记在数量上也明显增多。不仅局限于本地的民众,还出现了“长安县张道家人刘典生[1]8”等。不仅只为自身祈愿祝福,还有寺僧祈求天下太平愿国王施主平安等[1]18。不仅有男性的行为,女性的造像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唐代民众信佛礼佛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都可在此窥见一斑。 自北宋定都距离巩义不远的开封,并将巩义作为其帝王陵墓所在地,巩义在地理位置和政治含义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石窟寺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顶峰。不仅有皇家的种种优待,民众的功德敬重,还开始表现出它作为名胜古迹的魅力所在。元祐己巳(1089)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子应、李子才、王求中、王刚中、王成伯、刘中权一行同游石窟寺并在此住宿①。有宣和七年(1125)冬安阳宋宵昂的游记②。1977年在寺中又发现的宋人游记,记载了1125年富直柔、王彬等人在刘环的陪同下于冬至前游览石窟寺③。继之而起的金代沿袭了北宋的优待,同样也有旅游者的题记。如紫霄道人高天应的“金巩县大力山石窟十方净土禅寺嵩洛轩记”一文,由巩令于兴定四年(1220)重阳节刻碑于寺中④。兴定辛巳(1221)年还有一个叫做云惠的侍者在摩崖题诗,慨叹年高无子人生孤苦⑤。此时的石窟寺不再只是信徒们静谧肃穆的天堂,同样也是风流雅士观光娱乐的场所。它的社会功能及其承载的意义都在趋向多样化。 但在唐代之后,碑刻题记明显减少,女性造像也不再见到。巩义石窟寺经历了宋金繁盛之后,风光许久的石窟寺暂且进入沉寂阶段,至明清仅仅各有一次重修碑记,问津之人杳无音讯。清朝末年,外国人的掠夺和当地士绅的破坏都为石窟寺带来巨大的伤害,短时间的人为破坏远远超过千年的风雨侵蚀。 石刻铭记了千年以来活跃于巩义石窟寺的芸芸众生,他们以自身行为演绎了这个大千世界。从皇家礼佛圣地,到平民化的寺院,再到观光娱乐场所,石刻文字见证了石窟寺社会功能的变迁。女性造像题记的突增与剧减表明了古代女性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微妙转变。皇室贵族与各级官员的来往交际诉说着古代社会的上下交流。一座小小的巩义石窟寺,承载并延续了丰富的历史变迁。对于后人来说,不管前人出于何种目的,某些作为能为后代带来有益的影响,都不应忽略其历史功用。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石窟寺石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2]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3] 荆三林.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149. [4] 魏 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Cave Temple of Gongyi and Value of Its Stone Materials YAO Lu-jia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Cave Temple of Gongyi created during Northern Wei preserves a lot of stone materials and records all kinds of people who left some trace here including royals and civilians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As a resul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history of Gongyi as well as the cave temple that we study the stone materials. Key words: Gongyi; the Cave Temple; stone materials; value; Local Record of Gong County 注: ①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②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③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④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⑤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⑥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⑦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⑧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⑨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⑩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11)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12)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13)《资治通鉴》第二百卷唐纪十六记载:“龙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馀人,诣平壤、镂方行营。”同高丽的战争由此再度展开。 ① 民国《巩县志》,卷二,《舆地?山川》:“河水过孟津入巩县界为小平津。” ②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③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④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⑤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⑥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⑦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⑧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⑨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①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②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③ 参见巩县志编纂委总编辑室编《巩县文史资料(第8辑)文化专辑》,1983年内部印刷,第10页。 ④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⑤ 民国《巩县志》,卷十九,《金石》。 出自: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2010年2期 |